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大墩文化中心與國立台灣美術館位處同一區,整個園區相連,在鬧市中,獨立一方。文化中心內有各式展覽,空間範圍廣大,不少人都花了一點時間才找到講座進行的視聽室。活動開始不久,現場已幾乎滿座。前來聽講的讀者年齡層,與其他場講座相比相對年輕些,不少是講者紀大偉的臉友、學生或關心同志議題者。用紀大偉自己的話說,他之前巡迴各地講《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時,參與者明顯都女多於男、且女生多半是腐女,這場講座的參與者則明顯不同。
熟稔各種現代社群媒體的紀大偉,進行講座的方式也與眾不同。他沒有使用PPT檔案,而是就著《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的電子書綱要進行,並鼓勵讀者現場隨時提問,台上台下的互動頻繁。以下是講座摘要紀錄。
整理記錄/安靜 攝影/周月英
各位台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大甲人,到台中有很特殊的親切感。去年大概也是這個時候,《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這本書剛剛上市,我在台灣各地巡迴演講,甚至還到香港、美國、英國,原因除了要謝謝很多朋友的幫助與肯定外,最主要是這本書要做時代的見證。
不論大家喜不喜歡、支不支持同志,台灣的同性戀文化,是東亞的特例。亞洲對於同性戀友善的國家只有兩個:以色列和台灣,這兩個國家的國際地位,剛好都特別敏感,不知道是否因此特別支持同志人權。
去年5月24日,台灣的大法官釋憲:支持祁家威控告台北市政府不同意男性同志婚姻登記。我當天剛好也在台中的中興大學演講,打開電腦,發現都是祁家威釋憲成功的新聞與訊息。台灣大法官承認同性戀婚姻合法化,本來覺得這是同志運動的一大勝利,我可以不必再繼續打這本書了,沒想到從去年5月到現在,大法官釋憲結果還沒有落實,政府現在有點冷處理,本來是同志婚姻女神的國會議員林靜儀,現在聲名狼藉,我只好繼續用書、用文學、用歷史來見證同志的尊嚴。
很多人不知道台灣的同志在哪裡,但是台灣同志的歷史,在文學裡有很鮮明的紀錄。台灣在1950年代就開始有同志文學,幾乎每個年代都有同志文學的紀錄。白先勇寫同性戀是在1960年代,與美國同志運動的進度幾乎是同步的。美國同性戀受打壓是在1950年代、美國的同志運動興起是1960年代的事,但台灣早已有同志文學,台灣在這個領域,一點都不落伍。
我在這本書的緒論講到:同志文學史是台灣的發明。去年書剛出來時,有人質疑:同志文學史不是台灣的發明。大家覺得台灣的同志文學史,好像是受到世界大國的影響,其實並不然。我尋找其他國家的同志文學史,發現美國、日本、中國都沒有同志文學史,這些國家都有同性戀歷史,但各國的同志舞台,不是放在文學裡面。像日本現代同性戀的書是在談夜店的發展、談日本古代的同性戀,都不是在講文學。
美國的同性戀歷史,會從哪裡找資料?會從紐約石牆事件(發生於1969年)、舊金山的哈維.米克(Harvey Bernard Milk),是透過社會運動事件或美國好萊塢的電影,從來沒有聽過透過讀美國文學來了解同性戀。
台灣會在20世紀現代文學中談論同性戀,是很少數的現象,其他國家不是這樣的。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歷史中沒有同志文學。文化大革命時,中國當時是連愛情文學都不能出現,台灣則有轟轟烈烈的同志文學。20世紀末,中國開始有些與同志有關的文學出現,但是中國學界和文壇與台灣很不一樣,台灣的同志文學一浮出檯面,大致上是受到歡迎的,例如白先勇的作品,雖偶有批評,但是文壇和學術界是支持他的。中國類似的作品,則是被擱置、冷處理。
在現代文學中談同志,是台灣特別的獨有現象。但是台灣人喜歡在文學中打造歷史,不見得是好事。美國幾十年來,同志電影和社會運動享有悠久歷史;日本有同志夜店,他們的民權比較早開放。如果可以透過喝酒跳舞來交朋友,誰要乖乖在家裡寫文學啊?一定是社會夠壓抑,才會在家裡寫啊!同志文學是台灣社會長久壓抑的結果。
比如1990年代,台灣最騷包的女同志作家之一邱妙津,她活在一個蠻土的時代,只能想像把自己奉獻給文學,她不能想像自己變成網紅、變成女性紀錄片導演。現在社會變遷,如果你可以花一分鐘成為網紅,誰要花3年時間寫一本小說?如果是在一個可以自由開放、網路交友的年代,誰還要用立可白在公廁裡塗鴉留電話徵求筆友?
