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冰箱也放滿台灣的書!40年與10年的翻譯緣:訪台灣文學譯者下村作次郎、蔣永學

兩位台灣文學譯者,來自德國的漢學博士蔣永學(左)和日本台灣文學研究者下村作次郎。

2月中,來自日本的台灣文學研究者下村作次郎,和來自德國的漢學博士Thilo Diefenbach(漢名蔣永學),應國立台灣文學館「譯者駐村計畫」之邀,抵達沒有冬天的台南,展開為期一個月的駐村活動。採訪前幾日,他們來到陰雨綿綿的台北,蔣永學沒帶傘,採訪結束離開齊東詩舍時,和下村合撐一把傘。

與台灣結緣的瞬間,就註定要與討人厭的氣候共處。下村翻譯夏曼.藍波安的作品時,想去蘭嶼探勘,5次行程有兩次因為颱風告吹;住在柏林的蔣永學,則是對台灣又濕又熱的夏天敬謝不敏。

不過再大的颱風,大概也吹不熄他們對台灣文學的熱情。下村翻譯台灣文學將近40年,在台灣演講時,譯作擺滿桌面,讓蔣永學直呼:「好羨慕!」近日他已初步完成陳耀昌《傀儡花》的翻譯,將在日本付梓。

蔣永學翻譯台灣文學的時間,雖然只有下村的四分之一,但他在德國擔任《東亞文學雜誌》(Hefte für ostasiatische Literatur)副編輯的5年期間,每期雜誌必有台灣文學,同時他也在德國出版《戒嚴,台灣文學選集》(Kriegsrecht。Neue Literatur aus Taiwan),目前更積極準備撰寫台灣的文學史。

「譯者駐村計畫」是文化部自2016年起推行的「Books from Taiwan」計畫的一環,第一屆駐村計畫由台文館主持。Books from Taiwan除了延續以往的翻譯補助,也致力於暢通譯作出版流程,培育版權人才、參與國際書展。其中的譯者駐村計畫,希望幫助譯者更準確表達台灣,並吸引更多譯者翻譯台灣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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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from Taiwan 2018年主視覺(取自官網

在計畫的邀請下,下村與蔣永學千里迢迢來到台南「南寧文學.家」。雖說是駐村,不過這一個月內,兩人在台灣島內南北、西東頻繁移動:大眾演講、與作者互動、作品相關地點探查、譯者工作坊、拜訪出版社,行程排滿滿。台文館館長蘇碩斌笑稱:「這次計畫根本是極盡可能在『壓榨譯者』。」

▉台灣文學放房間,冰箱則放台灣社會類的書

面對馬拉松般的「壓榨」行程,兩位譯者倒也甘之如飴。下村造訪《傀儡花》的場景打狗旗後,除了坐船出海,也前往書中提及的「旗後醫館」。他們還到了枋寮,下村形容,跟大家一起坐火車南下時,看到寫著「枋寮」的牌子,內心就澎湃不已。

蔣永學則趁這次機會,與眾多台灣文學研究者交流,為他籌備中的台灣文學史做準備。他特別提到在台文館文學外譯中心有自己的辦公桌,還戲稱:「這幾週算是台文館的同事。」

豐富的體驗之外,倆人也有了不少實質的斬獲。

「他到台南馬上就要去二手書店,我嚇了一跳。我要吃飯,他不是,他要先到二手書店。到台北也一樣!」下村不可思議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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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村對書的愛其實不輸蔣永學,1980年到82年他曾在台北住了兩年,每個禮拜總會到光華商場找舊書店,尤其愛到「妙章書店」尋寶。可惜退休後沒了研究室,書堆在家裡又會被唸,只能減少藏書量。

「我現在柏林的房子裡面全部都是書,連冰箱裡面都是書。」講到藏書處,蔣永學語出驚人,說自家冰箱早就拔掉插頭,拿來放書,一格一格當書架剛剛好。

蔣永學接著又說:「問題在於,我從台南已經寄出去3個郵包,一共35公斤,裡面都是書,台灣文學館也寄給我兩個大箱子,裡面都是書。所以我回國以後,我的房子又多了七十多公斤的書。」70公斤的書要放哪裡?蔣永學想了想說:「浴室。」講完自己也忍俊不禁。

蔣永學認真訴苦的同時,下村在一旁笑得樂不可支,連呼了5次「可憐」。那下村老師的冰箱放不放書呢?他臉色一正,堅定地說:「冰箱很重要的,我需要冰塊。」

▉外面下雨了?當然是外面啊,裡面哪裡會下雨呢?

