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選評審,左起:馮勃翰、吳家恆、詹素娟、鄭力軒、林豐利
因為疫病的關係,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
這句話到了這一年的年底再說,已如老生常談,浮濫而無趣。因為疫病衝擊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各個行業,沒有受到影響的領域恐怕少之又少。處處都特殊,以至於特殊成了常態;如常不受影響之處,反而是異常。但如常與異常很難截然二分,即使在同一個產業內,影響與衝擊也不是均質地發生。
以出版而言,隨著疫情的發展,最容易、最直接受影響的是銷售端;但是在生產端,因為很多出版社的出版計畫在前一年就已經底定,除非是疫情衝擊到基本的運作能力,否則理論上就是按計畫出書,變化不一定很大。書照計畫出,至於賣不賣得掉,那要過比較長的一段時間才會知道。
Openbook的年度好書,對銷售有多大助益,也很難說,但至少讓一些書多個機會露臉,多一點人知道,或許就促成了人與書之間的緣分。沒有入選,也不代表書不好,其間的因素很多。僧多粥少,本來就不能周全,雖然評審的專業涵蓋了物理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與出版業,力求組成平衡,若是換一組批評審,獲選的書單必然會有所不同。怎麼選都有遺珠,怎麼選都有遺憾。「年度中文創作」以及「年度翻譯書」兩個獎項中的非文學類書籍,從半年前就開始進行複選,到了決選階段,從39本翻譯書之中選出6本,從9本中文創作書籍選出3本。
這樣的畫分與比例,反映了產業的樣態,尤其中文創作的非文學類書籍,更反映了知識轉化的能力,反映了台灣的社會在過去一年中集體關注的焦點。
2019年,香港因「反送中」引起的動盪──香港人在抗爭的時間長度與強度、港府的因應、北京的態度以及世界各國的反應──受到舉世關注。台灣在「一個中國」的主張下,與香港的休戚與共之感漸增,這可以解釋在進入決選的9本書中,有3本的主題與香港2019年引起的抗爭有關:台大社會系教授何明修的《為什麼要佔領街頭?從太陽花、雨傘,到反送中運動》(左岸)、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的《反抗的共同體:2019香港反送中運動》(左岸)與署名「傘下的人」的《我們的最後進化》(一人)。
這3本書聚焦雖同,但取徑各異。在方法論上,《為什麼要佔領街頭?》是最嚴謹周密的,但也因此跟一般讀者較有隔閡。相較之下,《我們的最後進化》是實際置身運動之中的十多位香港媒體人留下的見證與紀錄,鮮活而直接。這些文字有可能在動盪與迅速變化的局勢中沖刷掉,但因為集結成書而多了一點抵抗消磨的可能。《反抗的共同體》雖然也是隨著局勢發展所做的書寫,但因為作者是受過政治學訓練的香港學者,熟悉香港,下筆兼顧歷史縱深,有助於香港以外的讀者建立脈絡,這是獲選的主因。
另外兩本非文學的中文書,則是在評審相當一致的共識下出線。《通往世界的植物:臺灣高山植物的時空旅史》和《毋甘願的電影史:曾經,臺灣有個好萊塢》兩書題材迥異:前者是把時間尺度拉到數百萬年、空間範圍擴及全球,以高山植物為線索,探查台灣這座島嶼與世界的連結;後者寫的是臺語電影在二戰後曾經有過的光輝歲月。
這兩本書至少有兩個共同點:它們都是春山出版所出版;它們都以學位論文為基礎,經過改寫、重塑,成為內容充實、具有高度可讀性的書籍。博碩士論文代表一個課題經過相當程度的處理,滿足一定的學術要求。至於能否發展成在大眾出版市場被接受的讀物,有賴於作者的意願與能力,以及能否與出版社通力合作。其間所耗費的時間、心力,作者與出版社所擔負的不確定性與風險都相當可觀。兩本題材不同的書出於同一家出版社,說明了出版社在非文學書籍的選題、企畫與編輯的能力。