同志文學史是一個台灣的特色,其他國家不是這樣。除了前面講的日本、美國之外,再舉鄰近的香港為例,他們享有豐富的夜生活文化、以前電影非常強,他們有同志文化偶像張國榮。這沒辦法反過來,台灣就是沒有張國榮這樣的角色,因爲文化不同,就像香港也沒有白先勇這樣的同志小說家,每個文化地區有其不同的專長。
同志文學史常被講成「台灣同志文學史」,我故意拿掉台灣同志文學史的「台灣」兩字。這就好比大家喜歡去夜市吃小吃,你會說你要去「台灣夜市」吃「台灣小吃」或「台灣臭豆腐」嗎?這很奇怪,觀光客或外人才會這樣講。你去日本,會問「哪裡有日本拉麵可以吃嗎?」因此,台灣同志文學史中的「台灣」這個形容詞,是可以拿掉的。
雖然有人會說同性戀的歷史有幾百年、幾千年,但是我們講到「現代性」時,它其實是一個非常晚近的現象。homosexual(同性戀)這個詞的歷史,只有一百多年。歐洲人直到1880年代,才開始出現homosexual這個概念。電影《丹麥女孩》(The Danish Girl)講述的是20世紀初的故事,當時他們處理變性人、同性戀的做法,就是在大腦穿個洞、把某些敏感部位挖掉。同志是個非常新的概念,在歐洲尚且如此,東亞更晚。
中國和日本,了解同性戀,是在1920、30年代。台灣人有些知識分子是在30年代接觸到同性戀這個概念,但台灣人大規模知道「同性戀」,把這個概念和社會敗類、台北市的新公園聯想在一起,則是50年代的事。
在1940年代,台灣人看日文報紙;50年代,台灣人看中文報紙,這是個很大的差別。當時國民黨政府來台灣,《聯合報》、《中國時報》以前與國民黨高層密切相關,他們急於把台灣人口變成一批可以讀中文的人。當時這兩大報各約有10萬份的發行量,當時的《聯合報》已經開始刊登同性戀文學了。
邱妙津在《蒙馬特遺書》裡,提到她很多的生命挫折與看書、看電影的心得。裡面提到的《遣悲懷》一書,是聶華苓翻譯的,50年代刊登在《聯合報》副刊,當時聯副的主編是林海音,文壇非常重視她主編的聯副。聶華苓在翻譯序中,直接指出這本書的作者紀德(André Gide)是同性戀,想想看當時的文壇和文青會得到什麼訊息。而這本書一直延續到90年代,邱妙津還帶到法國去。
在台灣講同性戀,要從什麼時候開始?有很多種講法。古時候、日治時期、清朝當然也有可能有同性戀;但是台灣現代文學出現同性戀是在1950年代,美國也約莫是在這個時代才出現。
Q:1950年代就有同志文學,請問老師,台灣的同志文學作者都是同志嗎?當時的同志文學讀者的都是喜歡文學的文青嗎?還是特定的族群?
同志文學、特別是早期作品的作者、讀者是什麼樣的人?這是個很好、但不容易回答的問題。講到同志文學,很多人急著問:「同志文學」與「作者與同志」有沒有關係?有些人會說同志文學的作者必須是同志,也有人不這樣主張。這是個老問題,但答案是:「不知道」。
有些作家後來坦承他是同志,例如白先勇後來在1980年代出櫃,承認他是同志,但是他如果不說、不承認,你又怎麼知道?而且我們都知道,任何文學史都有大量的無名英雄,很多作家不會成名,那些作家是不是同志?我們也不會知道,而且也沒什麼好猜的。
這就好比有些人會去猜測文藝復興的一些名家,例如達文西、米開朗基羅他們是不是同性戀?但是這個問題的答案,並不會改變我們對他們作品的評價。這種問題只是好玩,不能嚴肅看待。與其去猜測創作者的心態與動機,不如去思考讀者與觀看者從中得到什麼。
我們去羅浮宮看《蒙娜麗莎的微笑》,這是因為達文西對美女無感、所以畫了這幅畫?達文西的創作動機,我們無從知曉。我們能夠掌握的,是觀看者從這幅畫得到什麼?觀看者與讀者的收穫才是重點。
至於當時讀者的樣貌?我們現在要如何去理解當時的讀者?我們對讀者的了解也是有限的,這是我們必須承認的。50年代看報紙副刊的是哪些人?是熱愛文學的文青嗎?不要說50年代,以我在政大教書為例,我除了有開設研究所的專業文學課程外,也教大一國文與通識教室,這些修課的學生有文學熱忱嗎?我老實說我並不知道,那我又如何得知50年代讀者有沒有文學熱忱。
我發現台灣讀者不是在60年代看白先勇的小說才知道同性戀,而是50年代就知道。有學者問我:你有做過社會調查嗎?有什麼社會統計資料?不然你怎麼知道台灣讀者在50年代就知道同性戀?
