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以文學為柄、翻譯為斧,鑿開閱讀的邊界:國外譯者眼中的台灣文學

(原始圖像來源:Unsplash_Mat Reding

3月初,由國立臺灣文學館主辦的「譯者駐村計畫」,舉辦為期兩天的「台灣文學外譯」譯者工作坊。來自捷克、法國、日本三地的專業譯者,分享他們翻譯台灣文學、踏查台灣文學的實景,並持續譯介台灣文壇秀異作家過程的寶貴經驗。

▉台灣文學在捷克:白蓮娜VS.吳明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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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吳明益(左)與捷克譯者白蓮娜

捷克譯者白蓮娜(Pavlína Krámská)與吳明益率先對談。白蓮娜長期關注、研究台灣文學中的自然書寫,與插畫家湯瑪士.瑞杰可(Tomáš Řízek)共同創立「麋鹿出版社」(Mi:Lu Publishing),持續為捷克讀者推介台灣文學以及文化,除了出版劉克襄、廖鴻基、楊牧、吳明益等名家作品外,也創作了多部台灣兒童文學書籍。

白蓮娜尤愛吳明益的散文,她回溯最初接觸吳明益作品的時光,再次為其視覺與聽覺的描述震動。除此之外,她也發現,吳明益常在作品中嘗試處理歐洲文化、藝術等主題,讓她在翻譯作品時,也能間接思考亞洲人如何想像歐洲的文藝作品。「共通性與獨特性之間的平衡,是我在選擇翻譯作品時的標準。」她說。

20世紀初,捷克漢學家普實克(Jaroslav Průšek)首次將華文文學導介進入捷克,針對白話文作品做了系統性研究,除了在課堂教學之外,也同時從事文本翻譯工作,華文文學的種子由此種下。

而直至90年代,捷克漢學界才漸漸將觸角探至台灣文學,遲至2000年,台灣作家的小說選集才正式翻譯付梓。白蓮娜說明,「但台灣文學剛開始是被歸類在華文文學的一部分,並未獨立出來。」

2010年以後,兩家捷克的出版社各自規畫了「台灣文學書系」。第一家是IFP出版社,第二家是白蓮娜主持的麋鹿出版社。陸續介紹台灣女性作家與自然文學作品等,讓台灣文學的多樣性在捷克開展姿態,也擴大了讀者視野。2016年麋鹿陸續出版吳明益《複眼人》以及羅青詩集,2017年則出版了廖鴻基《討海人》,IFP則出版夏曼.藍波安《天空的眼睛》,也都有不錯的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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麋鹿出版社譯介的台灣文學作品,左起:《複眼人》、羅青詩集與《討海人》捷克版書封

白蓮娜認為,自然文學經常會談論環保問題,是跨越國籍的共通經驗,自然形成一種共通主題,「因此當討論到吳明益的作品時,我們通常會以世界文學的作品來看待,而非只是台灣作品。」從共通性到獨特性,再從獨特性發展成共通性,白蓮娜譯介台灣作品時,希望能帶出此一思考的層面。

語言同時也是一個族群的生活文化與樣貌的濃縮單位。白蓮娜指出,翻譯吳明益作品時發現一個有趣現象:「捷克文中與水有關的名詞不多,反而動詞與狀聲詞較多。譬如『潺潺』在捷克文中,能直接使用動詞表達,因而有不同的節奏,翻譯時也會考慮速度感。」

吳明益的散文《迷蝶誌》是最早被譯介至國外的作品,《複眼人》已出版有九個國家譯本——英國與美國的譯者雖然相同,但會針對各國國家的語境調整不同版本。在分享自己的作品被國外譯介的情形時,吳明益說,從書封的設計上,也能看見不同的文化轉譯,是極為有趣的觀察。

作品的譯者都是經過作者自己挑選的嗎?吳明益表示,譯者的管道通常分為三類:第一,譯者對作品具有熱情與喜愛,主動聯繫翻譯。第二,透過國家補助而與作者認識的譯者。第三,經紀公司介紹。

他分享一段與日本譯者天野健太郎的深刻的緣分,「翻譯《單車失竊記》時,天野健太郎先生細膩到會問書中出現的卡車是什麼型號、多高、容量是多少CC等細節問題。」為了推廣書而譯作,譯者下足功夫,花了不少力氣,他們慎重介紹作家作品到國外的精神,更讓吳明益感動。

▉台灣文學在法國:關首奇vs.瓦歷斯.諾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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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瓦歷斯.諾幹(左)與法國譯者關首奇

在法國譯者關首奇(Gwennaël Gaffric)與瓦歷斯.諾幹的對談中,兩人從華文作品在法國的發展軌跡,一路暢談到原住民文學。

擔任法國亞洲書庫出版社(L'Asiathèque)「台灣小說系列」總編輯的關首奇,追溯華文作品最初是於1980年代進入法國,「台灣文學有很大一部分是由譯者自發性推薦給出版社,最先大多推反共作品,直至90年代,王文興《家變》、白先勇《台北人》、張大春《將軍碑》等作品才陸續登陸法國。」