徒有出版社做巧婦,那也是不夠的,還得有作者種田,才有米可以下鍋煮飯。台灣的非文學出版市場,從90年代以翻譯書風頭獨健,到今天已經有些非翻譯書籍在題材處理、書寫技巧上並不遜色。這次進入決選的《爆料商周:上古史超譯筆記》(遠足文化)一如書名,讀起來很能讓讀者對3000年前的商周感到有趣而親近。《流轉的亞洲細語:當代日本列島作家如何書寫台灣、中國大陸》(游擊文化)是在東海大學日文系任教的笹沼俊暁以中文寫作,觀察細膩,視角獨特。《爭論中的德國:如何在歧異中共存,理性明辨走向成熟民主》,從副標就可知,作者蔡慶樺有意給台灣的社會提供「他山之石」。
非文學中文書籍的出版往往需要慢慢醞釀,相較之下,翻譯書的出版可以很快,題材範圍更廣、也更多元。今年的疫病來得又急又快,國外出版界根本還來不及回應。今周刊或許出自新聞的嗅覺,在年中出版了《百年抗疫:1918後被流感改變的世界》,副標充滿了既視感,把1918改成2020,「流感」改成「covid-19」,就說出了很多人的感慨:世界不一樣了;經過這次疫情,很多事情可能都回不去了。「沒魚蝦也好」,既然眼前沒有書談covid-19,那就談一談1918年的全球流感大流行,也可應景。
既然是書寫疾病、醫療與社會,與《免疫解碼:免疫科學的最新發現,未來醫療的生死關鍵》(奇光出版)相比,顯然《免疫解碼》更豐富、更切合時代。
在決選書單上,值得一提的同領域書籍還有《變形記:一部醫學與人體變化的文化史》(木馬)、《亞斯伯格的孩子們:自閉症在納粹維也納的起源》(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雞冠天下:一部自然史,雞如何壯闊世界,和人類共創文明》(左岸)。《變形記》從醫療史觀照人體的變化,文學質地飽滿;《亞斯伯格的孩子們》揭露自閉症研究背後的暗黑歷史。這幾本書都有評審屬意並支持,但是未能達到絕對多數,只有《雞冠天下》是例外。這本書以雞這麼看似平凡無奇的家禽為主題,鋪陳雞對人類的重要性,敘事能力高超,讓讀者驚艷,難以釋手。
歷史書在決選書單中也占了相當的「份量」:《帝國棄民:日本在臺灣「蕃界」內的統治(1874-1945)》(台大出版中心)、《躁動的亡魂:太平天國戰爭的暴力、失序與死亡》(衛城)、《真理的史詩:從創建殖民地到獨立戰爭,從解放黑奴到民粹雲起,一段歷經五百年驗證、淬鍊的美國全史》(馬可孛羅)。此外還有《最後的十字軍東征:航海家達伽馬的史詩旅程》(馬可孛羅)、《黎凡特:基督教、伊斯蘭與猶太教共存的實驗場,士麥拿、亞歷山卓及貝魯特諸城人文史》(馬可孛羅)、《紅心戀歌:20世紀兩場革命中的跨國愛情體驗》(遠流)、《偉大的俄羅斯回來了:國族、極權、歷史記憶,人民為何再次臣屬於普丁的國家?》(馬可孛羅)。最後獲選的是左岸出版的《公司與幕府:荷蘭東印度公司如何融入東亞秩序,台灣如何織入全球的網》。
每本書的要旨其實不用多加解釋,副書名就已經說明清楚。這也是為了給讀者提供更多的關鍵字,方便上網搜尋,所以書名往往多達數十字。每本書的厚度也相當可觀,動輒四、五百頁,字數二、三十萬字。《真理的史詩》更是全套三巨冊,頁數破千。以如此篇幅來敘述一個主題,勢必鉅細靡遺,不僅是作者的挑戰,對讀者、譯者和出版社也是很大的考驗。
頁數少往往意味著成本較低、利潤空間較大、製作時間較短,出版社容易往「輕薄短小」的方向走。書薄,定價就比較低,也容易看完,對一般讀者的荷包與時間的負擔都比較小。歷史類書籍卻似乎背道而馳,甚至出版社會接到「書厚一點,讀者反而比較喜歡」的回饋。問題是,這樣的讀者有多少?能消化多大的出版量?多歧異細密的題材?