其實答案很簡單,你們到任何圖書館的電腦,登入《聯合報》知識庫,打入「同性戀」3個字,就有一大堆舊剪報跑出來,證實在50年代就有許多「同性戀」的新聞報導,每個人都可以去查證確認。如果當時沒有人要看同性戀的事情,《聯合報》為什麼要一直刊登?我們也可藉著這個間接的方式,了解當時的民眾如何看待同性戀。
要我拿出當年社會學的數據,這是不可能的。大家知道人口普查,在台灣是比較晚近的事情。我怎麼可能拿出50或60年代的數據調查數據,但是以前的新聞剪報是可信的,讀者是看得道並且看得懂「同性戀」3個字。還有些學者說我太仰賴《聯合報》,說可能其他媒體都沒有報導同性戀,要我平衡報導。我不懂這是要做什麼?但這共同顯示:大家對於台灣50、60年代所知甚少,但是大家好奇、都想猜當時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們固然不知道當時的作家寫同性戀時在想什麼?我們也不知道當時那些作品刻劃的同性戀者面貌是否可以信賴,誰知道當時的白先勇在想什麼?現在去問白先勇也不準,現在他一定說他一心向佛、只看崑曲和紅樓夢(笑)。但是大家去看《孽子》,寫得非常色喔,色得不得了,有寫homepa喔(當然不是用這個字),你現在也不可能從他口中套出話來,也不知道以前同性戀者是否如他所寫。
但有個東西是可以拿捏的、是可貴的,那就是當時作品中「路人的態度」。他們好奇又害怕,有一種獵奇的態度。《孽子》裡面寫到有媒體記者想去酒店偷拍、採訪、報導,當時已有記者想去同志夜店偷偷報導,不然為何會有這種事情?但同志夜店裡是否有人穿女裝、化妝,則不確定。有時看早期的文學作品,是要看一些背景、配角,會顯示出一些有趣的訊息來。
大家知道「野人咖啡屋」嗎?這是台北很有名的文青咖啡店,台北以前有兩家知名的文青咖啡店,一家是陽光型文青去的明星咖啡館,另一家是頹廢派去的野人咖啡屋。林懷民就寫到一些很恐懼同志的政大學生,也在泡野人咖啡店。台灣最有名的同志畫家席德進,他最有名的作品《紅衣男孩》,就是畫他的學徒、一個異性戀男生,但是席德進很喜歡他,畫作就收藏在國美館。
野人咖啡屋在白先勇、林懷民的書中都出現過,也是席德進與他的模特兒混的地方。談白先勇,要講很多他周邊值得認識的人事物,野人咖啡屋、新南陽戲院,都是文學作品中與同志有關的常見場地。
Q:你書中講到1970年代的女女關係,為何寫女女關係?前面不是都講同志嗎?還是老師講的同志不包括女女關係?
謝謝你讀出這個訊息。我今天本來要講一些BL(boy's love)的東西,接下來我迂迴地回答你。我去年到處演講《同志文學史》這本書時,不管到哪邊(今天比較不一樣),聽眾都是女生較多,很多顯然都是「腐女」,最後發問與討論一定有人會問:「BL與同志文學的關係,為何不談BL?」
我本來不太懂,被問了幾十次之後,我想通了:「這就是天意」,不然為甚麼到處都有人要問我這個問題?BL是重要的東西,我在寫完同志文學史後,醞釀要做兩件事情:一是寫「研究生青紅燈」、另外就是思考BL是怎麼一回事。
寫「研究生青紅燈」,是我在寫書、演講過程中,常想到研究生、文學研究者到底在想什麼?我在與台灣各地的文學研究生、大學生交流時,發現很多學生嗷嗷待哺,他們不知道要怎麼處理書評、影評。網路上可能有些意見領袖很年輕,但很多年輕人不知道如何抒發。我一方面覺得要分享同志文學史的寫作心得,另方面也覺得應該要想如何帶動年輕人去寫寫作計畫。
BL是個空白、我還沒開始寫的東西。BL與同志文學是相關的,但有很不一樣的地方。不過我要說,「同志文學的未來要寄託在BL上」。同志文學有個歷史的重量、比較沈重,但BL沒有。雖然大家會說同志文學和BL寫出來可能都差不多,但實際上放在歷史脈絡上來看,是不一樣的。例如,唐詩、宋詞好像差不多,作品營造出來的效果非常像,但它們就是不一樣的東西,不同文類的重量就是不一樣。
同志文學長久以來,並沒有意識到要凸顯「同性愛」這件事,反而因爲社會、歷史壓力等,努力在掩蓋同性戀這個事實。我書裡談到非常多文本,是重要的歷史資料,你會從中找到同性戀見不得人的地方。這些舊作品甚至看不太出來有什麼同性戀痕跡,因爲以前的人、以前的作家、讀者,要寫但不敢寫太白,他們會有壓力。寫得有點曖昧一方面可以保護自己、另方面也有情趣,讓讀懂的人讀得懂、讀不懂的人就讀不懂。就好比講到BL的「開車」,「開車」這個詞的意思,喜歡BL的人就懂、不喜歡的人就不懂。這是個暗語,暗語是人生情趣的來源之一。
以前的同志文學常常是隱晦的,但是BL則歌頌同性之美,完全沒有要遮掩同性愛。同志文學是醜陋和痛苦的、BL都是俊美的。同志文學不但沒有歌頌美,甚至把相關人物描述得相當醜陋,邱妙津就是一例,不論男女,都是超乎尋常的醜陋,她就是要勇敢刻畫同性愛的痛苦和醜陋。現在BL文化,要找鹿晗,看到鹿晗,你會想到什麼歷史的重量、歷史的縱深嗎?同志文學的作者、讀者、能量,可能都要轉向BL。現在是商業、商場控制一切的時代,尤其BL沒有歷史重量,很容易賣到別的國家。
台灣同志文學有個很好的傳統,裡面有很多的歷史細節,因此很難賣到別的國家或地區。例如《孽子》,頂多日本有興趣,因爲裡面有大量的六條通、老舊的日本戲院、老舊的西門町。其他國家讀者看不懂,其中的歷史細節,有礙國際流通。台灣的同志文學賣得比較好的是《蒙馬特遺書》、《鱷魚手記》,因爲它們寫的是法國,西方讀者讀起來比較沒有障礙。
BL沒有國界與統獨,只有市場。就算是深綠台獨的腐女,也會看中國的BL;再討厭韓國的人,看到孔劉、河正宇也不會討厭。娛樂商品是跨越國界的,同志文學的未來、甚至文學的未來,都在BL。
回到我講同志在70年代故意要講「女女關係」,我是故意的。因爲我們一般講同性戀者時,預設每一個人都是個人主義者。大家受到西洋文化與西洋文學的影響,長久以來崇拜個人主義者。我們習慣的小說英雄人物都是單打獨鬥,這是大家習慣的文學英雄形象。同志文學有重男輕女的傾向,男同性戀者常常是獨來獨往的,但是以前的女同性戀很少是獨來獨往的,都是倆倆配對的,我們看70年代的同志文學就可以發現。
在60年代末期,白先勇的《孤戀花》裡,女生只有在一起的時候,才會有同性戀的火花出現。女女關係,就好像水是H₂O組成的一樣,一旦拆開,就不是水了。反觀在白先勇的《台北人》裡,gay都是獨來獨往的;《孽子》裡面也幾乎沒有couple(一對),每個人都獨來獨往,唯一的一對couple很快就死了,沒有人是定下來的。女生則都是couple,到1990年代李昂、郭良蕙的作品還是一樣,女生一定都是以couple姿態出現。孤獨與couple,剛好區分了男女同性戀。
都說BL是女生看的,大家可以想像BL裡面沒有couple嗎?不行啊!一定有couple、一定有攻受。BL操作的方式,就是一定要誰跟誰配,這比較貼近台灣lesbian(女同性戀)的傳統。不過現在風氣改變,有比較多的gay會手牽手出現了。
Q:老師談同志文學,先談男同志然後才談女性。台灣是否有跨性別、無性戀或其他同性戀的主題?
