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ij。來自烏拉山脈到窩瓦河一帶，歐洲最遠端的士兵們用這個字指稱這座古老城市東北側那半邊。Parij，標示看板上，「j」所代表的西里爾字母，「Ж」，六隻長觸爪遙遙伸展，伸向城市的四面八方，甚或更遠。在貫穿全城的圍牆另一邊，這座城的名稱並不全然相同，僅差一個字母，最後那個。一個子音驅除了六隻觸爪。

時值一場以冷為名的戰爭之末期。

Parij就是Paris，巴黎。      

這是我翻譯的第三本菲耶小說，又一部精采的作品。他的書寫常以現實細節為基調，蘊藏各種層次的含意，並採用跳躍的敘述手法，融入不同敘事者的觀點及心理，每每是真實與想像的碰撞。翻譯時，免不了查找大量（冷僻的）資料，反覆推敲拿捏文句口吻，每一次都是苦戰，卻也是享受，因為菲耶總能讓我在工作的同時保持閱讀、求知與再創作的樂趣。最難得的是，即使有點冷門另類，出版社仍很有意願繼續引介這位法國當代少見的中短篇小說家，我為自己和讀者深感幸運。

「菲耶的作品是哪些特質吸引妳？」我問衛城總編輯莊瑞琳。

「孤獨，以及存在的不可溝通性」，詩人回答。

能夠如此一針見血，果然是真愛！而就衛城的出版風格仔細想想，這也不是偶然。《巴黎》（Parij），菲耶這部早期的小說，呈現的正是一個城市中不能溝通的兩個區域：一邊盡情展現輝煌光明，另一邊深陷恐怖幽暗；一邊不在乎分裂，另一邊念茲在茲要統一。

架空歷史（Uchronie）向來是菲耶的拿手好戲：移花接木，錯置時空，造成某時某地曾發生的某事件發展出現「短路」，藉此探討某些特定題材。但他不預設立場，並非為了客觀，而是比記者或史官更甚地，以一種近似科學家的精神，推測控制變因下的各種現象，反應，可能性。為了這次的實驗，他把柏林圍牆搬到了巴黎。

這樣的設定讓我不禁想起1970年代的一部法國諷刺喜劇片《巴黎紅禍》（Les Chinois à Paris）。那是一個中國解放軍占領巴黎的虛構故事，左手自嘲法國人各種淫亂貪婪的醜態，右手諷刺中國在文革時期完全封閉愚昧的蠢相。情節與演出極盡誇張之能事，其中一段樣板芭蕾舞〈卡門〉堪稱經典，令人拍案叫絕。但那個荒謬的結局更在我腦中揮之不去：前來解放花都的中國紅軍反被花花世界腐化，連指揮官自己也淪陷，悔恨交加地打遠洋電話哭求中央委員會放棄巴黎，連夜撤軍。而紅禍退去後的首都，唉，原形畢露。

《巴黎紅禍》中〈卡門〉片段

他倚在窗邊，駐足良久。藍寶石的夜空下，西城燈火輝煌。沿著樓房設置的巨幅霓虹廣告閃爍，面板上，靛藍，朱紅或土耳其藍的光點輪流播放宣傳標語。「西城塗上了口紅，攔道阻街，賣起身來……」

那部電影裡的巴黎有一絲相似小說裡的西城，像一具光鮮亮麗的空殼。《長崎》和《三境邊界祕話》的讀者應該感受得到：菲耶筆下的城市和地域其實皆扮演著不同於人物的重要角色，自有其個性，而且個性會說話。而在《巴黎》中，很明顯地，擁有靈魂的是東城──那裡有極權主義與恐怖統治壓迫出的文學與音樂，不是樣板，而是藝術；還有曾是巴黎公社基地之一的蒙馬特，以及為紀念被同胞屠殺的兩萬到五萬甚或更多的巴黎公社成員而興建的聖心堂。

翻譯時，為了釐清東西兩城的分界，我曾嘗試製作一份本小說專屬的Parij地圖，除了標示書中提及的地點，看看沿著塞納河築起的圍牆兩岸如何壁壘分明以外，也順便追隨人物們的足跡，跟著菲耶這位嚮導，巴黎走透透。於是我常花許多時間在Google地圖上流連神遊，甚至打開瀏覽街景功能，把那個黃色小人抓進秀蒙丘公園，按照書中的路線，亦步亦趨地，越過自殺橋，循石階爬上山頂的神廟亭，又下山到橋口岩壁下方的湖閣餐廳……