與捷克相同,其時法國對於華文文學的認知尚未有明確的「台灣」概念,許多台灣作家的作品仍被包裝成「中國」的代表性作家。直到2000年,平路、李昂、夏曼.藍波安等人的作品,得力台灣文化單位的補助,譯介進法國,才脫離反共論述的路線。

2015年,關首奇成立「台灣小說系列」,更著眼於台灣1987年解嚴後的當代重要作品。瓦歷斯.諾幹的《瓦歷斯微小說》、紀大偉《膜》、吳明益《天橋上的魔術師》與黃崇凱等人的作品陸續出版,「台灣」二字更具能見度,而隨著譯介作品中碰觸的多元族群與社會議題,也綻放了作品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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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亞洲書庫出版社譯介的台灣文學作品,左起:《瓦歷斯微小說》、《膜》與《天橋上的魔術師》法文版書封

系列譯作中較為特別的是電影《悲情城市》的劇本。關首奇說,「因為《悲情城市》講述台灣歷史及文化,是了解台灣的一扇窗口,因此也有一部分法國人是透過電影了解台灣的。」

關首奇也同時關注台灣原住民文學作家,他提出一個特別的觀察:「台灣出版業對於原住民作家的期待,好像多著重在部落書寫。」但他偏偏發現,瓦歷斯.諾幹創作的能量不僅止於描寫部落,而具備更豐沛的能量。

「瓦歷斯老師的小說集嘗試用新的文類創作,內容不見得跟原住民題材相關,譬如《瓦歷斯微小說》在350字中創造一個故事宇宙,便是在文學上的一大挑戰,讓國外讀者驚艷於,台灣作家不只寫台灣而已,更企圖以文學與世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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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住民文學作家瓦歷斯.諾幹(取自lettresdetaiwan

隨著作品的譯介,瓦歷斯.諾幹在法國打開了知名度,也因此有機會受邀參與法國遊牧文學節(Festival Lettres Nomades)。回憶當時自己作品被當作教材授課的過程,瓦歷斯充滿感動,「遊牧文學節的活動與學校合作,早在我出發的半年之前,就把作品提供給學校。學校配合文學節的主題調整教學內容,帶領學生認識台灣。因為有這樣的操作與閱讀過程,讓那些孩子們得以更深入認識台灣、思考文本,提出的問題也更加深刻。」他期許未來台灣也能有這類與國外作者交流的文學節。

▉台灣文學在日本:世代交流與全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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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光華女子大學教授澤井律之(左)與政大台文所教授吳佩珍

第三場座談安排了任教於日本京都光華女子大學的澤井律之(Sawai Noriyuki)教授,與政大台文所吳佩珍教授進行對談。除了翻譯作品,兩人也從學術的角度,看台灣作品在日本的翻譯現況。

澤井律之首先爬梳二次戰後至近代台灣文學作家發表的小說,簡述台灣文學在日本發展的情形。他表示,早期邱永漢與吳濁流作品能在日本陸續出版,多是透過灣生評論家的協助。2000年之後,因為大量媒體曝光度,以及東山彰良、温又柔與李琴峰等以日文創作的台籍作家相繼獲得日本文學大獎,某種程度影響了日本文學界對台灣文學的興趣。

吳佩珍透過《日本經濟新聞》與《朝日新聞》的書評報導發現,2000年之前,作品的譯介多是日本的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研究者合作進行,讀者大多為學者或相關研究者。澤井則補充,1990-2010年間,日本的台灣文學研究者與台灣文化部合作,也讓民間對於台灣文學的關心日益擴張,間接帶動日本民間出版社出版台灣文學作品。

有學員提問:「日本在選擇台灣文學的書目單上,偏向學者選書,未來將台灣文學作品推廣到日本時,仍以研究為選擇標準嗎?另外,台灣方面在選書上有沒有什麼戰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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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佩珍回應,她曾試圖打破這樣的揀選趨向,向日本出版社推薦書單時,也推動新世代的作品,「新世代作家寫出的作品,多有共通性,作品只要有趣就推得出去。」只不過,在台灣獲得好評的作品,到了日本並不一定能受歡迎。

「國外認識亞洲文學時,主要還是以學校課程為主,因此推廣時也會思考怎樣的文學作品能讓大學老師在課程採用時感覺有趣。」台灣內容力出版經紀統籌鄧靜葳另補充,「推薦作品時通常還會以兩者為優先考量:第一,曾獲獎的作品。第二,符合時下社會現況或全球性議題,如#me too運動、同志議題等,都是首要輸入與輸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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