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懂了一點外語,就迫不及待投身翻譯。這應當是有人類以來的知識人必定會染上的病症,實在值得「知識社會學」專家們細心探究其動因。的確,投身翻譯本就是要扮演文化擺渡者,搭起溝通、傳遞知識及新知的角色。但這世間確實又有太多「誤解作者,誤告讀者」(commonly mistakes the one and misinforms the other)(錢鍾書,《管錐篇》第四冊)的譯本。是以,也從未有哪一位譯者膽敢奢言百分之百忠於原文。
那麼為何一直有那麼多的知識人前仆後繼投身翻譯?我們似乎可用「passion」一詞來剖析。這個詞源自「passiun 」,指的是「基督的受難」。在佛家語裡,它也是指一種「煩惱」、「執著」。所以,本質上,翻譯是一種自討苦吃,自尋煩惱的差事。但是,它又確實很像緣自飛蛾撲火那種動物性的本能衝動。只是到了現代,人們才將它轉為通俗意義下的:「具有一定持久性及相當強烈的主導精神生活的傾向或情趣」。事實上,它已經離「狂熱」不遠了。
余光中先生之前接受香港《明報》採訪,與金聖華對談(2015.04),說到他是如何「鍾情」於翻譯:
金聖華:下一部余先生想翻譯什麼呢?
余光中:我想翻譯的東西多着哩。翻譯一部好作品,你就有一段長時間,跟一顆美好的心靈在一起,作天才的代言人。翻譯一本心愛的書,書每天都在等着你,不愁無事可幹,又不像創作,要費心構思題材。
早在1923年,德國猶太裔文評家班雅明(W. Benjamin)出版了法國大詩人波德萊爾(C. Baudelaire)的譯本,在那篇著名的前言〈譯者的任務〉也提到:「原文呼喚著譯者」,即作品一旦夠水準,本身就具備了被翻譯的條件。原文就這樣會等著有緣人的出現。過去,許多譯林前輩都會跟我們分享,他(她)們之所以會翻譯某本作品,是因為某種「姻緣」牽線,才會找上他(她)們。這種神祕主義不禁讓人想起中國古老〈勸學篇〉裡的名言:「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彷彿翻譯的婆娑世界裡就住著一位絕世美人(或者大帥哥),翩翩譯者,君子好逑。
文評家班雅明(左)及詩人波德萊爾(皆取自wiki)
事實上,余光中先生早年(1969)曾為文討論〈翻譯與創作〉,分析翻譯的難度實不亞於創作:
作家在創作時,可以說是將自己的經驗「翻譯」成文字。不過這種「翻譯」,和譯者所做的翻譯,頗不相同。譯者在翻譯時,也要將一種經驗變成文字,但那種經驗已經有人轉化成文字,而文字化了的經驗已經具有清晰的面貌和確定的涵義,不容譯者擅加變更。譯者的創造性之所以有限,是因為一方面他要將那種精確的經驗「傳真」過來,另一方面,在可能的範圍內,還要保留那種經驗賴以表現的原文。這種心智活動,似乎比創作更繁複些。
事隔四十多年,余先生還是寧可退守到「翻譯」這個不可捉摸的世界,寧可跟著天才的創作走,不想跟它較勁抗衡。
是以,一旦你提筆翻譯,選擇了你的「翻譯立場」,不論你是力求忠於原文,還是企圖與原作者較勁,或認同及學習原作者,或救國救民,或好東西要與好朋友分享,或單方面認定我們的社會需要這種新觀點,或為了養家糊口賺稿費,甚至只是刷存在感搏搏版面,或排遣試筆兼臨摩(法國大文豪普魯斯特就曾公開承認,養病期間為打發時間,母親才建議他一起翻譯了英國文評家羅斯金(John Ruskin)的作品,從而讓他掌握了創作的竅門)等等動機。你譯出的每個字,應該都是一種「誓言」!
法國學者貝爾曼(A. Berman)說得清楚(1995):
任何一個譯者都為某種翻譯衝動所驅使,才從事翻譯活動的,不同的譯者以不同的方式受制於這種衝動;
任何翻譯都是為了完成一定的任務,達到一定的目的;
一定的翻譯環境(周遭對翻譯的認識與看法)也以不同的方式作用於譯者,譯者必將之內化,只是內化的程度不同 —— 這就是他所建構的「翻譯立場」。〔…〕一旦確立,譯者就在該立場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從而使他譯出的每一個字都成了一種誓言。
這幾點不正是我們下筆翻譯前都會浮現的掠影。正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言,譯者的條件在於:認識生存,掌握語言,擁有才情。換言之,單單通曉外語,僅僅占了三分之一的條件。另外,根據畢生從事翻譯,卓然有成的名家傅雷的心得,他在1963年一篇名為〈論文學翻譯書〉裡提到:
總之譯事難近舌人,要以藝術修養為根本;無敏感之心靈,無熱烈之同情,無適當之鑑賞能力,無相當之社會經驗,無充份之常識(即所謂雜學),勢難徹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能深切領悟。
質言之,通曉外語僅僅可視為入門的基本功,若沒能具備上述條件恐不宜奢言「翻譯家」,甚至「搞翻譯的」!