書厚,題目細,對譯者也是考驗,先備知識不夠,應付起來就很吃力,也容易犯錯。從這些書也可以看到,不少譯者是在相關領域念到研究所,甚至曾在國內外的博士班修業。這或許也反映了這些年台灣高等教育的旺盛,以及相關教學研究職位的稀缺,人才外溢到出版業,從事編輯或翻譯的工作。這固然有助於出版業品質的提升,但前提是要能養得活譯者。
出版社解決翻譯需求還有一條路,就是買簡體版的譯稿。台灣出版業在1990年代,隨著解嚴而解除政治禁忌、媒體出版百花齊放,也曾有一陣時興從中國大陸購買譯稿。但是當時兩岸隔絕多年,語感相差大,加上大陸受過文革摧殘,人才斷層,堪用的譯稿不多,買來的譯稿還要投入編輯人力修潤校正,不見得省力省錢,過了幾年也就降溫了。但是這幾年中國大陸購買版權的力道加大,改革開放40年也累積了大量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才。風水輪流轉,反倒是從中國購買譯稿、取得版權的情況日益增加。
而且一般來說,中國的歷史感較台灣濃厚,在政治的禁忌之下,出版以國外歷史為題材的書籍比較不會踩紅線。從中國歷史取材的書籍,則因時代、題材而會有深淺不一的政治意識形態。這都為台灣的出版社與讀者提供了多樣的選擇。兩個使用同樣語言的市場,經過數十年的接觸,自然會長出某種產業的供應鏈,台灣因為較少政治的干預,所以由供需來決定的成分也比較多。
台灣購買簡體版譯稿,可降低成本、縮短出書時間,勢所難免。但台灣的出版社是否有足夠的意識、準備了投入相應的編輯資源,來檢查購買的是不是「黑心譯稿」,這件事是要持續關注的。只要涉及敏感題材、違反國家政策的書籍,不可能在中國出版。而一本探討歐洲史的書籍,也可能碰觸到中國的出版禁忌以致相關內容被刪除、改寫。這種改動因為很細微,讀者不太可能發覺,就像「黑心食品」一樣,吃不出來異狀,但長期下來有損健康。
當然,留心黑心譯稿的範圍不會只限於中國,也不會只限於歷史類,只要是翻譯書,翻譯品質的維護與提升都需要時時注意、處處小心,需要出版社、譯者、審稿學者,乃至整個知識產業與社群來關注。不過,因為中國是譯稿的主要來源,而中國在一些領域的審查抓得很緊,需要特別留心。
這種擔憂並非沒有根據。《牆國誌:中國如何控制網路》就是在探討中國如何利用科技強化威權統治。書名堪稱妙譯,「牆」既是那道看不見的數位藩籬,也與「強」同音,指涉了中國這個「強國」。中國利用矽谷研發出的科技成果強化維穩,對內監控言論、打壓異議,甚至滲透外國,危及其他國家的國家安全與立國價值。而這個問題,不只出現在中國政府。數位科技能讓「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對於商業、政府組織來說,提供了史無前例的機會來掌握消費者/人民的行為。《監控資本主義時代》(時報)與《被科技綁架的智慧城市》(行人)都是在闡述這個主題。
人的行為被巨細靡遺地記錄下來,這些資料歸屬於誰?如何處理衍生的隱私權問題?這些資料如何被使用?
