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書在日本3 譯者》民主與女性議題超越日本,令人嚮往:三須祐介、倉本知明、及川茜專訪

2020-06-22 10:20
  • 黃碧君(太台本屋 tai-tai books 代表)

日本學者兼譯者,左起及川茜、三須祐介、倉本知明(圖片提供:黃碧君/台北詩歌節

2012年1月,筆者在東京成立工作室,走入日譯推廣台灣書籍的未知領域。當時移居日本已三年多,也曾在版權代理公司兼職過一年。以自由接案翻譯日文書長達十數年的自由工作者身份,我平日即常留意書市,也常逛書店,然而來到日本生活後,深感接觸到中文書的機會很少。

當時身邊的日本朋友常問道:「有推薦的台灣作品嗎?」「哪裡可以買到台灣書的日文翻譯呢?」這些問題進駐腦裡後,走進書店我總會特別留意是否有台灣作品的日譯本。相對於在台灣書店裡外國譯本經常占據平台的大半或整櫃的現象,日本書店裡台灣作品難尋,此文化不平等輸出的事實雖然早有所聞,實際感受發酵後,成為我投身台書推廣的遠因。

至於在異鄉做此決定的近因,其實也沒有想太多,只是剛好在東京結識了一心想翻譯台灣書的天野健太郎。既然身邊難得出現一位現成且熱衷台灣書的譯者,何不趁著311後台灣知名度漸廣的時機試試看呢。


天野健太郎(左)與黃碧君曾合作成立「聞文堂」,將台灣作品譯介至日本(黃碧君提供)

真正投入台灣書籍的日譯工作後,才漸漸得知:其實過往30至50年間,日譯的台書已累積了兩百餘本,近年來平均一年約有10本台灣文學被譯成日文,除了選集及知名文學經典外,原住民文學及詩集是另二大類別。

然而,這些日譯本在日本的一般書店幾乎看不到,進一步理解才發現,這些書的譯者幾乎都是學術界人士,主要以研究為目的而翻譯,出版方以學術出版社為多,因而只在學界和圖書館流通。

在日本推介台灣版權時,譯者問題是不可跳過的重要一環。在網羅蒐集現下的譯者名單過程中,筆者深深感受到台灣書譯者的匱乏,以及市場的困難。

在日本,懂中文的人其實不算少,但多從事商業或新聞媒體的翻譯。當書市長期低迷,書籍及文學翻譯無法撐起商業規模,以稿費維生更不可行時,自然無法吸引有志者投入。以下專訪的3位兼職譯者,他們都已譯過2至3本台灣作品,主要工作仍為教職。藉由3位譯者的現身說法,來看「台灣文學在日本」的發展及困境,並尋找問題所在。

被動接案為主,無法期待稿費收入

1970年生,現任教於立命館大學的三須祐介,專長領域為近代戲曲、同志文學,譯作有胡淑雯《太陽的血是黑色的》(太陽の血は黒い),現正翻譯徐嘉澤《下一個天亮》,將於夏季出版。三須表示,1980年後半開始,台灣譯作有一定程度的存在感,數量也穩定增加,但因文學市場持續萎縮,海外文學更顯小眾。他認為海外文學的翻譯很重要,可說是認識世界的窗口,能接觸不同於日語的品味及世界,有餘力仍希望推動台灣書的日譯。


《朝日新聞》報導胡淑雯日譯作品《太陽的血是黑的》(黃英哲提供)

1984年生的倉本知明,目前任職於台灣文藻外語大學,譯有蘇偉貞《沉默之島》(沈黙の島)、伊格言《零地點》(グラウンド・ゼロ 台湾第四原発事故)、王聰威《生之靜物》(ここにいる)等書。倉本指出,獨特多元卻小眾是台灣文學的特色,因而難有發展成為暢銷書的大眾市場潛力。要在日本推動台灣文學的發展,必須投入資金及人力,如保障譯者基本收入、舉辦各式活動,以及善用媒體廣告等,才有可能拓展讀者群。

目前任教於神田外語大學的及川茜,譯有《郝景芳短篇集》、鯨向海《A夢》等書。1981年生的及川對於台灣有非常多的文學活動感到驚訝,覺得作家和讀者的互動十分密切且熱絡,是日本出版市場沒有的現象。針對此點,三須回應表示,台灣長久以來舉辦各式各樣文學營的傳統,確實吸引並培養出下一代的年輕讀者,他對此感到欣羨。

由3位譯者口中得知,在教職之外,他們能挪出從事翻譯的時間有限,且由於稿費收入低,要維持翻譯品質實為困難。言下之意,要以翻譯維生,專注在文學作品的翻譯工作,根本不可能。他們會接的翻譯案件,多半是因研究相關及出版社的邀約。一年最多只能翻譯1至2本書。行有餘力,他們會參與宣傳活動,協助新書推廣活動的口譯或主持等工作。

在這些出版後的活動中,和讀者的短暫交流見面會上,譯者們可以獲得一些共嗚和成就感,感受到翻譯的苦心沒有白費。此外,倉本每隔3個月會在網路上推薦自己選的書,但若要主動促成版權交易,則又是另一個專業,即使花費一番心力,大多也很難談成。

台灣書的魅力,在日本的機會點

3位譯者都認為,台灣文學的魅力和機會在於其多樣性。然而台灣的多樣性,也同時反映出翻譯上的難度,並且可能成為日本讀者難以進入,或不易引起共鳴的原因。

比如談到作品的多語言性,除了主要的正體中文外,台灣文學作品時而夾雜台語。及川表示:「台語部份難免有隔靴搔癢之憾,難以重現原文的神韻及味道」,更遑論還有客語、原住民語、馬華甚至新住民文化。

倉本則表示:「台灣文學和日本文學相對單一的音調極為不同,要顯出原著的層次非常不容易。」而三須更明白指出,「對很多日本人來說,台灣仍是被消費的南國,不理解過去的歷史及日台關係的人很多,他們對台灣雖然有親切感,認知卻很表面,甚至有許多誤解。」

不過,三須也認為,台灣書及台灣文學所具有的多樣性,應該能發揮啟蒙作用。誠如倉本舉例說明,「同志文學及LGBT、民主表現及廢核問題等,台灣都走在日本前面,是日本人嚮往及缺乏的部份。」

另一方面,倉本也提到,台灣文學裡的強勢女性形象,不易引起讀者共嗚。「這也說明了為什麼《82年生的金智英》裡被社會默視及對女性的潛規則,能在日本引起廣大的共嗚,成為大賣15萬本的暢銷原因。追根究柢來說,將女性太強勢視為弱點,才是日本社會的陋習吧。」

未來想翻譯的作家及作品

專長領域為馬華文學、台灣現代詩及日中比較文學的及川茜,剛譯完陳志鴻《幸福樓》裡的一篇〈佛往深山求〉。最近兩年,她斷斷續續翻譯李永平的《朱鴒書》,希望明年能順利付梓。目前及川手上還有兩本待譯書籍,未來希望能譯賀淑芳的小說集(其中兩篇已在雜誌上發表,網路上可以讀到)。近期作品中,她最想譯的是張亦絢《性意思史》和連明偉《藍莓夜的告白》。

專門研究近代演劇的三須,未來希望有機會能翻譯林懷民的早期作品集《蟬》。

倉本目前正在翻譯的是吳明益《睡眠的航線》及張渝歌的《荒聞》。他希望接下來能搭上目前在日本正熱的華文推理小說風潮,有機會翻譯台灣也正不斷進化的推理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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