即便,翻譯的付出與報酬一向不成比例,中外皆然。也不見存有任何改善之趨向及可能。可是依然源源不絕吸引有志者樂於投入。難不成,每位醉心譯林的知識人都得了一種自虐症?坦言之,這正是上天巧妙的安排,非如此,人類文明便不得不斷往前邁進!一則幽默段子適足以表達一二:
有一次,英國安妮女王(Queen Anne)參觀著名的格林威治天文台,當她知道天文台台長、天文學家布拉德萊(James Bradley, 1693-1762)的薪金級別很低以後,表示要提高他的薪金。可是,布拉德萊懇求女王千萬別這樣做。他說:「如果這個職位一旦可以帶來大量收入,那麼,以後到這個職位上來的將不是天文學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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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素材:Photo by David Travis on Unsplash)
「法文有譯思」單元,由台灣法語譯者協會(ATTF)與Openbook閱讀誌共同企畫,關注翻譯現場,邀請不同譯者分享經驗,引介重要譯人譯事,不定期刊登。
很多人懂了一點外語,就迫不及待投身翻譯。這應當是有人類以來的知識人必定會染上的病症,實在值得「知識社會學」專家們細心探究其動因。的確,投身翻譯本就是要扮演文化擺渡者,搭起溝通、傳遞知識及新知的角色。但這世間確實又有太多「誤解作者,誤告讀者」(commonly mistakes the one and misinforms the other)(錢鍾書,《管錐篇》第四冊)的譯本。是以,也從未有哪一位譯者膽敢奢言百分之百忠於原文。
那麼為何一直有那麼多的知識人前仆後繼投身翻譯?我們似乎可用「passion」一詞來剖析。這個詞源自「passiun」,指的是「基督的受難」。在佛家語裡,它也是指一種「煩惱」、「執著」。所以,本質上,翻譯是一種自討苦吃,自尋煩惱的差事。但是,它又確實很像緣自飛蛾撲火那種動物性的本能衝動。只是到了現代,人們才將它轉為通俗意義下的:「具有一定持久性及相當強烈的主導精神生活的傾向或情趣」。事實上,它已經離「狂熱」不遠了。
余光中先生之前接受香港《明報》採訪,與金聖華對談(2015.04),說到他是如何「鍾情」於翻譯:
早在1923年,德國猶太裔文評家班雅明(W. Benjamin)出版了法國大詩人波德萊爾(C. Baudelaire)的譯本,在那篇著名的前言〈譯者的任務〉也提到:「原文呼喚著譯者」,即作品一旦夠水準,本身就具備了被翻譯的條件。原文就這樣會等著有緣人的出現。過去,許多譯林前輩都會跟我們分享,他(她)們之所以會翻譯某本作品,是因為某種「姻緣」牽線,才會找上他(她)們。這種神祕主義不禁讓人想起中國古老〈勸學篇〉裡的名言:「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彷彿翻譯的婆娑世界裡就住著一位絕世美人(或者大帥哥),翩翩譯者,君子好逑。
事實上,余光中先生早年(1969)曾為文討論〈翻譯與創作〉,分析翻譯的難度實不亞於創作:
事隔四十多年,余先生還是寧可退守到「翻譯」這個不可捉摸的世界,寧可跟著天才的創作走,不想跟它較勁抗衡。
是以,一旦你提筆翻譯,選擇了你的「翻譯立場」,不論你是力求忠於原文,還是企圖與原作者較勁,或認同及學習原作者,或救國救民,或好東西要與好朋友分享,或單方面認定我們的社會需要這種新觀點,或為了養家糊口賺稿費,甚至只是刷存在感搏搏版面,或排遣試筆兼臨摩(法國大文豪普魯斯特就曾公開承認,養病期間為打發時間,母親才建議他一起翻譯了英國文評家羅斯金(John Ruskin)的作品,從而讓他掌握了創作的竅門)等等動機。你譯出的每個字,應該都是一種「誓言」!
法國學者貝爾曼(A. Berman)說得清楚(1995):
這幾點不正是我們下筆翻譯前都會浮現的掠影。正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言,譯者的條件在於:認識生存,掌握語言,擁有才情。換言之,單單通曉外語,僅僅占了三分之一的條件。另外,根據畢生從事翻譯,卓然有成的名家傅雷的心得,他在1963年一篇名為〈論文學翻譯書〉裡提到:
質言之,通曉外語僅僅可視為入門的基本功,若沒能具備上述條件恐不宜奢言「翻譯家」,甚至「搞翻譯的」!
即便,翻譯的付出與報酬一向不成比例,中外皆然。也不見存有任何改善之趨向及可能。可是依然源源不絕吸引有志者樂於投入。難不成,每位醉心譯林的知識人都得了一種自虐症?坦言之,這正是上天巧妙的安排,非如此,人類文明便不得不斷往前邁進!一則幽默段子適足以表達一二:
有一次,英國安妮女王(Queen Anne)參觀著名的格林威治天文台,當她知道天文台台長、天文學家布拉德萊(James Bradley, 1693-1762)的薪金級別很低以後,表示要提高他的薪金。可是,布拉德萊懇求女王千萬別這樣做。他說:「如果這個職位一旦可以帶來大量收入,那麼,以後到這個職位上來的將不是天文學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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