你提的問題很重要,但不是歷史發展的趨向。我們必須承認,我們希望可以同時注重男女同性戀、跨性別,可是台灣的同志文學,的確非常重男輕女。男同志文學就是比女同志多,你沒辦法扭曲歷史的面貌。討論的人,也非常重男輕女,國內外學者很多是男的,他們就會要討論男同性戀者。
我會爭取另類的空間,例如我寫70年代的女女關係。不過大家知道嗎?台灣最早刊登的同志文學其實是Lesbian小說。這本lesbian小說是絕版書(書名為《月誓》),很色,翻譯者叫南方朔,但不是那個我們大家熟知的文化評論者南方朔。這本小說1955年就在《聯合報》副刊連載,當時負責的編輯是林海音,講一群人妻俱樂部,她們不跟丈夫上床,一群人妻聚在一起。
有人批評我的書直到最後一章才講到跨性別的文學作品,但這是因爲直到21世紀才有人寫啊,並不是我不寫啊。將跨性別與後現代、多元社會混在一起談,不是我故意要這樣做,而是寫跨性別這些人就是這樣在寫,林俊穎的書就是21世紀出版的,他之前沒有寫跨性別;《天河撩亂》也有寫跨性別,但也是20年前才寫。至於無性戀,不曉得有沒有作家寫?可能有吧!或許是寫了但沒有凸顯出來。
長久以來,文學生態、從事文學創作的人,沒有辦法顧到社會的多樣性、多元族群,只能注意到他當時寫得是不是很爽。如果要講原住民,同志文學很早就寫到原住民,白先勇的《台北人》、《孽子》都有寫到原住民,但他們被描寫成是原始人、是野人、不會講話、不會思考。我們要因此把白先勇抓出來公審嗎?這可能就是歷史共業吧!
Q:老師寫同志文學史,如何篩選文學性?是否有些沒有收錄進去?如何看待這些文本?
你問到一個重要的問題。很多書都有講到同志,但不見得每本書都有文學價值,這些要不要列進來討論?同志族群是比較邊緣的族群,對於同志文學的態度,我們勢必要比較包容。這個族群不是很道統、很菁英的。雖然很多人說同志是菁英,但一個族群如果是被邊緣化的,裡面就有比較多廢人、失敗者,我們就不能用相對嚴苛的標準去看相關的文學作品。
就好比我們談男性作品時,只談男性作家、經典與菁英,但談女性作家時,勢必要把一些人納入,例如瓊瑤。為什麼站在女性文學立場就得納入瓊瑤,只談文學史的話就不納入?因爲瓊瑤的小說,是很多女工下班會到租書店租回去看的。她的書文學價值可能不高,但有很重要的歷史意義、社會意義,讓我們知道,原來比較沒有錢、沒有受過教育的人,是這樣接觸文學的。席絹、玄小佛也是如此。
也有些人希望我談更多網路小說,但我覺得網路小說就讓別人去嘗試吧。我相信網路小說、網路作家,應該也有很多值得談的人,但是網路茫茫大海,要從何找起?很困難。
Q:剛剛老師提到,白先勇的《台北人》對台北的描述,因爲有地域性限制,所以力量很難擴及到國外。但是老師最近推薦的《渺小一生》(A Little Life)對紐約的描述、職業的專業度等刻畫也很多,但書中的情感力道,並不會因中文閱讀而削弱,老師怎麼看呢?
