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書在日本2 歷史》性別書寫與純文學,敲開日本書市窄門:橋本恭子、黃英哲專訪

(圖片來源:flickr_Pingz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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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台灣圖書向日本社會叩關的拓荒階段以來,台灣文學研究者的翻譯及推介,一直是其中的關鍵力量。即使當前投入日本書市的台灣作品類型多元化,學者們仍是台灣文學創作重要的中介者與詮釋者。

Openbook訪問專研台灣文學的日本社會事業大學非常勤講師橋本恭子,及常年為台灣與日本出版社積極奔走、現任愛知大學教授的黃英哲,為我們解讀台灣圖書引進日本的發展史,並眺望未來努力前進的方向。

從莎喲娜啦開啟源頭

橋本表示,嚴格來說,1979年《莎喲娜啦.再見》日譯本推出時,雖然獲得許多日本媒體的討論與專家書評的眷顧,並創下難以超越的銷售佳績,但若要將它視為台灣作品進駐日本市場的起點,仍然有點勉強。因為40年前這部譯本的出現,主要在反映當時日本的社會現象,而非為了服務一般文學讀者。

「那個年代,日本有個連小孩子都知道的、極大的社會問題——很多人會組團前往台灣、韓國、東南亞,名為旅遊,實為買春。有位專門研究國際人權問題的學者,為此便翻譯了《莎喲娜啦.再見》。」橋本說。

黃春明小說《莎喲娜啦.再見》故事述及台人接待買春日客的痛苦與憤怒,適時地為當時的日本社會提供了自我反省的基礎。只是,雖然這部作品因而獲得不小的關注,但就酷愛閱讀的橋本印象所及,直到80年代中葉,台灣書在日本依然非常少見,研究台灣的學者也不多。究其原因,應與當時的政治氛圍大有關係。

橋本表示:「二戰結束後,戰敗的日本閉口不談過去的殖民統治,這段期間,日本與中國的關係也在重建中,因此學界不大敢研究台灣。」這樣的情況一直延續到1966年,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為止。日人因為無法再到中國唸書,對華文世界的研究才開始有機會轉向台灣。

70年代中期,旅日學者戴國煇在一片研究中國為尚的風氣中,逆向創辦「東寧會」(「台灣現代史研究會」前身),對當時研究台灣史的日本年輕學者來說影響甚鉅,吳濁流的日文作品《黎明前的台灣》、《在泥濘中掙扎》、《亞細亞的孤兒》等書的出版,亦是由他所促成。橋本的老師,現任一橋大學名譽教授的松永正義,正是深受戴國煇影響的學者之一。

只不過,即便台灣不再是觸碰不了的領域,在1987年解嚴之前,台灣的歷史對當局仍是不可探究的禁地(當然也包括「前朝」的文獻),因此有志於此的日本學者,只好轉而閱讀台灣的當代文學。

80年代以降,台灣新電影讓全世界感受到這座島嶼的風情魅力,日本對台灣文化的興趣也順勢提昇。橋本說:「我本來唸法國文學,那時還沒開始研究台灣文學,但李昂的《殺夫》才剛翻成日文,我就已經通通都看了。」


日本學者橋本恭子對台灣文學研究甚深(橋本恭子提供)

早期日譯作品數量不多,台灣文學能見度不高

半世紀以來,日本大眾對台灣文化的接收過程,大抵是從電影與音樂開始,最後才擴及小說。只是在20世紀最後20年這個階段,即便台灣新浪潮電影在日本已具知名度,但台灣文學在日本才剛跨出第一步,日譯作品稀少,尚未醞釀出足夠的上升氣流跟著電影一同普及。

從出版紀錄便得以證實,1980年至2000年間,相較於電影的蓬勃,譯介到日本的台灣書,能見度並不符想像與期待。一般民眾雖然可以買到,但事實上,大多數日本讀者對台灣文學仍十分陌生。當時擔負起台灣文學翻譯重責的,大多是在大學任教的研究者。橋本說:「大家以為日本像台灣一樣,學院附近也有大專用書專賣店,在那裡就能買到這些翻譯書嗎?這其實是很大的誤解。」

撇開早期不夠面向市場的問題,在1980到2000年的時間裡,號稱華文圖書專門店的研文出版社,可謂日本第一個有系統推出台灣書籍的出版社。1984年由松永正義及其團隊主導翻譯的「台灣現代小說選」,目的正是為了將台灣文學推廣給尚無中文能力的年輕後輩研讀,而橋本這一代學子正好適逢其時。