聊起日常,兩位譯者像是對活寶,一搭一唱宛如說相聲,蔣永學頻頻分享自己的生活趣事,下村則是個冷面笑匠。不過聊起翻譯,兩人卻立刻變身為滿腹詩書的學者。

齊東詩舍窗外雨聲滴滴答答,蔣永學應景地舉例:「華語常常會加一些其實不用加的細節,比如說『外面下雨了』。當然是外面啊,裡面哪裡會下雨呢?如果直接翻譯成德文,就會有點彆扭,可以直接拿掉『外面』。」

駐村期間參與德文/日文譯者工作坊時,兩人也與來自不同地方的譯者交換了許多經驗。令下村印象深刻的是有關「髒話」的討論。他說:「中國語的罵詞很厲害,可是沒辦法翻譯。日文最多就是『馬鹿野郎』(笨蛋混帳)、『くそ』(混蛋)。」

對於台灣動不動就問候別人家人、祖宗的髒話,日文裡沒有對應,最嚴重的用詞,就是「お前の母ちゃん、でべそ」(你的媽媽是凸肚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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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髒話的翻譯時,下村有些不好意思,蔣永學則在旁邊一直偷笑,問他怎麼看,他扮了個鬼臉,說道:「才不是我的專業領域!」然後提起另一個常讓他困擾的翻譯問題:「誤會」。他以原住民作家Lamuru Pakawyan(林嵐欣)的〈不是,她是我VuVu!〉為例,故事主人翁是一個5歲小女孩,常常聽錯成人講的話。有一次,她把「便利店」聽成了「便秘店」。

「德語裡面要怎麼翻譯?你要模仿這個笑話,就要找到德語裡發音比較接近的兩個詞才行。」苦惱許久,蔣永學的解方是「Supermarkt」(超市)和「Pupermarkt」(Pupen是放屁的意思)。

「可能別的譯者會覺得我解決的方法不太好,但我沒想到更好的。」蔣永學謙遜地說。

▉莫那能一邊按摩,一邊唱〈鐘聲響起時—給受難的山地雛妓姊妹們〉

日常用語的翻譯已經不容易,蔣永學最近著手翻譯漢詩,更是平添不少煩惱。漢詩工整的格律和聲調都讓他頭痛萬分,只能盡量讓音節符合中文字數,並盡量押韻。他皺眉表示:「日文還有漢字,德語跟華語一點共同點都沒有,所以距離更大了。」

「地理上的距離也很遠。」下村說。

「對,語言上也是,文化上也是。」

「時差也很多。」

蔣永學爆笑:「那倒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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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及翻譯的種種距離,文化恐怕是最難跨越的坎。為了更貼近作品,譯者或需尋訪作者本人,或需親臨作品現場。

有時候,與作者交涉相當麻煩,不過蔣永學遇到的大多數台灣作家都非常友好。他說:「我一跟作家聯絡,他們就非常高興,邀請我到他們那裡去,介紹他們得到靈感的地方。每一次都是美好的經驗。」

下村與作家們更是累積了多年的情份。開始翻譯原住民文學後,他多次進入部落訪查,除了夏曼.藍波安的故鄉蘭嶼,還去過田雅各的故鄉南投信義鄉。

為了翻譯霧社事件,下村也多次前往霧社,並造訪遺族被迫遷居的地點清流部落。往返過程中,他與報導文學家鄧相揚、長期關注部落歷史的Takun Walis(邱建堂)和Dakis Pawan(郭明正)成為好友,每當下村來到台灣,他們總會抽空相見,把酒言歡。