這牽涉到強國與弱國文學的差異。英國、美國、日本,他們的小說不管寫哪裡的鄉下或大都市的細節,日劇不論拍了什麼不知名的城鎮,都還是會有弱國買單。但是當台灣文學寫花蓮、台中或蘭嶼,就要擔心外國人看不懂。強國不論寫什麼,弱國都會買單;弱國的文學,就是賣不出去。
但台灣與一些較弱小的國家,電影、文學要怎麼出口,是很大的問題,所以大家一直在吵文化部要補助哪些歌星、藝術家、作家進行國際交流。因爲台灣要進行文化的國際交流,是要看外國臉色的。這是世界各國的普遍現象,只有少數強國不必這樣。●
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 A Queer Invention in Taiwan 紀大偉著,聯經出版公司,750元【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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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大墩文化中心與國立台灣美術館位處同一區,整個園區相連,在鬧市中,獨立一方。文化中心內有各式展覽,空間範圍廣大,不少人都花了一點時間才找到講座進行的視聽室。活動開始不久,現場已幾乎滿座。前來聽講的讀者年齡層,與其他場講座相比相對年輕些,不少是講者紀大偉的臉友、學生或關心同志議題者。用紀大偉自己的話說,他之前巡迴各地講《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時,參與者明顯都女多於男、且女生多半是腐女,這場講座的參與者則明顯不同。
熟稔各種現代社群媒體的紀大偉,進行講座的方式也與眾不同。他沒有使用PPT檔案,而是就著《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的電子書綱要進行,並鼓勵讀者現場隨時提問,台上台下的互動頻繁。以下是講座摘要紀錄。
整理記錄/安靜
攝影/周月英
各位台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大甲人,到台中有很特殊的親切感。去年大概也是這個時候,《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這本書剛剛上市,我在台灣各地巡迴演講,甚至還到香港、美國、英國,原因除了要謝謝很多朋友的幫助與肯定外,最主要是這本書要做時代的見證。
不論大家喜不喜歡、支不支持同志,台灣的同性戀文化,是東亞的特例。亞洲對於同性戀友善的國家只有兩個:以色列和台灣,這兩個國家的國際地位,剛好都特別敏感,不知道是否因此特別支持同志人權。
去年5月24日,台灣的大法官釋憲:支持祁家威控告台北市政府不同意男性同志婚姻登記。我當天剛好也在台中的中興大學演講,打開電腦,發現都是祁家威釋憲成功的新聞與訊息。台灣大法官承認同性戀婚姻合法化,本來覺得這是同志運動的一大勝利,我可以不必再繼續打這本書了,沒想到從去年5月到現在,大法官釋憲結果還沒有落實,政府現在有點冷處理,本來是同志婚姻女神的國會議員林靜儀,現在聲名狼藉,我只好繼續用書、用文學、用歷史來見證同志的尊嚴。
很多人不知道台灣的同志在哪裡,但是台灣同志的歷史,在文學裡有很鮮明的紀錄。台灣在1950年代就開始有同志文學,幾乎每個年代都有同志文學的紀錄。白先勇寫同性戀是在1960年代,與美國同志運動的進度幾乎是同步的。美國同性戀受打壓是在1950年代、美國的同志運動興起是1960年代的事,但台灣早已有同志文學,台灣在這個領域,一點都不落伍。
▉同志文學史是台灣的發明
我在這本書的緒論講到:同志文學史是台灣的發明。去年書剛出來時,有人質疑:同志文學史不是台灣的發明。大家覺得台灣的同志文學史,好像是受到世界大國的影響,其實並不然。我尋找其他國家的同志文學史,發現美國、日本、中國都沒有同志文學史,這些國家都有同性戀歷史,但各國的同志舞台,不是放在文學裡面。像日本現代同性戀的書是在談夜店的發展、談日本古代的同性戀,都不是在講文學。
美國的同性戀歷史,會從哪裡找資料?會從紐約石牆事件(發生於1969年)、舊金山的哈維.米克(Harvey Bernard Milk),是透過社會運動事件或美國好萊塢的電影,從來沒有聽過透過讀美國文學來了解同性戀。
台灣會在20世紀現代文學中談論同性戀,是很少數的現象,其他國家不是這樣的。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歷史中沒有同志文學。文化大革命時,中國當時是連愛情文學都不能出現,台灣則有轟轟烈烈的同志文學。20世紀末,中國開始有些與同志有關的文學出現,但是中國學界和文壇與台灣很不一樣,台灣的同志文學一浮出檯面,大致上是受到歡迎的,例如白先勇的作品,雖偶有批評,但是文壇和學術界是支持他的。中國類似的作品,則是被擱置、冷處理。
在現代文學中談同志,是台灣特別的獨有現象。但是台灣人喜歡在文學中打造歷史,不見得是好事。美國幾十年來,同志電影和社會運動享有悠久歷史;日本有同志夜店,他們的民權比較早開放。如果可以透過喝酒跳舞來交朋友,誰要乖乖在家裡寫文學啊?一定是社會夠壓抑,才會在家裡寫啊!同志文學是台灣社會長久壓抑的結果。
比如1990年代,台灣最騷包的女同志作家之一邱妙津,她活在一個蠻土的時代,只能想像把自己奉獻給文學,她不能想像自己變成網紅、變成女性紀錄片導演。現在社會變遷,如果你可以花一分鐘成為網紅,誰要花3年時間寫一本小說?如果是在一個可以自由開放、網路交友的年代,誰還要用立可白在公廁裡塗鴉留電話徵求筆友?