《監控資本主義時代》企圖讓現代讀者對這個切身議題/問題有一個全面的圖像,從早先面對數位時代的樂觀,到近來黑暗面的浮現。書雖然厚,但是流暢度夠,降低了閱讀障礙。但也可能是為了刺激讀者的警覺心,不免把資本主義寫得太邪惡了。這或許是一種「必要之惡」,以免等到「異見的自由」被剝奪,就難以回復了。尤其新冠肺炎疫情普遍造成各國政府擴權,人民的自由受到縮限,民主政治受到數位科技與疫情的夾擊,未來走向也受到關注。
當然,《異見的自由: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與言論自由的保障》(八旗)主旨並不在探討這個議題。作者安東尼.路易斯是已經過世的美國司法記者,這本書探討美國憲法,寫給美國讀者看。「言論自由」雖然被視為普世價值,中文版也安排了幾篇序,從回顧台灣言論自由發展的艱辛路,來建立與此書論述的關聯,但讀者若是欠缺對美國司法史的理解,恐怕會覺得這本小書並不容易消化。(或許就是因為篇幅太少,不像大部頭歷史書,可以讓沒有先備知識的讀者從無到有,建立對一個題目的認識。)
全球化、都市化與數位科技的進展,不僅改變了人的行為與社會的樣貌,對於自然環境也有重大而深遠的衝擊。從《達爾文進城來了:新物種誕生!都市叢林如何驅動演化?》(臉譜)和《罪行海洋:穿越地表最遼闊的犯罪地域,揭開海上千萬奴工的悲慘生活,普立茲獎記者橫渡五大洋、二十片海域的第一手紀實》(麥田)提供了兩個發人深省又驚心動魄的切片。
達爾文遠赴地球的另一端,得以建立演化論的論述,後世也因而認為,要到原始的環境中,才可以看到自然法則的運作。然而,隨著越來越多人移居城市,城市膨脹,提供的綠地、食物吸引了動物在此棲居。城市居,大不易,對動物來說也是如此,在城市人可以觀察到的範圍內,動物為了適應城市環境,居然也出現種種演化。
《罪行海洋》所描述的種種罪行,則是發生在大部分人肉眼看不到的海洋上。我們會在市場上看到海鮮清理乾淨、供應無虞,我們會覺得海鮮越來越貴,也從媒體得知,漁業資源正在枯竭,但是我們看不到、或許也不想看到這些魚是如何從海洋到餐桌的。《罪行海洋》揭開由此衍生的海上奴工、非法捕撈、人口販運、環境汙染,以及海盜掠劫、漂浮妓院等問題。
台灣以海洋國家自許,但大多數人的泳技不佳、沒有海上求生的能力,對海洋的認識也很粗淺。台灣的國際身分曖昧,有時可以遊走國際規範的灰色地帶,但台灣有超過1000公里的海岸線,台灣的漁船甚至也出現在《罪行海洋》中,顯然台灣無法自外於海洋議題,《罪行海洋》值得受到更多的注意。
這一年的Openbook非文學類決選書單,仍然反映了台灣出版界的活力、關注的事物,翻譯書與中文書水準整齊,可以看到譯者、作者與出版社的努力。評選只是一種權宜機制而已,最重要的是讀者在openbook的時候,也open了自己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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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選評審,左起:馮勃翰、吳家恆、詹素娟、鄭力軒、林豐利
因為疫病的關係,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
這句話到了這一年的年底再說,已如老生常談,浮濫而無趣。因為疫病衝擊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各個行業,沒有受到影響的領域恐怕少之又少。處處都特殊,以至於特殊成了常態;如常不受影響之處,反而是異常。但如常與異常很難截然二分,即使在同一個產業內,影響與衝擊也不是均質地發生。
以出版而言,隨著疫情的發展,最容易、最直接受影響的是銷售端;但是在生產端,因為很多出版社的出版計畫在前一年就已經底定,除非是疫情衝擊到基本的運作能力,否則理論上就是按計畫出書,變化不一定很大。書照計畫出,至於賣不賣得掉,那要過比較長的一段時間才會知道。
Openbook的年度好書,對銷售有多大助益,也很難說,但至少讓一些書多個機會露臉,多一點人知道,或許就促成了人與書之間的緣分。沒有入選,也不代表書不好,其間的因素很多。僧多粥少,本來就不能周全,雖然評審的專業涵蓋了物理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與出版業,力求組成平衡,若是換一組批評審,獲選的書單必然會有所不同。怎麼選都有遺珠,怎麼選都有遺憾。「年度中文創作」以及「年度翻譯書」兩個獎項中的非文學類書籍,從半年前就開始進行複選,到了決選階段,從39本翻譯書之中選出6本,從9本中文創作書籍選出3本。
