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18日，台灣文史作家陳柔縉因車禍重創，不幸英年早逝，各方惋惜悼念不已。陳柔縉常年關注日治時期台灣常民生活，出入文史資料並擅用口述訪談，著述作品深受好評，作品屢獲各大獎項肯定。

Openbook「閱讀隨身聽」特別邀請台大台文所所長張文薰接受訪談。張文薰研究台灣日治時期相關文學作品多年，與陳柔縉關注相同的歷史時期，藉由她的觀察與倆人間的交誼，帶讀者深入認識陳柔縉的作品與其重要意義。

【精彩內容摘錄】

➤脂粉未施，白襯衫、牛仔褲，充滿活力

主持人：一位好的作者，作品壽命一定會比作家本身更長，所以拉長10年來看，作者多活10年、5年，有時候並沒有那麼大的差別——這當然是安慰自己的說法。以陳柔縉來說，她可以寫出的作品應該還很多，這是很遺憾的，但另外一方面，我們也要為她已經寫出很多精彩作品而感到慶幸。不知道張老師怎樣看待陳柔縉的作品？

張文薰：柔縉突然離開，對我們來說是一件很震驚、遺憾的事。其實她還有很多寫作計畫，很多只有她才可以說得好的故事，等待著她帶到世界上。。

我從事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研究，日治時期的小說中，可以看到很多譬如說男女主角談戀愛、學生一起看戲、看電影、到餐廳裡面去喝咖啡、逛百貨等情節。這些描寫在我們既有的歷史知識中，是沒辦法找到細節的。所以，當我看到柔縉的《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時，感覺非常驚喜。柔縉非常親切，對於她所得到資料跟知識，從不吝惜跟各種不同的讀者或學者分享。她將生硬的知識，轉化為獨特而迷人的語調，訴說出一整個時代的風景，也寫下每一位人物不同的、獨特的生命故事，這是柔縉留給我們最大的貢獻。

柔縉的作品雖都是日治時期的生活史，不過她早期寫過《總統的親戚》等，描寫的人和物都是偏在中上階層的，未見面時，我想像她是不是會有一種貴婦感，戴著珍珠耳環，甚至穿著旗袍。結果完全不是，她短頭髮，穿著襯衫、卡其褲，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她在與台大台文所師生分享一個多小時後，非常大方地留下E-mail，讓我們可以隨時寫信給她。這對於較重視個人隱私的創作者或文化工作者而言是相當少見的，她是真的很想到聽所有人的聲音。

我不知道柔縉以前當記者時是什麼樣子，但見到她時，她脂粉未施，頭髮、穿著都非常樸素，並且非常有活力。我想，不論她是否帶著採訪目的接觸受訪者，她那素樸的裝扮、自然的聊天方式和相處態度，可以讓大家——無論對方是總統或一般人——卸下心防，毫無防備地展現最生活的一面。

➤作品受到學者、文史工作者、創作者全方位的肯定

張文薰：關於日治時期的著作，不少聚焦於抗日的那一面，但關於當時的日常生活、「非政治」面向的資料，我想2000年以前能看到的較多是像莊永明老師所寫的《台灣第一》等等。莊永明老師本身活過那個時代，也有許多資料，他讓讀者認識台灣第一個音樂家、台灣第一間咖啡廳等等，讓讀者知道有哪些項目存在。

不過，當時的人如何感受這些東西呢？日治時代的人第一次喝到咖啡時，是感覺好苦還是很酸？加不加牛奶？喝黑咖啡還是喝冰咖啡？喝咖啡時是像我們一樣一坐很久，一邊說這是什麼莊園，味道有果香什麼嗎？過去關於人的經驗，我們其實是看不太到的。

柔縉在2000年後，開始在報章上面連載、收集成書，後來更是有計畫寫作。這些作品最重要的，是讓讀者不只發現台灣有什麼，而是知道台灣人怎麼使用它？如何感受它？這不是一般學者看到資料就能想到或寫得這麼精彩的。

做歷史性的敘事，大概可以分三個部分：收集資料、要有歷史觀點，以及說明的能力。早期的寫作大概都在展示自己有哪些資料；歷史觀點的操作是學者的強項，說明能力是作家的強項，收集資料則是文史工作者的強項，這三者各有自己的專長，有時往往互相討厭對方，覺得自己那部份更為重要，甚至認為對方的著作有點不夠格。柔縉非常厲害的地方在於，她將這三者的均衡做得非常好。在學術界，很少能看到像她這樣，能獲得學界全方位讚賞與肯定的歷史寫作者。

今天，從事日治時代的歷史寫作者愈來愈多，創作的方式也愈來愈多，除了文字作品之外，也有電影、電視、舞台劇等各種不同的改編，一旦涉及歷史的重述，往往引起很多的爭議。柔縉真的是非常少數，能獲得學界、文史工作者跟創作者全面肯定其成就的作家。

➤《宮前町九十番地》不是寫一位成功人士，而是寫一個時代

張文薰：在《宮前町九十番地》出來之前，可能沒有人知道張超英是誰，如果讀者到書店，看到《宮前町九十番地》時，首先會看到封面有一位很帥的摩登男子，眼睛炯炯有神，加上它的書名，宮前町九十番地，這地址到底代表著什麼？拿起來看了簡介後，才會發現他是一位政治人物，他跟台灣重要的政治人物，李登輝、宋楚瑜都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在台灣一些外交的關鍵時刻，張超英都在幕後扮演了重要的位置。但柔縉想呈現的並不是他們如何扭轉台灣的命運，或是台灣如何因張超英走上不一樣的道路，她讓讀者看見的，其實是張超英與宮前町九十番地的那個時代。因為那個時代，因為住在那個地址的人，才能帶來後來的張超英，在歷史上扮演關鍵的角色。

