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題：法國布洛瓦漫畫節 與Frédéric Debomy面對面
• 主持：陳文瑤（法文口筆譯者與藝評人）
• 與談：Frédéric Debomy（法國漫畫編劇）

陳文瑤（以下簡稱陳）：Frédéric Debomy是一位漫畫編劇，有非常多與漫畫家合作的經驗。在他的工作經驗中，常常與年齡相差幾十歲，或國籍相距幾千里的作家合作，因此碰撞出令人驚喜的火花。請教Frédéric Debomy，你和漫畫家合作通常是怎麼開始的？你會訂好一個計畫給漫畫家執行，還是先有一個想法，再與合作的漫畫家討論，逐步將計畫定型？

Frédéric Debomy（以下簡稱Frédéric）：除了很少數的特例外，大部分都是漫畫編劇先訂好劇本，再請漫畫家執行。剛才提到的特例，是一位我認識很久的漫畫家波多明，他有一天很真心地跟我說，如果只是依照我的劇本來執行，他覺得自己的工作很沒有意思。

波多明自己也在創作，他不喜歡按著劇本進行，因此我們有非常多討論的空間。這種討論與作品的呈現息息相關。以我經常執行的紀實漫畫來說，我並不是很喜歡在故事裡赤裸裸地把自己呈現在讀者面前，但波多明卻認為作品的主軸不管怎麼走，讓讀者看見其中的自我才是最重要的。面臨歧見，討論中間也會有些拉鋸。但正如我們所知，生命會自己找到出路，於是有一天他跟我說，好吧，我大致照著你的文本做，但其中有一些必要的地方，你要讓我修改。

陳：工作中遇到的挑戰是什麼？

Frédéric：每一次遇到的挑戰都不一樣，但這就是漫畫有趣之處，我也很期待新的挑戰。例如我最近在處理一個別人看起來不是漫畫的作品，但對我來說，我反而可以從這樣的作品中，思考漫畫的精神是什麼，不可或缺的又是什麼。舉例來說，翻開一本漫畫，你是看圖還是文字？我和一位漫畫家合作過一部作品，你會看到每個圖框當中的畫面，不一定都有關聯，有時甚至一整頁沒有對話。「圖畫」與「對話」的比重，對某些漫畫家來說是很重要的，他不希望因為對話而忽略了圖像。

陳：當你提出劇本後，漫畫家是否會有不同意的地方？你怎麼處理？

Frédéric：我曾和一位漫畫家合作過一個盧安達主題的作品。他的漫畫風格非常特異，我在他作品裡思考的是：如何讓圖片和文字有所連結。在他建構圖案的過程中，我們會互相討論，而有時漫畫家難免會有點抗拒。

當時我們處理盧安達種族屠殺的事件，當你深入了解，便會發現有些逃出來的人，是奉命去屠殺盧安達人的那方，但當他逃出來，經過國際媒體的渲染，大家便誤認他們是盧安達的受害者。這種比較深入的錯置如何在漫畫裡呈現，才能反映出實際事件與媒體報導間的差距？

我們的漫畫故事從一位抱著孩子的少女開始，透過她的故事，讓大家看到客觀真實（實際發生的真實）與媒介真實（媒體上呈現的真實）之間的差距。

陳：處理敏感的紀實題材時，要注意的地方是很多的，有時漫畫家會覺得某種畫面的處理方式較具震撼感，但對編劇來說，也許不希望某些元素在漫畫中呈現，這當中要如何取得平衡？

Frédéric：像種族屠殺這種議題，是很難處理的，我們要避免呈現屍體、死亡、頭顱等等畫面，但這卻又是事件的核心，所以漫畫中如何處理？保持一定的距離嗎？圖文之間要有距離？這就是編劇與作家需要找到平衡的地方。