這樣的畫分與比例,反映了產業的樣態,尤其中文創作的非文學類書籍,更反映了知識轉化的能力,反映了台灣的社會在過去一年中集體關注的焦點。
▇來自香港,時代群像
2019年,香港因「反送中」引起的動盪──香港人在抗爭的時間長度與強度、港府的因應、北京的態度以及世界各國的反應──受到舉世關注。台灣在「一個中國」的主張下,與香港的休戚與共之感漸增,這可以解釋在進入決選的9本書中,有3本的主題與香港2019年引起的抗爭有關:台大社會系教授何明修的《為什麼要佔領街頭?從太陽花、雨傘,到反送中運動》(左岸)、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的《反抗的共同體:2019香港反送中運動》(左岸)與署名「傘下的人」的《我們的最後進化》(一人)。
這3本書聚焦雖同,但取徑各異。在方法論上,《為什麼要佔領街頭?》是最嚴謹周密的,但也因此跟一般讀者較有隔閡。相較之下,《我們的最後進化》是實際置身運動之中的十多位香港媒體人留下的見證與紀錄,鮮活而直接。這些文字有可能在動盪與迅速變化的局勢中沖刷掉,但因為集結成書而多了一點抵抗消磨的可能。《反抗的共同體》雖然也是隨著局勢發展所做的書寫,但因為作者是受過政治學訓練的香港學者,熟悉香港,下筆兼顧歷史縱深,有助於香港以外的讀者建立脈絡,這是獲選的主因。
▇從學術議題到大眾市場
另外兩本非文學的中文書,則是在評審相當一致的共識下出線。《通往世界的植物:臺灣高山植物的時空旅史》和《毋甘願的電影史:曾經,臺灣有個好萊塢》兩書題材迥異:前者是把時間尺度拉到數百萬年、空間範圍擴及全球,以高山植物為線索,探查台灣這座島嶼與世界的連結;後者寫的是臺語電影在二戰後曾經有過的光輝歲月。
這兩本書至少有兩個共同點:它們都是春山出版所出版;它們都以學位論文為基礎,經過改寫、重塑,成為內容充實、具有高度可讀性的書籍。博碩士論文代表一個課題經過相當程度的處理,滿足一定的學術要求。至於能否發展成在大眾出版市場被接受的讀物,有賴於作者的意願與能力,以及能否與出版社通力合作。其間所耗費的時間、心力,作者與出版社所擔負的不確定性與風險都相當可觀。兩本題材不同的書出於同一家出版社,說明了出版社在非文學書籍的選題、企畫與編輯的能力。
徒有出版社做巧婦,那也是不夠的,還得有作者種田,才有米可以下鍋煮飯。台灣的非文學出版市場,從90年代以翻譯書風頭獨健,到今天已經有些非翻譯書籍在題材處理、書寫技巧上並不遜色。這次進入決選的《爆料商周:上古史超譯筆記》(遠足文化)一如書名,讀起來很能讓讀者對3000年前的商周感到有趣而親近。《流轉的亞洲細語:當代日本列島作家如何書寫台灣、中國大陸》(游擊文化)是在東海大學日文系任教的笹沼俊暁以中文寫作,觀察細膩,視角獨特。《爭論中的德國:如何在歧異中共存,理性明辨走向成熟民主》,從副標就可知,作者蔡慶樺有意給台灣的社會提供「他山之石」。
▇回不去了,疫病前的世界
非文學中文書籍的出版往往需要慢慢醞釀,相較之下,翻譯書的出版可以很快,題材範圍更廣、也更多元。今年的疫病來得又急又快,國外出版界根本還來不及回應。今周刊或許出自新聞的嗅覺,在年中出版了《百年抗疫:1918後被流感改變的世界》,副標充滿了既視感,把1918改成2020,「流感」改成「covid-19」,就說出了很多人的感慨:世界不一樣了;經過這次疫情,很多事情可能都回不去了。「沒魚蝦也好」,既然眼前沒有書談covid-19,那就談一談1918年的全球流感大流行,也可應景。
既然是書寫疾病、醫療與社會,與《免疫解碼:免疫科學的最新發現,未來醫療的生死關鍵》(奇光出版)相比,顯然《免疫解碼》更豐富、更切合時代。
在決選書單上,值得一提的同領域書籍還有《變形記:一部醫學與人體變化的文化史》(木馬)、《亞斯伯格的孩子們:自閉症在納粹維也納的起源》(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雞冠天下:一部自然史,雞如何壯闊世界,和人類共創文明》(左岸)。《變形記》從醫療史觀照人體的變化,文學質地飽滿;《亞斯伯格的孩子們》揭露自閉症研究背後的暗黑歷史。這幾本書都有評審屬意並支持,但是未能達到絕對多數,只有《雞冠天下》是例外。這本書以雞這麼看似平凡無奇的家禽為主題,鋪陳雞對人類的重要性,敘事能力高超,讓讀者驚艷,難以釋手。
▇歷史書越來越厚,也考驗翻譯市場體質