書中三位主人翁皆來自東城：被放逐到西城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的情婦小提琴家，介入兩者通信的郵務審查員。他們皆想找出大作家的一份傳奇手稿。

除了前述的疏離不可溝通，菲耶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創作主題：「消失」。他把「消失」寫得千變萬化，令我百讀不厭，且深刻感受到那種「明明該在卻不在」或者「看似不在其實真切」的存在。《巴黎》中亦有多種消失，比方說，那份手稿。讓頭號人物深感威脅，權力單位認為威力足以瓦解東城，非要找出來銷毀不可的手稿，在大作家本人的腦中卻已不復記憶，幾乎蕩然無存。再比方說，巴黎這座城。頭號人物無法統一分裂的兩邊，竟想出無比瘋狂的點子，下令搬遷東城，移地原樣打造一座完整的新巴黎：於是，巴黎眼看著即將因重建而消失……

多少死人因而被打擾！遷移整座拉雪茲神父公墓！……他想像，深夜裡，一列列挑夫默默擡棺材的場景。第二次的葬禮，埋入人造丘陵的土裡。大樹橫躺在長拖板上，用大卡車載運，而所有樹木還必須經過事先修剪。那是一座被剷平殆盡的城市，在北方重新生長。這一切純粹只能是文學構思，因為很快地，一切都會站不住腳。如何將霧之小徑和它秋日的氤氳移植到那裡？如何移植小丘歷史悠久的每個世紀，採石場和長達幾公里的地下廊道？如何重造拉雪茲神父公墓，墓園裡的十字架和老樹？還有城市的芬芳：每條大道、市集、春意瀰漫的廣場，這些地方各自的氣味，如何輸出到那裡？

啊！先前我辛苦標示，逐漸成型的Parij地圖，原來也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複製，是一場沒有靈魂的紙上談兵，無中生有，白費力氣，Peine perdue。男主角在東城的屋子取的正是此名，我譯為「徒然莊」。龐大的製圖計畫於是懸宕在那裡，弱弱地證明或者嘲笑譯者曾經的努力。但是，多虧這徒然一場，我頓時醒悟：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在架空的歷史上若只著於一相，豈不違背了菲耶的基本實驗精神？

比方說，「réunification」這個字，根據小說的情境與情節發展，譯為「統一」，應該沒有什麼爭議，我也順理成章地採用了。然而，其他翻譯選項提供了我別種閱讀邏輯，啟發我去猜疑菲耶創作時是否也懷著製造多種理解可能的意圖。想像一下，若是把「統一」改成「合體」呢？或者「合併」？

一場洪水讓不可溝通的兩方產生了短暫接觸。眾人假裝忘記遷城動土的期限將至，西城的泥沙夾帶蘇格蘭威士忌酒瓶漂入東城，洶湧高漲的湍流勾起窩瓦河士兵的鄉愁……可不是嗎？羅蘭．巴特說過，巴黎不曾淹水，只是過了一次節（《神話學》）。

據說菲耶本人亦十分關心《巴黎》何時會在台灣出版上市。是否因為在他心目中，台灣多少仍像東西柏林中的西柏林，南北韓中的南韓，東西巴黎中的西巴黎？照理說，這部小說必然得到台灣書市關注，畢竟，書中談的應該是能引發本地讀者共鳴的話題……在初版問世那一年，1997，整整20年前，安然度過95年閏八月，完成96年首次總統直選的小島，是否會熱烈看待這本書？今日又如何呢？或許反而會令人感到隱隱的不安？是的，隱晦不安的氛圍又是菲耶的另一個強項，因為他要說的從來不是表面所看到的那麼簡單：如果東西巴黎果真那樣壁壘分明，這小說還有什麼好看？

以歷史為背景的小說，隨著時代、情勢、立場等變因的鬆動，虛構與現實的對立逐漸模糊，必然將有新的解讀；而歷史，無論架空與否，也可能被重新詮釋，另闢蹊徑……政治意識形態以外，《巴黎》這場實驗，在你我的參與之下，不知不覺中，似乎已發展出一套文學與歷史價值的相對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