當然，這樣的事件其實不只是盧安達，世界各地都在發生。舉例來說，最近有一部瓜地馬拉的人權災難紀錄片，影片中有些畫面是真實在現場發生的，這些畫面的出現，本身就是一種控訴。當現場被錄影下來，畫面的本身便有很高的證據價值。但是這樣的畫面，也許沒有那麼高的漫畫價值。我曾經做過一個關於緬甸人權主題的作品，但該如何呈現對讀者而言相對陌生的國度，從在地人的故事，找到讀者感興趣，並且還能傳遞出我們重視的價值？這是我們不斷思考的。

陳：在田野現場取材並製作，你認為更具有真實性嗎？

Frédéric：對於紀實漫畫來說，在田野現場取材與製作未必就能有較高的真實性。到現場最大的價值，是了解現場的狀況。我們往往有個迷思，覺得人到了現場，遇到某個人，聽他說了某些話，我們就覺得那是真相。但是所謂的真實，是需要嚴肅以待的議題，必須蒐集資料，深入了解，不是只要到現場蒐集到的就是真實的。

以我自己來說，當我到田野的時候，通常是在作品收尾的階段。事實上，這些作品都是在來到現場前就做好的，所有的材料都已經有了，該蒐集的東西已經完整後，我才會回到田野。

陳：你擔任緬甸人權協會的主席多年，除了漫畫也有非常多的出版品向國際發聲，為什麼你這麼在意緬甸的人權問題？

Frédéric：這要從我的一部作品談起。我曾製作一本關於緬甸的漫畫，關於緬甸十年的近況，希望透過這部漫畫，讓讀者了解緬甸當地的情況。漫畫創作與寫作有點像，因為要讓創造出來的角色，在漫畫中呈現所謂的中心思想，所以面對議題時，我們必須先有完整的思索。

2017年所謂的「番紅花革命」，我們在漫畫裡呈現僧侶走上街頭，各地都有人抗議政府的專政，描述人們的恐懼，以及革命是怎麼發生的。番紅花革命發生時，我人在法國，遠在世界的另一頭，雖然不在現場，但是我們還是努力讓世界看見這群追求人權的人，以及他們的訴求與理想。

我邀請兩位不同的漫畫作者，呈現世界的另一端發生中的事，我與作者討論哪種呈現方式更能夠描述這個故事裡的情緒與細節。最後，這些想法與事件都成為漫畫的一部分，呈現在讀者面前。

陳：當時你的漫畫讓許多法國人了解緬甸發生的人權運動，與媒體所報導的不一樣。你的作品與媒體報導是相互衝突的，你有意讓作品成為一種批判或對抗嗎？

Frédéric：當時法國政府的態度是支持施暴者，原因是不了解盧安達的真實情況，因此官方才有這樣的立場。緬甸的事件一開始也是這樣，採訪的記者並不了解緬甸的真實情況，因此我們希望透過漫畫作品，把真實的情況呈現給讀者。我們在漫畫中呈現遙遠距離的緬甸的真實情況，學生示威、回族居民逃離等等。甚至事件後，我們又回到緬甸，當時翁山蘇姬已被選為總統，但是她的權力並不大。我們回到緬甸，找到認識的人，問他們問題，看看情況有沒有改變，這也成為漫畫的素材。

陳：繼續追下去，看後續反應，這也是紀實漫畫裡很重要的部份，我們在Frédéric Debomy身上看到活生生的展現。剛才您也提到無對白的漫畫，這讓我印象很深刻，您可以針對這部分多講一點嗎？

Frédéric：有些人會問，如果是無聲的（沒有台詞），那還要編劇做什麼？因為編劇的角色不就是把文字放上去嗎？

其實漫畫裡面，並不是所有訊息的傳遞都訴諸文字或圖像，例如我們可以用溫暖與清冷兩種不同的圖畫風格，俐落呈現出主角跟愛人分手的情緒。過去與愛人一起造訪的地方，他還看得到女主角的身影，那個地方還有他們愛的回憶......儘管沒有對白，無聲的畫面反而可以更動人地傳遞情緒。如何單純用景象來描述故事，讓情感傳遞更直接，這是我覺得漫畫很具魅力的特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