歷史書在決選書單中也占了相當的「份量」:《帝國棄民:日本在臺灣「蕃界」內的統治(1874-1945)》(台大出版中心)、《躁動的亡魂:太平天國戰爭的暴力、失序與死亡》(衛城)、《真理的史詩:從創建殖民地到獨立戰爭,從解放黑奴到民粹雲起,一段歷經五百年驗證、淬鍊的美國全史》(馬可孛羅)。此外還有《最後的十字軍東征:航海家達伽馬的史詩旅程》(馬可孛羅)、《黎凡特:基督教、伊斯蘭與猶太教共存的實驗場,士麥拿、亞歷山卓及貝魯特諸城人文史》(馬可孛羅)、《紅心戀歌:20世紀兩場革命中的跨國愛情體驗》(遠流)、《偉大的俄羅斯回來了:國族、極權、歷史記憶,人民為何再次臣屬於普丁的國家?》(馬可孛羅)。最後獲選的是左岸出版的《公司與幕府:荷蘭東印度公司如何融入東亞秩序,台灣如何織入全球的網》。
每本書的要旨其實不用多加解釋,副書名就已經說明清楚。這也是為了給讀者提供更多的關鍵字,方便上網搜尋,所以書名往往多達數十字。每本書的厚度也相當可觀,動輒四、五百頁,字數二、三十萬字。《真理的史詩》更是全套三巨冊,頁數破千。以如此篇幅來敘述一個主題,勢必鉅細靡遺,不僅是作者的挑戰,對讀者、譯者和出版社也是很大的考驗。
頁數少往往意味著成本較低、利潤空間較大、製作時間較短,出版社容易往「輕薄短小」的方向走。書薄,定價就比較低,也容易看完,對一般讀者的荷包與時間的負擔都比較小。歷史類書籍卻似乎背道而馳,甚至出版社會接到「書厚一點,讀者反而比較喜歡」的回饋。問題是,這樣的讀者有多少?能消化多大的出版量?多歧異細密的題材?
書厚,題目細,對譯者也是考驗,先備知識不夠,應付起來就很吃力,也容易犯錯。從這些書也可以看到,不少譯者是在相關領域念到研究所,甚至曾在國內外的博士班修業。這或許也反映了這些年台灣高等教育的旺盛,以及相關教學研究職位的稀缺,人才外溢到出版業,從事編輯或翻譯的工作。這固然有助於出版業品質的提升,但前提是要能養得活譯者。
▇政治因素可能影響簡體版譯文,購買前不可不慎
出版社解決翻譯需求還有一條路,就是買簡體版的譯稿。台灣出版業在1990年代,隨著解嚴而解除政治禁忌、媒體出版百花齊放,也曾有一陣時興從中國大陸購買譯稿。但是當時兩岸隔絕多年,語感相差大,加上大陸受過文革摧殘,人才斷層,堪用的譯稿不多,買來的譯稿還要投入編輯人力修潤校正,不見得省力省錢,過了幾年也就降溫了。但是這幾年中國大陸購買版權的力道加大,改革開放40年也累積了大量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才。風水輪流轉,反倒是從中國購買譯稿、取得版權的情況日益增加。
而且一般來說,中國的歷史感較台灣濃厚,在政治的禁忌之下,出版以國外歷史為題材的書籍比較不會踩紅線。從中國歷史取材的書籍,則因時代、題材而會有深淺不一的政治意識形態。這都為台灣的出版社與讀者提供了多樣的選擇。兩個使用同樣語言的市場,經過數十年的接觸,自然會長出某種產業的供應鏈,台灣因為較少政治的干預,所以由供需來決定的成分也比較多。
台灣購買簡體版譯稿,可降低成本、縮短出書時間,勢所難免。但台灣的出版社是否有足夠的意識、準備了投入相應的編輯資源,來檢查購買的是不是「黑心譯稿」,這件事是要持續關注的。只要涉及敏感題材、違反國家政策的書籍,不可能在中國出版。而一本探討歐洲史的書籍,也可能碰觸到中國的出版禁忌以致相關內容被刪除、改寫。這種改動因為很細微,讀者不太可能發覺,就像「黑心食品」一樣,吃不出來異狀,但長期下來有損健康。
當然,留心黑心譯稿的範圍不會只限於中國,也不會只限於歷史類,只要是翻譯書,翻譯品質的維護與提升都需要時時注意、處處小心,需要出版社、譯者、審稿學者,乃至整個知識產業與社群來關注。不過,因為中國是譯稿的主要來源,而中國在一些領域的審查抓得很緊,需要特別留心。
▇數位科技對民主、城市、海洋的全面性影響
這種擔憂並非沒有根據。《牆國誌:中國如何控制網路》就是在探討中國如何利用科技強化威權統治。書名堪稱妙譯,「牆」既是那道看不見的數位藩籬,也與「強」同音,指涉了中國這個「強國」。中國利用矽谷研發出的科技成果強化維穩,對內監控言論、打壓異議,甚至滲透外國,危及其他國家的國家安全與立國價值。而這個問題,不只出現在中國政府。數位科技能讓「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對於商業、政府組織來說,提供了史無前例的機會來掌握消費者/人民的行為。《監控資本主義時代》(時報)與《被科技綁架的智慧城市》(行人)都是在闡述這個主題。
人的行為被巨細靡遺地記錄下來,這些資料歸屬於誰?如何處理衍生的隱私權問題?這些資料如何被使用?