同志文學史是一個台灣的特色,其他國家不是這樣。除了前面講的日本、美國之外,再舉鄰近的香港為例,他們享有豐富的夜生活文化、以前電影非常強,他們有同志文化偶像張國榮。這沒辦法反過來,台灣就是沒有張國榮這樣的角色,因爲文化不同,就像香港也沒有白先勇這樣的同志小說家,每個文化地區有其不同的專長。
同志文學史常被講成「台灣同志文學史」,我故意拿掉台灣同志文學史的「台灣」兩字。這就好比大家喜歡去夜市吃小吃,你會說你要去「台灣夜市」吃「台灣小吃」或「台灣臭豆腐」嗎?這很奇怪,觀光客或外人才會這樣講。你去日本,會問「哪裡有日本拉麵可以吃嗎?」因此,台灣同志文學史中的「台灣」這個形容詞,是可以拿掉的。
▉同志的現代性
雖然有人會說同性戀的歷史有幾百年、幾千年,但是我們講到「現代性」時,它其實是一個非常晚近的現象。homosexual(同性戀)這個詞的歷史,只有一百多年。歐洲人直到1880年代,才開始出現homosexual這個概念。電影《丹麥女孩》(The Danish Girl)講述的是20世紀初的故事,當時他們處理變性人、同性戀的做法,就是在大腦穿個洞、把某些敏感部位挖掉。同志是個非常新的概念,在歐洲尚且如此,東亞更晚。
中國和日本,了解同性戀,是在1920、30年代。台灣人有些知識分子是在30年代接觸到同性戀這個概念,但台灣人大規模知道「同性戀」,把這個概念和社會敗類、台北市的新公園聯想在一起,則是50年代的事。
在1940年代,台灣人看日文報紙;50年代,台灣人看中文報紙,這是個很大的差別。當時國民黨政府來台灣,《聯合報》、《中國時報》以前與國民黨高層密切相關,他們急於把台灣人口變成一批可以讀中文的人。當時這兩大報各約有10萬份的發行量,當時的《聯合報》已經開始刊登同性戀文學了。
邱妙津在《蒙馬特遺書》裡,提到她很多的生命挫折與看書、看電影的心得。裡面提到的《遣悲懷》一書,是聶華苓翻譯的,50年代刊登在《聯合報》副刊,當時聯副的主編是林海音,文壇非常重視她主編的聯副。聶華苓在翻譯序中,直接指出這本書的作者紀德(André Gide)是同性戀,想想看當時的文壇和文青會得到什麼訊息。而這本書一直延續到90年代,邱妙津還帶到法國去。
在台灣講同性戀,要從什麼時候開始?有很多種講法。古時候、日治時期、清朝當然也有可能有同性戀;但是台灣現代文學出現同性戀是在1950年代,美國也約莫是在這個時代才出現。
Q:1950年代就有同志文學,請問老師,台灣的同志文學作者都是同志嗎?當時的同志文學讀者的都是喜歡文學的文青嗎?還是特定的族群?
同志文學、特別是早期作品的作者、讀者是什麼樣的人?這是個很好、但不容易回答的問題。講到同志文學,很多人急著問:「同志文學」與「作者與同志」有沒有關係?有些人會說同志文學的作者必須是同志,也有人不這樣主張。這是個老問題,但答案是:「不知道」。
有些作家後來坦承他是同志,例如白先勇後來在1980年代出櫃,承認他是同志,但是他如果不說、不承認,你又怎麼知道?而且我們都知道,任何文學史都有大量的無名英雄,很多作家不會成名,那些作家是不是同志?我們也不會知道,而且也沒什麼好猜的。
這就好比有些人會去猜測文藝復興的一些名家,例如達文西、米開朗基羅他們是不是同性戀?但是這個問題的答案,並不會改變我們對他們作品的評價。這種問題只是好玩,不能嚴肅看待。與其去猜測創作者的心態與動機,不如去思考讀者與觀看者從中得到什麼。
我們去羅浮宮看《蒙娜麗莎的微笑》,這是因為達文西對美女無感、所以畫了這幅畫?達文西的創作動機,我們無從知曉。我們能夠掌握的,是觀看者從這幅畫得到什麼?觀看者與讀者的收穫才是重點。
至於當時讀者的樣貌?我們現在要如何去理解當時的讀者?我們對讀者的了解也是有限的,這是我們必須承認的。50年代看報紙副刊的是哪些人?是熱愛文學的文青嗎?不要說50年代,以我在政大教書為例,我除了有開設研究所的專業文學課程外,也教大一國文與通識教室,這些修課的學生有文學熱忱嗎?我老實說我並不知道,那我又如何得知50年代讀者有沒有文學熱忱。
我發現台灣讀者不是在60年代看白先勇的小說才知道同性戀,而是50年代就知道。有學者問我:你有做過社會調查嗎?有什麼社會統計資料?不然你怎麼知道台灣讀者在50年代就知道同性戀?