研文出版社「台灣現代小說選」(翻攝自研文出版

若說松永正義及參與研究會的學者們,代表的是日本開拓台灣文學出版荒原的先行者,那麼在台灣政府與日本出版社之間積極奔走的黃英哲,便是帶動台灣文學類型選編的領頭羊。在進入新世紀以來的10年間,黃英哲為台灣政府推行的「中書外譯計畫」,就交出了好幾條精采的書系與成績單。

「中書外譯計畫」打開通往世界的大門

隨著解嚴後台灣經濟的蓬勃發展,90年代文建會開始為文化輸出推動「中書外譯」計畫,有系統地與美、日等國的大學出版社或民間學術出版社合作,讓台灣文學從此打開了通往世界的大門。自1999至2008年間,任教於日本愛知大學的黃英哲教授就主編了「新台灣文學」、「台灣性少數文學」、「台灣熱帶文學」等系列,計20本書。

黃英哲表示,「台灣文學」經過文建會、文化部的獎助,在多方多年的努力下已有一定成績。除了「台灣文學」之外,「台灣漢學」也是不能忽視的重要板塊。自2014年開始,由蔣經國國際學術基金會支持,中研院院士王德威、黃進興推動,黃英哲與日本一橋大學教授洪郁如執行的「台灣學術與文化研究叢書」,陸續日譯出版,其中有的作品已經再版,在日本學術界建立口碑,市場反應也不錯。


「台灣熱帶文學」系列書封(黃英哲提供)

以「台灣性少數文學」為例,在企畫之前,黃英哲與東京大學文學教授藤井省三、日本大學教授山口守合編的「新台灣文學」系列中,就已翻譯了白先勇的《孽子》和朱天文的《荒人手記》。兩本書在日本的現代文學、純文學領域都得到非常高的評價。

黃英哲表示,企畫「台灣性少數文學系列」的最大功勞者,是兩位非常優秀的現代文學學者與譯者:白水紀子教授與垂水千惠教授。「日本學者和我都認為,台灣性少數的文學書寫絕對與歐美世界文學同步,領先亞洲地區各國的性少數文學書寫。」

在「台灣性少數文學系列」出版前,日本並沒有全面的性少數文學書寫及系統性出版。黃英哲指出,「這個系列得到日本文學界與學術界的好評,提供日本學者研究LGBT文學的文本,影響了日本的大學內『性別研究中心』與『性別研究講座』的研究對象。」

這個文化現象,也為在日台灣女作家李琴峰提供了崛起的背景,不過黃英哲坦言:「老實說要成為暢銷書很難,因為市場仍然有限。」


愛知大學教授黃英哲是台灣文學日譯的重要推手(黃英哲提供)

橋本則表示,台灣從90年代至今,同志文學是一大潮流,反觀日本的同志議題不像台灣那麼盛行,同志文學都是零散的點,直到2015年才形成較為普及的話題。從這個角度來看,2008年推出的「台灣性少數文學」系列,對日本讀者而言,時機有點過早。

橋本說:「2014年日本有專門閱讀同志文學的讀書會,我向他們提起這個書系,他們才發現有這些作品,並開始在圈內宣傳台灣同志文學,不過仍屬低調小眾。如果是現在出版的話,會受歡迎吧?近年日本出版社也很願意出版同志文學了,我覺得台灣同志文學在日本,很有機會再經營起來。」

她表示:「日本本土的同志文學創作至今仍停留在個人層面,談的多是自己私密的性與愛,而台灣早已突破這一層,開始談個人與社會的關係,觀點宏大。日本讀者很需要吸收學習台灣,將眼界打開一點。」

台灣書有多樣性,但缺乏代表性

新世紀以來的20年間,台灣圖書引進日本的紀錄大幅提昇,目前每個月都有台灣作品在日本出版(除文學作品外,也包含生活類、類型小說、漫畫等作品)。而另一個明顯的變化則是,因為補助政策的改弦更張,除了系列叢書變少,日本的學術出版社也不太出台灣書了。

黃英哲對化整為零的出版現象,提出了他的擔憂:「2012年文建會改制為文化部之後,專案的補助方式幾乎沒有了,轉而鼓勵更多單位、更多的人來申請。此方式有其利弊,但系列的出版已不可能了,然而單一出版很快就消失在書海中,起的作用不大。」