《監控資本主義時代》企圖讓現代讀者對這個切身議題/問題有一個全面的圖像,從早先面對數位時代的樂觀,到近來黑暗面的浮現。書雖然厚,但是流暢度夠,降低了閱讀障礙。但也可能是為了刺激讀者的警覺心,不免把資本主義寫得太邪惡了。這或許是一種「必要之惡」,以免等到「異見的自由」被剝奪,就難以回復了。尤其新冠肺炎疫情普遍造成各國政府擴權,人民的自由受到縮限,民主政治受到數位科技與疫情的夾擊,未來走向也受到關注。
當然,《異見的自由: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與言論自由的保障》(八旗)主旨並不在探討這個議題。作者安東尼.路易斯是已經過世的美國司法記者,這本書探討美國憲法,寫給美國讀者看。「言論自由」雖然被視為普世價值,中文版也安排了幾篇序,從回顧台灣言論自由發展的艱辛路,來建立與此書論述的關聯,但讀者若是欠缺對美國司法史的理解,恐怕會覺得這本小書並不容易消化。(或許就是因為篇幅太少,不像大部頭歷史書,可以讓沒有先備知識的讀者從無到有,建立對一個題目的認識。)
全球化、都市化與數位科技的進展,不僅改變了人的行為與社會的樣貌,對於自然環境也有重大而深遠的衝擊。從《達爾文進城來了:新物種誕生!都市叢林如何驅動演化?》(臉譜)和《罪行海洋:穿越地表最遼闊的犯罪地域,揭開海上千萬奴工的悲慘生活,普立茲獎記者橫渡五大洋、二十片海域的第一手紀實》(麥田)提供了兩個發人深省又驚心動魄的切片。
達爾文遠赴地球的另一端,得以建立演化論的論述,後世也因而認為,要到原始的環境中,才可以看到自然法則的運作。然而,隨著越來越多人移居城市,城市膨脹,提供的綠地、食物吸引了動物在此棲居。城市居,大不易,對動物來說也是如此,在城市人可以觀察到的範圍內,動物為了適應城市環境,居然也出現種種演化。
《罪行海洋》所描述的種種罪行,則是發生在大部分人肉眼看不到的海洋上。我們會在市場上看到海鮮清理乾淨、供應無虞,我們會覺得海鮮越來越貴,也從媒體得知,漁業資源正在枯竭,但是我們看不到、或許也不想看到這些魚是如何從海洋到餐桌的。《罪行海洋》揭開由此衍生的海上奴工、非法捕撈、人口販運、環境汙染,以及海盜掠劫、漂浮妓院等問題。
台灣以海洋國家自許,但大多數人的泳技不佳、沒有海上求生的能力,對海洋的認識也很粗淺。台灣的國際身分曖昧,有時可以遊走國際規範的灰色地帶,但台灣有超過1000公里的海岸線,台灣的漁船甚至也出現在《罪行海洋》中,顯然台灣無法自外於海洋議題,《罪行海洋》值得受到更多的注意。
這一年的Openbook非文學類決選書單,仍然反映了台灣出版界的活力、關注的事物,翻譯書與中文書水準整齊,可以看到譯者、作者與出版社的努力。評選只是一種權宜機制而已,最重要的是讀者在openbook的時候,也open了自己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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