下村印象深刻的交流,還有與莫那能(Malieyafusi Monaneng)的初見面。1991年,透過作家林文義的介紹,下村來到莫那能的按摩店。為了不打擾莫那能工作,他就當客人,給莫那能按摩了一小時。快結束時,莫那能為他唱了一首歌。當時下村並不懂歌詞的內容,但至今仍可以稍微哼出:「教堂的鐘聲……你知道嗎?學校的鐘聲……你知道嗎?」

下村回去後查找資料,才知道那是〈鐘聲響起時——給受難的山地雛妓姊妹們〉,想到背後的沉重歷史,他至今都難以忘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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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學者與譯者工作坊參與者合影(國立台灣文學館提供、內容力公司攝影)

▉台灣有許多負面的人類經驗,但可以為了未來的人變成正面

為了執筆台灣文學史,蔣永學努力鑽研台灣歷史許久,他趁這次駐村機會,請教了許多學者專家。蔣永學強調,他寫的文學史希望能包括「所有跟台灣文學有關的語言、文學」。

他說:「我不要排除外省人、原住民、或者日本人。至少都要提到,那些語言我當然不會,我只會英文和華語,連台語都不會。但我透過英文的、華語的中介,可以介紹一下這些不同族群語言、文學的情況。」

蔣永學預計從原住民口傳文學談起,接著談漢人的口傳文學;第二章由西拉雅族的文字開始,再進入古典文學;最後一章則是談新文學。他還提到,他的章節不會以政權的交替為分界,而是要以文學史的重要里程碑切分。

「日本殖民台灣1895年前後,台灣人都是寫漢詩或詞,用文言文,沒有變化,所以這不是重要的新時期的開始,1920年才是新文學運動的開始。1945年戰爭結束後,台灣本土的文學家還是用日文寫,是直到1946年禁止日語專欄,才又改變。」蔣永學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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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提及對語言的箝制,下村立刻想起客家作家鍾肇政。鍾肇政本來用日語寫作,戰後卻只能拚命學習中文,直到能以中文完整表達想法。雪上加霜的是,因為殖民時期與戰後限制客語的使用,更讓他深愛的母語面臨消失的危機。

話題至此,兩位譯者都沉默了。終於,下村悠悠地說:「台灣很重要的地方在於,從人類的經驗來說,有很多負面的經驗,負面經驗可以為了未來的人,變成正面,這個是我們需要做的。你們的體驗對人類遺產來說,很重要。」

頓了頓,他又強調了一次:「真的不只是負面的,可以變成正面的,是為了未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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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台灣可以好好保護自己,讓我們繼續從事台灣文學的工作

所謂愛之深,責之切,蔣永學對台灣的文學懷抱期待,然而最近他有點擔憂的是,台灣似乎出現越來越多環繞「個人」的作品。

「我不確定是不是主流,但我發現很多書忽視外在的世界,專注個人小小的生活。」蔣永學說:「我可以理解每個人都有這樣的願望,希望好好過日子,照顧好自己,不希望別人打擾,像是掛一個『請勿打擾』的牌子。可是光掛這樣的牌子沒辦法防衛壞人,不能保護自己,因為還是有一些人非常願意來打擾。」

兩位譯者共同期望的是,台灣可以好好保護自己、保護自己的文化,讓他們能繼續從事台灣文學的翻譯工作。

一個月的行程裡,包含了兩場公開演講,與16位專業譯者進行的工作坊,拜訪十餘家出版社,帶回近百冊值得翻譯的推薦書。或許有無這次行程,都不會影響下村和蔣永學對台灣文學的鍾愛,但因為有這次行程,他們與台灣——也與彼此——有了更多的羈絆。

訪問過程中,聽到蔣永學提及不喜歡說「光復台灣」時,筆者提供中性用詞「接收」作為建議。採訪結束後,蔣永學和下村討論著接下來的行程,提到要到「光復路」。

「應該說,要去『接收路』吧?」蔣永學冒出了一句。

「介壽路?」方才提到的「誤會」實際上演,我一頭霧水。

準備走出齊東詩舍時,下村看到一個小冰箱,溫雅地笑問工作人員:「這裡面有書嗎?」這次換工作人員一頭霧水了。

台灣的書想要打進國際出版市場,就像是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然而有如此可愛又可敬的譯者為台灣努力,或許,小蝦米有一天真的可以在海洋大放異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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