其實答案很簡單,你們到任何圖書館的電腦,登入《聯合報》知識庫,打入「同性戀」3個字,就有一大堆舊剪報跑出來,證實在50年代就有許多「同性戀」的新聞報導,每個人都可以去查證確認。如果當時沒有人要看同性戀的事情,《聯合報》為什麼要一直刊登?我們也可藉著這個間接的方式,了解當時的民眾如何看待同性戀。
要我拿出當年社會學的數據,這是不可能的。大家知道人口普查,在台灣是比較晚近的事情。我怎麼可能拿出50或60年代的數據調查數據,但是以前的新聞剪報是可信的,讀者是看得道並且看得懂「同性戀」3個字。還有些學者說我太仰賴《聯合報》,說可能其他媒體都沒有報導同性戀,要我平衡報導。我不懂這是要做什麼?但這共同顯示:大家對於台灣50、60年代所知甚少,但是大家好奇、都想猜當時到底是怎麼回事。
▉白先勇的前輩與同輩
我們固然不知道當時的作家寫同性戀時在想什麼?我們也不知道當時那些作品刻劃的同性戀者面貌是否可以信賴,誰知道當時的白先勇在想什麼?現在去問白先勇也不準,現在他一定說他一心向佛、只看崑曲和紅樓夢(笑)。但是大家去看《孽子》,寫得非常色喔,色得不得了,有寫homepa喔(當然不是用這個字),你現在也不可能從他口中套出話來,也不知道以前同性戀者是否如他所寫。
但有個東西是可以拿捏的、是可貴的,那就是當時作品中「路人的態度」。他們好奇又害怕,有一種獵奇的態度。《孽子》裡面寫到有媒體記者想去酒店偷拍、採訪、報導,當時已有記者想去同志夜店偷偷報導,不然為何會有這種事情?但同志夜店裡是否有人穿女裝、化妝,則不確定。有時看早期的文學作品,是要看一些背景、配角,會顯示出一些有趣的訊息來。
大家知道「野人咖啡屋」嗎?這是台北很有名的文青咖啡店,台北以前有兩家知名的文青咖啡店,一家是陽光型文青去的明星咖啡館,另一家是頹廢派去的野人咖啡屋。林懷民就寫到一些很恐懼同志的政大學生,也在泡野人咖啡店。台灣最有名的同志畫家席德進,他最有名的作品《紅衣男孩》,就是畫他的學徒、一個異性戀男生,但是席德進很喜歡他,畫作就收藏在國美館。
野人咖啡屋在白先勇、林懷民的書中都出現過,也是席德進與他的模特兒混的地方。談白先勇,要講很多他周邊值得認識的人事物,野人咖啡屋、新南陽戲院,都是文學作品中與同志有關的常見場地。
▉1970年代的女女關係
Q:你書中講到1970年代的女女關係,為何寫女女關係?前面不是都講同志嗎?還是老師講的同志不包括女女關係?
謝謝你讀出這個訊息。我今天本來要講一些BL(boy's love)的東西,接下來我迂迴地回答你。我去年到處演講《同志文學史》這本書時,不管到哪邊(今天比較不一樣),聽眾都是女生較多,很多顯然都是「腐女」,最後發問與討論一定有人會問:「BL與同志文學的關係,為何不談BL?」
我本來不太懂,被問了幾十次之後,我想通了:「這就是天意」,不然為甚麼到處都有人要問我這個問題?BL是重要的東西,我在寫完同志文學史後,醞釀要做兩件事情:一是寫「研究生青紅燈」、另外就是思考BL是怎麼一回事。
寫「研究生青紅燈」,是我在寫書、演講過程中,常想到研究生、文學研究者到底在想什麼?我在與台灣各地的文學研究生、大學生交流時,發現很多學生嗷嗷待哺,他們不知道要怎麼處理書評、影評。網路上可能有些意見領袖很年輕,但很多年輕人不知道如何抒發。我一方面覺得要分享同志文學史的寫作心得,另方面也覺得應該要想如何帶動年輕人去寫寫作計畫。
BL是個空白、我還沒開始寫的東西。BL與同志文學是相關的,但有很不一樣的地方。不過我要說,「同志文學的未來要寄託在BL上」。同志文學有個歷史的重量、比較沈重,但BL沒有。雖然大家會說同志文學和BL寫出來可能都差不多,但實際上放在歷史脈絡上來看,是不一樣的。例如,唐詩、宋詞好像差不多,作品營造出來的效果非常像,但它們就是不一樣的東西,不同文類的重量就是不一樣。
同志文學長久以來,並沒有意識到要凸顯「同性愛」這件事,反而因爲社會、歷史壓力等,努力在掩蓋同性戀這個事實。我書裡談到非常多文本,是重要的歷史資料,你會從中找到同性戀見不得人的地方。這些舊作品甚至看不太出來有什麼同性戀痕跡,因爲以前的人、以前的作家、讀者,要寫但不敢寫太白,他們會有壓力。寫得有點曖昧一方面可以保護自己、另方面也有情趣,讓讀懂的人讀得懂、讀不懂的人就讀不懂。就好比講到BL的「開車」,「開車」這個詞的意思,喜歡BL的人就懂、不喜歡的人就不懂。這是個暗語,暗語是人生情趣的來源之一。
以前的同志文學常常是隱晦的,但是BL則歌頌同性之美,完全沒有要遮掩同性愛。同志文學是醜陋和痛苦的、BL都是俊美的。同志文學不但沒有歌頌美,甚至把相關人物描述得相當醜陋,邱妙津就是一例,不論男女,都是超乎尋常的醜陋,她就是要勇敢刻畫同性愛的痛苦和醜陋。現在BL文化,要找鹿晗,看到鹿晗,你會想到什麼歷史的重量、歷史的縱深嗎?同志文學的作者、讀者、能量,可能都要轉向BL。現在是商業、商場控制一切的時代,尤其BL沒有歷史重量,很容易賣到別的國家。
台灣同志文學有個很好的傳統,裡面有很多的歷史細節,因此很難賣到別的國家或地區。例如《孽子》,頂多日本有興趣,因爲裡面有大量的六條通、老舊的日本戲院、老舊的西門町。其他國家讀者看不懂,其中的歷史細節,有礙國際流通。台灣的同志文學賣得比較好的是《蒙馬特遺書》、《鱷魚手記》,因爲它們寫的是法國,西方讀者讀起來比較沒有障礙。
BL沒有國界與統獨,只有市場。就算是深綠台獨的腐女,也會看中國的BL;再討厭韓國的人,看到孔劉、河正宇也不會討厭。娛樂商品是跨越國界的,同志文學的未來、甚至文學的未來,都在BL。
▉男女同性戀的差異:孤獨與成對
回到我講同志在70年代故意要講「女女關係」,我是故意的。因爲我們一般講同性戀者時,預設每一個人都是個人主義者。大家受到西洋文化與西洋文學的影響,長久以來崇拜個人主義者。我們習慣的小說英雄人物都是單打獨鬥,這是大家習慣的文學英雄形象。同志文學有重男輕女的傾向,男同性戀者常常是獨來獨往的,但是以前的女同性戀很少是獨來獨往的,都是倆倆配對的,我們看70年代的同志文學就可以發現。
在60年代末期,白先勇的《孤戀花》裡,女生只有在一起的時候,才會有同性戀的火花出現。女女關係,就好像水是H₂O組成的一樣,一旦拆開,就不是水了。反觀在白先勇的《台北人》裡,gay都是獨來獨往的;《孽子》裡面也幾乎沒有couple(一對),每個人都獨來獨往,唯一的一對couple很快就死了,沒有人是定下來的。女生則都是couple,到1990年代李昂、郭良蕙的作品還是一樣,女生一定都是以couple姿態出現。孤獨與couple,剛好區分了男女同性戀。
都說BL是女生看的,大家可以想像BL裡面沒有couple嗎?不行啊!一定有couple、一定有攻受。BL操作的方式,就是一定要誰跟誰配,這比較貼近台灣lesbian(女同性戀)的傳統。不過現在風氣改變,有比較多的gay會手牽手出現了。
Q:老師談同志文學,先談男同志然後才談女性。台灣是否有跨性別、無性戀或其他同性戀的主題?
