在台灣出版品總數中，非本土創作約占4成，翻譯工作可說是文化生產中相當關鍵的一環。翻譯只是一份居於幕後的工作嗎？在出版環節中，對於譯者有足夠的尊重嗎？閱讀隨身聽本集邀請到美國西北大學人際傳播學博士、旅居舊金山的譯者施清真，她曾任教於淡江大學及輔大大眾傳播系，從事文學翻譯工作超過20年，譯作包括《蘇西的世界》、《接骨師的女兒》、《控制》、《呼喚奇蹟的光》、《我們一無所有》、《生命如不朽繁星》等等。本集節目中，她不僅分享日常工作的安排，也談到譯者身分的觀察，更分享了她個人翻譯過程的層層思考與把關。非常精彩，請別錯過。

【精彩內容摘錄】

➤譯者的生活作息

早上8點多開始工作，中午休息一下，下午工作到5點，一禮拜5天，禮拜六、日休息，我希望時間能固定，這是我的工作習慣。可是翻譯這種事情，沒辦法說停就停，還是會在腦海裡運作。我會固定的進度，今天如果沒有完成，便會累積下去，明天還是要做，這是一個非常需要自制跟自律的行業。

➤譯者只應是一份幕後的工作嗎？

一個譯者到底應該在幕前還是幕後呢？翻譯如果要站在幕前，推自己的譯作，分寸應該如何拿捏呢？這是我常思考的問題。《樹冠上》是我非常喜歡的一本書，從開始執行到翻譯完成，以及正式出版時，我都很用心幫忙推薦這本書。但我每次都思考：這樣做到底對不對？應不應該？國外譯者也面臨這樣的問題，至於不同譯者如何評斷，每個人看法的不同。我也還在學習與思考。

《雲遊者》作者，諾貝爾獎文學獎得主奧爾嘉．朵卡萩（Olga Tokarczuk），她的英文譯者是Jennifer Croft，所有朵卡萩的書都是她由波蘭文譯成英文的。她非常樂於推薦這位作者，從朵卡萩還沒有拿到諾貝爾獎時，她就已經是朵卡萩的譯者了。她最近提出的一個問題：在英譯本中，為什麼譯者的名字沒有出現在書封上？Jennifer Croft很不以為然，她認為讀者是透過閱讀她的文字才能領略朵卡萩的作品，所以她堅持，如果出版社不把譯者名字放在書封上，那她就不再幫出版社翻譯了。

➤譯者幫忙推書，卻被說是想紅

反觀台灣譯者的名字都已經在書封上了，這是某種程度的尊重，可是尊重應該要到怎樣的地步呢？如果譯者跳出來說：「你在閱讀這位作者時，究竟是閱讀他還是閱讀我？」相信確實會讓很多人不以為然。多數人認為翻譯並非創作，書寫才是創作，這是另外一個問題。無論如何，讀者都必須經過譯者的詮釋，譯者付出了心力，應該要得到某種程度的認可，至於認可的程度，則是譯者自己要拿捏的問題。

以我的情況來講，我推薦自己翻譯的書，也碰過一些不同的說法，說我是不是想要出名、刷成就感之類。這樣的話，我聽了當然會不太高興，老實說，依據一般出版社跟譯者簽訂的合約，無論賣多少本，對譯者來說是沒有差別的，我們拿的是稿酬。

我推薦書籍的初衷，是希望作者與譯作被更多人看見，至於如何讓讀者看見的是譯作、是作者，而不是譯者我，這分際很難拿捏。後來我覺得其他人想怎麼說就怎麼說吧，如果能讓大家看見作品的話，那就這樣吧，這是我目前的想法。

➤對譯文的每個判斷與決定，大多是孤獨，且只有翻譯自己清楚

村上春樹在美國有3位譯者，所有作品都是由這3位譯者翻譯，不會由其他譯者插手。剛剛提到的諾貝爾獎得主朵卡萩，譯者也只有Jennifer Croft一位。義大利《那不勒斯故事四部曲》的英譯者也只有一位。

回到台灣現況，這很難做得到，其中涉及很多原因，大多出版社沒有這樣環境、意願來經營同一位譯者或作者。反過來說，一位譯者接案時，也會有時間或種種不同的考量，所以要達成讓同一個譯者來譯同一位作者的所有作品，情況其實並不多見。

一部作品中，作者與譯者的聲音是否相同？這是所有譯者都會面臨的問題。翻譯時，所有的決定權都在譯者自己身上，很少有作者讀得懂你翻譯的語文，所以沒有人能跟譯者一一確認，你的譯文是不是真正傳達出作者的聲音。

