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透過行文與句讀建構風景，是屬於文學的魔力，楊智傑的首作《一頭蜈蚣髮絲的瘋女人》便是透過文字搬演傷者群像的散文見證。透過閱讀，書中那些傷痕加諸於讀者肉身，並非作為一種詛咒，而是讓讀者能與他在傷痛中相認。

採訪當天，我試圖想像受訪者會是怎樣的面容？以身試痛的作者是否與書名一樣，也有著一頭蜈蚣髮絲？雖然書封前摺口的作者介紹欄位，已經明示了一張端莊、俊俏的面容，但閱畢全書後，相信不只我一人會疑惑、猜想一位傷者在體面端莊之下有著怎樣的隱藏？ 

這絕非刻板印象與偏見，但凡浸潤在《一頭蜈蚣髮絲的瘋女人》所體現的修羅場當中，必然會明白經歷風暴之人，總在肉身上留下了些什麼，就像雨水打溼鞋襪、狂風吹亂頭髮那般。

楊智傑抵達，如同扉頁中的男子一樣白淨，舉止有度，談吐合宜。然而隨著訪問持續進行，會理解到風暴仍在作用，他更深處的內裡，有著些什麼無法如髮絲被吹風機、造型品吹整打理，持續盛放的渾沌。

行到深處方能見到斷壁殘垣。

➤活命的方法

外邊的人凝視病患，總好奇「你們是怎麼生活的？」然而對處於精神疾病當中的患者，著眼之處總是「我該如何活著？」

同樣關乎生活，前者試圖理解生活的方式，後者則是想要找到生活的方法。所謂「生活的方法」，並非在多種可能之中選擇其中一種過活，是從一切的空虛與無意義之中試圖撈起些什麼，使自己不致消散。

楊智傑追索起自己與精神疾病的生命史，血肉之中的遺傳隱而未顯，總感覺成年前的憂鬱只是一種「傾向」，直到18歲發生的Metoo事件，原本的傾向悉數崩塌，從個性轉變成需要醫治的病症。事件過後的他與常態的生活起居完全背離，每天的開始是晚上7、8點，接著在9點過後起身，吃一天的「第一餐」，白日來臨後再度睡去，週而復始，不見活路。這樣的狀態持續一段時間後，才被友人建議可以嘗試看診與諮商。

直到傷害發生後的許久，才意識到傷害如何在一個本就危脆的心靈上造成影響，並需要透過藥物與治療技術介入。

對他來說，文學是一種活命的方式嗎？

楊智傑說這個問題他想了很久，並從一個佛家故事開始說起：他說佛教將世界分做三界六道，三界是輪迴的空間，而六道則是輪迴的形式，六道的其中三道，天道之人因為所處環境過於舒適，已不適合修行；地獄道的眾生又已過分痛苦，遭受至深磨難故無暇修行；只有人間道的人應當去修行，得要實踐，付諸行動。

就像創傷必然是他啟動書寫的緣由之一，但當患者處在病症的至暗時刻，唯一能把握的是讓自己活下去的信念。比起書寫、繪畫，先吃得下、睡得著是更加重要的事情。

我不真的那麼理解這則佛教故事，但能夠明白他在故事背後訴諸的道理。貼近深淵的時刻，比起提筆書寫，確實更該保全好自身。

➤搏鬥的方法

如果世界是野獸的，楊智傑掌握了許多對抗野獸的方法。透過創作，得以與獸交戰。

最早開始意識到自己在「創作」，是高中階段接觸到攝影。後來他也嘗試行為藝術，再來才是文學，以及同樣收錄於書中的，那些駭人的繪畫。

談回文學，楊智傑一開始接觸到的其實是新詩，喜歡楊澤、喜歡同名同姓的詩人前輩楊智傑。後來旁聽東海大學中文系的課程，在周芬伶與言叔夏的課堂開始嘗試以散文作為主要的創作形式。這似乎也解釋了為何他的散文總有著許多精巧的句子，譬喻溢出邏輯，在美學上大方成立的殊異語感。

楊智傑的散文像是一場場死鬥與拚搏，與原生家庭的創傷，與製造傷害的噩夢主，甚至是與自己苦戰。他向我們聊起在散文課收到的作業回饋，那是他第一次嘗試散文創作，以母親為題完成了一篇作品。老師給予的建議無關敘事技術、無關行文手法，而是以一種更抽象的方式，談論了散文寫作的寫作者，該如何掌握敘事的主權，而不致被當中的事件與經驗吞沒。