➤用公開資料，找出隱蔽的時代風景

張文薰：前面有提到，在歷史寫作中「資料」非常重要，但柔縉非常厲害的地方是，她用的其實都是一般的公開資料，並不是珍稀資料，不是只有她才拿得到的。

這幾天很多朋友在悼念她時，都提到曾在台灣圖書館遇到過她好多次。她瀏覽的資料和使用的素材，絕大部分都是在一般公開的圖書館、資料館可以取得的。撰述、採訪和公開資料，其實都是一般人也可以執行的。一般如果以成功人士傳記來寫，會著重突顯怎樣因為張超英一通電話，改變了台灣的未來。但柔縉不是，她寫的是張超英其實有相當顯赫的身世，而他如何從這個富裕的家境，培養出了自己的愛好、興趣和眼界。寫出他在這樣的環境中身為人的煩惱，身為台灣人會遇到的問題，從而看到這個時代的環境，也帶出張超英人格豐富的地方。

主持人：剛剛張老師提到，很多柔縉所使用的都是公開的資料，但資料數量之龐大，也是一般人沒有毅力吃下來的。像她早年寫的《總統的親戚》（初版原名：《總統是我家親戚》），事實上是利用某種半公開的資料：訃聞、喜帖都算是公開的，但誰會把幾百份湊在一起，然後去找出中間的關聯呢？這一般人沒有辦法做到的。

另一方面，她有一種非常敏銳的好奇心，不是要挖人隱私、探究八卦奇聞的好奇心，而是她對事情「何以如此」，有同理的好奇心，不斷的問下去。同樣的資料，別人不一定會有同樣的好奇心。

張文薰：台大台文所兩次邀請她來分享，她都提到一個讓我們覺得很驚奇的，她自己收集和整理資料的方式（在很多訪談她也都有提過），就是「製作小卡片」。

我們現在都覺得有大數據，或者數位的電子資料庫，所以把找資料、整理資料想像得非常簡單。譬如以前的報紙現在全都電子化了，如果想要知道某間電影院的前世今生，只要google一下就可以跑出來。但google跑出來的資料，跟柔縉用小卡片整理出來的資料，說出來的就是不一樣的東西。

➤日治時期的高女與身世

張文薰：根據柔縉自己的交代，《大港的女兒》本來也是一份傳記的委託，可是看了資料後她覺得非常有趣，所以跟委託人商量，希望寫成小說。我想是因為她一直都對於「高女世代」這樣一群人感興趣。

高女的高指的是「高等女學校」。剛剛提到的張超英、羅福全，他們都是男性，是紳士。柔縉因為工作所需，先前接觸較多紳士，譬如許遠東、李登輝等等，他們都是在日治時代受日式的教養，具有某種紳士的風範。柔縉的另一個關懷，有點像是這些紳士的伴侶，或者說他們的「對手」，唸高等女學校的那些女性。在戰前，能夠唸到高等女學校，代表她的家境跟能力都有一定的保證。

主持人：可是像這樣的階級，接下來就是要步入婚姻中。

張文薰：對，我覺得這也是柔縉看到的、關懷的問題：她們明明在中學階段也受到期許，跟男子受同樣的教育，可以參與公眾議題，但實際上，她們一畢業又必須回到閨房。也因為她們家境都很好，所以家裡人會希望她們趕快嫁到好人家，成為賢妻良母。可是她已經受過教育了，想法很開放，甚至她們有走出閨房，自己去百貨公司買東西、看戲的行動能力，這時候又要她們回家洗手作羹湯、輔佐丈夫，她們的心中會不會矛盾、痛苦？或者也安於如此呢？

柔縉在她之前的寫作中，應該已感受到這方面的問題，加上她本身是北一女畢業，也接觸到一些日治時代的學姐，甚至親身訪問過她們或認識她們，所以柔縉對於她們生活的方式，感到興趣。

《大港的女兒》主人翁就是高女世代的人物，她在結婚之後輔佐著丈夫，但因為丈夫以及當時的動亂，她反而可以發揮出自己的能力。我想，柔縉一向關懷的問題，卻在大港的女兒身上看到了一個特例，所以她用獨特的方式把它寫了出來。

➤陳柔縉的反叛

張文薰：她之所以這麼親切、親人，且寫出來的東西如此精彩，是因為她不給人貼標籤。不管是張超英、羅福全或者是孫雪娥，她並不是完全撕掉標籤，而是她可以看到標籤之後更精采的部分。

主持人：我想柔縉碰到任何人，雖然一定有刻板印象，但她會非常注意不要被這些刻板印象所限。剛剛張老師提到，柔縉把鋒芒收起來了，可是另一方面，我覺得她是非常反叛的。她的反叛不是用咄咄逼人的方式，而是不被成見所束縛，打破沙鍋不斷追問。

主持人：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台大台文所的所長張文薰教授，一起用個人的方式，回憶柔縉。懷念一位作家最好的方式，其實就是不斷地談論她、不斷地去閱讀她的作品。

張文薰：很感謝有這個機會可以跟讀者分享這麼多柔縉的精采作品，希望大家可以藉由她的作品知道，我們曾有過一位這麼精彩、這麼厲害，又這麼溫暖的作家。●

主持人：吳家恆，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畢業，英國愛丁堡大學音樂碩士，遊走媒體、出版、表演藝術多年，曾任職天下雜誌、時報出版、音樂時代、遠流出版、雲門舞集、臺中國家歌劇院。除了在大學授課，在臺中古典音樂台擔任主持人之外，也從事翻譯，譯有《心動之處》、《舒伯特的冬之旅》、《馬基維利》、《光影交舞石頭記》等書。

片頭、片尾音樂：微光古樂集The Gleam Ensemble Taiw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