所有的尺都在譯者心中，譯者要自己思考、決定，呈現出來的結果究竟如何，只有譯者自己心裡清楚。有時想想，這是很大的壓力，也是很有趣的挑戰。

➤譯一本書，認識一位作者，都是緣分

我的習慣是，如果我開始翻譯一位作者，我會希望也能譯他其他作品，我也會開始讀他的其他作品，從他的作品去更了解這位作者。比方說我譯安東尼．杜爾（Anthony Doerr），雖然只譯了《呼喚奇蹟的光》、《拾貝人》、《羅馬四季》，可是他的其他小說我都讀了，翻譯妮可．克勞斯（Nicole Krauss）的《大宅》、《愛的歷史》跟《烏有》也一樣，我也把她的作品全部讀過，從她的作品裡更了解這位作者。

當然，如果有機會跟作者直接溝通或聊作品的話，能讓譯者更深入了解作品幕後的故事和緣起，當然對翻譯是更好的。

這需要緣分，跟書是緣分，跟作者也是一種緣分。我翻譯了二、三十本小說，譯過很多不同的作者，如果可能的話，我會希望跟他們碰面。我住舊金山，疫情前，舊金山是簽書會很重要的地點，基本上他們都會過來，我也很幸運地碰到很多我的作者。有些作者簽書會後很少聯繫，有些則緣分能夠持續下去，變成朋友。交流問題時，他們會給我很多資訊，讓我自己做決定。

跟我比較要好的是安東尼．馬拉（Anthony Marra），他以前住在奧克蘭，在舊金山灣區對面，我們見面很方便，後來真的變成很好的朋友。其他則是通email，然後有機會見面，這都是很難得的緣分。

• 【延伸閱讀】書．人生．施清真》生命如不朽繁星：馬拉與我，還有爸爸
• 【延伸閱讀】書．人生．施清真》除了作者，沒人比譯者更了解它

➤從當代中文小說尋找翻譯的資源

施清真：在翻譯文學時，要非常注意語言的細微之處：現代人說什麼樣子的話，用什麼樣的語彙？翻譯的字彙是不是跟現代的語詞脫節？這時候就要讀大量的中文小說，所以我每次回台灣都要搬很多很多書回美國。

我每次回台灣時，常跟幾位作家朋友或幾位我敬佩的編輯朋友聊天，他們也都是創作者。他們經常看翻譯小說，關注其中的情節和人物設定。我剛好相反，我會避掉翻譯小說，我專門想看中文小說，因為我想看文字，從中文小說的文字擷取我需要的部分，這是我缺乏的。

主持人：這點讓我想到，已故譯者彭淮棟曾提過，在中文的語言上，他會朝古文吸收，思索怎樣精煉地運用詞彙。在某個標準下，要用更漂亮的方式表達中文，他會往古文找資源。可是妳剛剛提到的，比較是朝現代的中文創作上去尋找，這是很大的不同。

施清真：每次中文卡住，我都會看蘇偉貞的小說，或黃麗群、王定國、吳明益、甘耀明、朱和之，他們的文字讓我覺得，原來中文可以這樣子表達。文字是活的，英文與中文都一樣，1920年代的英文小說跟現在的英文小說，語法、用字都不一樣。如果我翻譯的是近代小說，我會想看近代中文表達的方式……

我現在在翻譯理查．鮑爾斯（Richard Powers）最新的小說，這本小說的文學性不像他前一本《樹冠上》強烈。鮑爾斯寫了二、三十年，他的文字有種特別的透明感。所以最近我重新讀甘耀明和朱和之，我覺得他們的文字給我相似的感受，這是目前的看法。

我的習慣是，翻譯時，我會整個投入到作者跟英文原著中。等譯稿全部出來後，我還會做兩、三次校稿跟潤飾。那這過程中，我會更大量閱讀中文的東西，這時候才真的是修改的時候，初稿只是把意義表達出來，之後文字的細微修改，又是另一個過程。

主持人：修改時，妳還是把英文文本放在旁邊？

施清真：對，絕對以原著為準。

主持人：假設有人在修改過程，把原文放一邊的話，那改出來真的會變成譯者自己的一種「再創作」了。

施清真：我在第三校時，就會把原著擺開了。因為到第三校時，我會以中文讀者的角度來閱讀。我已經譯過一次、校對兩次，都對照英文的原著，到了第三校，我已經從頭到尾都熟悉了，所以想要跳出這樣的框框，純粹從中文讀者的角度，確認譯文到底像不像中文，看看它順不順，這是我的工作習慣。●

主持人：吳家恆，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畢業，英國愛丁堡大學音樂碩士，遊走媒體、出版、表演藝術多年，曾任職天下雜誌、時報出版、音樂時代、遠流出版、雲門舞集、臺中國家歌劇院。除了在大學授課，在臺中古典音樂台擔任主持人之外，也從事翻譯，譯有《心動之處》、《舒伯特的冬之旅》、《馬基維利》、《光影交舞石頭記》等書。

片頭、片尾音樂：微光古樂集The Gleam Ensemble Taiw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