老師的建議非常抽象，當時的楊智傑面對那樣的回饋也一頭霧水。如今回頭看，老師果然足夠敏銳。作為寫作者，如何與寫作對象交戰而不致落敗，確實在往後成為楊智傑的恆常命題。

楊智傑的寫作方法與創傷的本質，既牴觸又貼合。面對同樣的創傷現場、破碎經驗，他習慣一寫再寫，直到作品成為他期待的狀態。就好像傷口平時要阻絕外物避免感染，但有的時候又需要以大量的生理食鹽水沖洗，拿著無菌棉棒攪和那一團血肉模糊。

面對那些龐大的，會將寫作，甚至是他的生命吃掉的巨獸，他總一戰再戰，寫壞了就讀檔重來。直到找到對抗巨獸的方式，或是透過經驗累積使得巨獸不再龐大。

總會有方法的，肉身無法抵禦的，文字或可成為一種替身。雖然同樣具備痛楚，但如果總要處在不斷受傷的世界，有文字的陪伴似乎便多把握了些什麼。

➤正視傷害在場的方法

傷害的成立，包含人事時地物的組構。儘管散文寫作以恪守經驗出於自身為鐵律，然而與創作者共享經驗的他者，仍然會受到書寫的牽引。尤其書寫創傷時，必得要呈現傷害的流向——從何而來的攻擊？力道如何顯現於自己的肉身？肉身又如何以反作用之姿去碰撞疼痛？書寫過程所及之處，都成為人證、物證。

《一頭蜈蚣髮絲的瘋女人》大量書寫家庭經驗、創傷故事。在文字之下，事物塵埃落定。十分好奇楊智傑如何看待這些被不斷提起的家庭故事，以及家庭中人？他坦承，內心深知被書寫波及之人的形象，將隨著他的寫作被定義，這也成為他行文前的斟酌之處。

比起是否會傷害到自己，楊智傑更關切他人是否會被代言。他坦言，書中不斷提及的母親，不會接受被那樣定義與描述，但同時，他也相信母親不可能看到這一切：這個「看到」，也包括不可能有人會去尋見他的母親，並告訴她有這樣一本書存在。

不會被看見的證詞是否生效？這個問題似乎無法有答案。

不同於書寫是為了療癒的尋常路徑，楊智傑有自己的文學路徑——如果帶著療癒作為目的而創作，也許最終只會感到被背叛。寫字固然能夠療疾，但寫作本身同樣會召喚許多鬼影幢幢的幻象出現，反覆書寫夢魘，也許夢魘會成真，反噬作者。

楊智傑的書寫召喚了許多帶著傷痛之人出現。受傷的人會互相吸引，不是鮮血引來野獸那般地吸引，但傷痛確實會召喚傷痛，成為彼此的在場者。這樣的狀態也可以回到書中首篇創作〈來，親愛的，讓我們手牽手一起下地獄〉（以下簡稱〈地獄〉）。

〈地獄〉無疑是整本書中最為疼痛的篇章——並非是在比較單一事件導致的傷害大小，〈地獄〉的殘忍在於其形式：鋪張情緒與敘事的同時，插入了生冷與毫無生命力的「報告文字」。這樣的書寫方式，等於再次讓自我的情感與那樣的禁抑較量。

這篇文章反覆寫作了多次，目前收在書裡的是楊智傑現階段的呈現。他仍未覺得自己戰勝了什麼，但至少與這樣的聲音共處，對此刻的他不那麼有害。

採訪的最後，我向他提及了一個讀者不斷討論的問題。在整個Metoo運動中，楊智傑的發聲只是其中之一，但談論到性創傷與倖存這回事的寫作，《一頭蜈蚣髮絲的瘋女人》無可避免地總被與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相比較。雖然散文與小說文類有別，處理命題的方式也完全不一樣，但也許因為某個創口切面相似，使得兩本書不斷被放在同一個系譜上討論。

楊智傑說，他其實從未完整讀過《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基於閱讀上的困難，與過度共感。在撰寫新書簡介時，出版社確實與他討論過是否要加上這個標籤？他當時決定不要，他希望自己的傷痛能透過自身的寫作成立，也相信自己的書寫足以為自己發聲，如同林奕含當初跳脫了種種桎梏與框架，讓房思琪的聲音能夠被聽見。

創傷讓許多事有了結論，誰受傷？誰讓人受傷？然而書寫偏偏就不是這樣的一件事。透過書寫並非去定義誰輸、誰贏？誰被害、誰加害？而是讓被割裂開的傷口有東西能夠流出來。漫漶而出血淋淋的，既可以是證言，也可以是一個人不甘心被傷害奪走一切詮釋權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