你提的問題很重要,但不是歷史發展的趨向。我們必須承認,我們希望可以同時注重男女同性戀、跨性別,可是台灣的同志文學,的確非常重男輕女。男同志文學就是比女同志多,你沒辦法扭曲歷史的面貌。討論的人,也非常重男輕女,國內外學者很多是男的,他們就會要討論男同性戀者。
我會爭取另類的空間,例如我寫70年代的女女關係。不過大家知道嗎?台灣最早刊登的同志文學其實是Lesbian小說。這本lesbian小說是絕版書(書名為《月誓》),很色,翻譯者叫南方朔,但不是那個我們大家熟知的文化評論者南方朔。這本小說1955年就在《聯合報》副刊連載,當時負責的編輯是林海音,講一群人妻俱樂部,她們不跟丈夫上床,一群人妻聚在一起。
有人批評我的書直到最後一章才講到跨性別的文學作品,但這是因爲直到21世紀才有人寫啊,並不是我不寫啊。將跨性別與後現代、多元社會混在一起談,不是我故意要這樣做,而是寫跨性別這些人就是這樣在寫,林俊穎的書就是21世紀出版的,他之前沒有寫跨性別;《天河撩亂》也有寫跨性別,但也是20年前才寫。至於無性戀,不曉得有沒有作家寫?可能有吧!或許是寫了但沒有凸顯出來。
長久以來,文學生態、從事文學創作的人,沒有辦法顧到社會的多樣性、多元族群,只能注意到他當時寫得是不是很爽。如果要講原住民,同志文學很早就寫到原住民,白先勇的《台北人》、《孽子》都有寫到原住民,但他們被描寫成是原始人、是野人、不會講話、不會思考。我們要因此把白先勇抓出來公審嗎?這可能就是歷史共業吧!
Q:老師寫同志文學史,如何篩選文學性?是否有些沒有收錄進去?如何看待這些文本?
你問到一個重要的問題。很多書都有講到同志,但不見得每本書都有文學價值,這些要不要列進來討論?同志族群是比較邊緣的族群,對於同志文學的態度,我們勢必要比較包容。這個族群不是很道統、很菁英的。雖然很多人說同志是菁英,但一個族群如果是被邊緣化的,裡面就有比較多廢人、失敗者,我們就不能用相對嚴苛的標準去看相關的文學作品。
就好比我們談男性作品時,只談男性作家、經典與菁英,但談女性作家時,勢必要把一些人納入,例如瓊瑤。為什麼站在女性文學立場就得納入瓊瑤,只談文學史的話就不納入?因爲瓊瑤的小說,是很多女工下班會到租書店租回去看的。她的書文學價值可能不高,但有很重要的歷史意義、社會意義,讓我們知道,原來比較沒有錢、沒有受過教育的人,是這樣接觸文學的。席絹、玄小佛也是如此。
也有些人希望我談更多網路小說,但我覺得網路小說就讓別人去嘗試吧。我相信網路小說、網路作家,應該也有很多值得談的人,但是網路茫茫大海,要從何找起?很困難。
Q:剛剛老師提到,白先勇的《台北人》對台北的描述,因爲有地域性限制,所以力量很難擴及到國外。但是老師最近推薦的《渺小一生》(A Little Life)對紐約的描述、職業的專業度等刻畫也很多,但書中的情感力道,並不會因中文閱讀而削弱,老師怎麼看呢?
這牽涉到強國與弱國文學的差異。英國、美國、日本,他們的小說不管寫哪裡的鄉下或大都市的細節,日劇不論拍了什麼不知名的城鎮,都還是會有弱國買單。但是當台灣文學寫花蓮、台中或蘭嶼,就要擔心外國人看不懂。強國不論寫什麼,弱國都會買單;弱國的文學,就是賣不出去。
但台灣與一些較弱小的國家,電影、文學要怎麼出口,是很大的問題,所以大家一直在吵文化部要補助哪些歌星、藝術家、作家進行國際交流。因爲台灣要進行文化的國際交流,是要看外國臉色的。這是世界各國的普遍現象,只有少數強國不必這樣。●
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
A Queer Invention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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