日本Arumu出版社「台灣文學選集」宣傳單(黃英哲提供)

針對近10年來台灣在日本的出版類型趨向多元,橋本則是樂觀其成,認為是好現象。只不過,她同時也發現台灣書「有多樣性,但無代表性」的問題。

橋本透過2019年1 月到2020 年6月期間在國立一橋大學附近增田書店拍攝的照片,得出以下分析:

  1. 台灣文學作品一被翻譯就出現在書架上,可是過幾個月就消失了。跟韓國文學比較起來,好像難以長期暢銷。
  2. 韓國文學作品也是一被翻譯就出現在架上,其中幾本長期暢銷,逐漸占著固定的空間。
  3. 中國文學的譯作,尤其科幻小說去年(2019)突然走紅,所以目前書店仍熱烈推廣。

「對日本讀者而言,台灣文學不像韓國的女性文學,目前市場上已非常普遍,形成一大潮流。相較之下,台灣書不夠明顯,比較缺乏記憶點。」橋本說。

與二、三十年前比較起來,進入日本市場的台灣作品已有長足的進步,包括甘耀明、吳明益等作家,不只在日本學術圈受到關注,媒體、讀者,甚至作家之間也有頗多討論。只是,打進日本市場的單書雖然數量趨多,但個別的能見度不高、銷售量也不大,可能還來不及讓日本讀者認識,就已消失在市場上,這是現階段台灣書辛苦的地方。


攝於國立一橋大學附近的增田書店(橋本恭子提供)

「台灣書在日本最大的困難,還是市場問題。」黃英哲表示。不過,他並不純然悲觀,他認為基於台灣與日本的複雜關係,日本人普遍對台灣存有好感,台灣書在日本仍有機會。關鍵在於,應由專業代理商或代理人積極向日本出版社促銷台灣作品。

「代理商或代理人應當積極調查日本人的閱讀口味、閱讀興趣,特別在小說作品中如何巧妙地加入日本元素。」黃英哲說,「近幾年吳明益的文學作品在日本受到歡迎,起碼都能再版或三版(在日本的台灣文學作品,視情況通常一刷約2000冊),就是一個成功例子。」

此外,日本每年總會有幾本通俗性的台灣相關出版,例如旅行、食文化、攝影、日台交流的美談等非學術性的作品,對喜歡台灣的日本讀者來說多少具有市場能力。黃英哲表示:「出版業的全球不景氣,閱讀人口的減少,人類如果能夠養成電子書的閱讀習慣,那麼出版仍不會死的。」


2015年作家朱天心於名古屋舉行「台灣文學講座」(黃英哲提供)

台灣曾經錯過的,及未來的機會

早期《莎喲娜啦.再見》在日本掀起廣泛討論,但因台灣戒嚴造成的斷裂,讓台灣文學無法藉此在日本繼續被拓展討論,是第一個可惜。

90年代新浪潮電影曾引起風潮,書籍卻未能順利接上,來不及開啟日本讀者的目光就斷訊了,是第二個可惜。

新世紀在日本問世的主題書系十分可貴,只是台灣同志文學的譯介早於日本社會的需求,當年日本讀者錯過的譯本如今也已絕版,是第三個可惜。

橋本恭子認為,文學與電影、音樂、文化、美食、旅遊,甚至社會一切種種,都是相互延伸、無法切割的。出版不能只寄望於日本人對台灣的好感,文學的目光也不能只侷限於書籍,這一切都不是一步就能到位的。

她說,從早年日本對《莎喲娜啦.再見》的探討,即知日本與亞洲的關係中,台灣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尤其在全球化的今日,許多議題是普世共通的,例如弱勢族群的貧苦問題,許多電影和文學都有處理到這點,讀者會有共鳴。


2017年於日本名古屋舉辦的台灣電影紀錄片研討會(黃英哲提供)

橋本以報導文學為例,指出台灣的紀錄片在日本已經受到歡迎,但報導文學卻尚未引進,也就是說,日本這塊市場台灣幾乎還沒有人去敲門探路。她呼籲出版界要趕快接上,別再錯過,造成第四個可惜。

「我正在幫白水社翻譯《無家者》這本書,下一本我還想翻譯《靜寂工人》。社會底層的處境是全球都在關注的議題,像這樣的書,台灣與日本絕對有互相學習借鏡的地方,我相信日本讀者會感興趣。」

「被看見、被討論。」橋本說:「翻譯這樣的書,以及它在日本出版的意義,我想就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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