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校園後的第一課
談起學校生活,三位校友都說自己沒有抱著非要得到什麼的期待,只是很開心能在學校進行各種創作實驗。不過,聊到畢業後的生活,大家異口同聲對經濟報酬感到衝擊。
「以前大家好像沒有那麼直接講出那個數字,我想說可能很差,但一本書至少拿個5、6萬沒問題吧?就是你不知道那個數字實際上到底是多少,或很難養活自己的程度是到哪裡。」紹華說。

Cindy(張梓鈞提供)
作品入選波隆那插畫家展的Cindy,畢業後很快就與經紀公司簽約。即便如此,她也沒有馬上拿到書約。「我那時候的作品要轉換到市場上不是那麼容易,或是說也還不夠。尤其是童書領域,當時我說故事的能力其實沒有那麼完整。」
Cindy分享,儘管很想做書,初期仍在迷惘中一邊教學、接案,一邊尋找方向。「因為我認為,如果你經濟沒有稍微穩定的話,很難有安定的心去創作。」我們這才明白,為什麼當時許多講師不全職投入創作,而是維持教學工作。
畢業並沒有為大家帶來快速的成功,反而是在巨大的未知中重新摸索道路。面對挑戰,過去所學有時會成為旅途的護身符。
士嘉說到,在校大量習作建立起的工作流程,受用至今;除了工作方法,她也時常想起創作的觀念。「我印象深刻的是,曾有一位老師看我的作品,覺得我有點太自我設限(self-sabotage)。我這幾年如果有一些創作低潮,都會想起他。」
她接著說,「後來在做不同的嘗試時,雖然起初會覺得我沒辦法用這個東西,但就會提醒自己還是要認真試試看,不要這麼敷衍的做出來,只是為了證明我做不到。」

索茲伯里(張梓鈞提供)
而與老師的一對一談話,讓Cindy想起馬丁.索茲伯里(Martin Salisbury)曾說,要給自己的創作一個核心主題,才能在漫長的創作過程不斷深入探索。
紹華則說,自己最大的啟發是意識到商業繪本與個人小誌的本質差異。「我以前真的很像在做小誌那種個人情感的抒發,腦中想到什麼就要立刻出現在畫面上。但其實以書的形式來講,你應該考慮到上下的連貫性。」
➤當作品開始面對世界
三人除了談及受用的工具,也提及那些畢業後才重新學習的事。過往在學院被鼓勵手繪的課程,讓我們不太需要依賴電腦創作,「但其實滿多時候還是需要電繪,或者是電腦軟體的協助。」士嘉回答。
電腦完稿的程度,反映了作品的商業完整度與可運用能力。關於商業性,Cindy有許多感觸:「我和出版社合作後,比如說書名的決定,行銷團隊的人其實也有權力給建議。你的書名就是一個關鍵字,裡面放入什麼,可能都會影響這本書容不容易被大家在網路上搜尋到。」進到產業後,她才意識到出版有很多的面向需要考量,「創作者也要去思考我們在表達自己跟面對讀者之間的平衡。」
商業的介入,意味著創作得做出相應的調整。紹華以自己為例:「(在劍橋時)可能因為英文不是我的母語,所以大家不太會對我的英文用字,或英文表達有太多的改正。回到中文世界之後,我每次寫什麼故事都很容易被編輯改,可能的確要考量市場,或是小朋友對這些字會比較難共感。具體的例子是我用了一個4個字的中文成語,他就說這個小孩不會懂。」
除了轉換語言對創作的影響,或許因為課程專注於插畫,創作大多從圖像開始思考,文字寫作幾乎沒有著墨。Cindy提到,自己是在與編輯溝通時,才慢慢學習寫出貼近角色、適合孩子閱讀的文體。
從有老師依靠、有同儕陪伴,到必須獨自面對市場和創作,當中的轉變,三人也有各自的因應之道。「我還滿喜歡檢討自己的。我每次做完一個東西,甚至出版一本書之後,還是會花點時間去看哪裡是我覺得不夠好的。」Cindy說,這樣一人分飾兩角看待作品,是在學校與老師互動時養成的習慣。「某種程度上,我好像還是有一個依賴的對象,就是我的經紀人,他會滿密切地從一些商業的角度,跟我討論作品。」
紹華提到,自己和研究所的同學保持不錯的關係,彼此會分享想法、給予作品回饋。「大家可能有點背景知識,給出來的意見我覺得都滿具體、滿可以當作參考。因此就覺得他們可以當我的初級導師。」

詹士嘉(張梓鈞提供)
士嘉表示,在校時儘管有老師可以詢問,但大家想法各異,還是得自己學會消化評論、篩選合適的建議。「跟出版社合作有更多不同的考量,會有更多明確的指示。」她說。
身為創作者,難免會有個人美學與客戶期待之間的拉扯。遇上意見分歧時,又是如何溝通的?士嘉以地方創生的繪本為例,坦言並非所有繪本都與自己對繪本的想像一致。「可能要調整一下期待。它不會是藝術表達的作品,它比較像是用你擅長的東西,為這個地方做點什麼。」
有過這類合作經驗的紹華補充:「我覺得這樣反而是一件好事,我都把它當成練習。對方說要一座橋,那除了橋之外,其他都是我可以發揮的空間。」
Cindy接著說,自己會試著以作品說服客戶。「做商業案的時候,我也不會讓心態放在只是為了賺錢。」她說,合理的報酬很重要,但若純粹以金錢的多寡來決定要放多少心力,就可能做出令將來後悔的作品。「一旦我做了,我就要做到問心無愧,覺得我盡力了。我覺得用這樣的想法面對每個工作的時候,好像就可以有再多一點點的掌控權。」
➤做出喜歡的作品,然後等待天時地利人和

蘇西・李(Suzy Lee),圖取自台北國際書展官網
近年,台灣湧現了許多學習繪本的管道,補助和獎項也應運而生。過去難以找到資源的我們,一致肯定這為創作者帶來更友善的環境,其中最實際的便是經濟的支持。「除了實際的補助,對我來說更是提供一個滿確切的死線,會讓自己在忙著賺錢生活之餘,仍有所產出。」士嘉提起蘇西・李(Suzy Lee)主導的創作者團體,「她不是有自己的創作者小圈圈,然後說大家都需要死線嘛。」
關於找到自己的群體,喜愛參加各式課程的紹華雀躍地表示,這能為平靜的生活帶來刺激。「曾有一段時間,我覺得自己沒有話好說,不知道要寫什麼,所以就跑去剪紙啊,吸收一些新東西、接觸新的人,對我來講滿有趣的。」
這種屬於一個社群的感覺,會讓人覺得不是只有自己這麼辛苦。士嘉也附和道:「我覺得繼續待在這個圈子,有這個圈子的朋友,那當大家談論自己在做什麼的時候,就也會覺得自己可以做點什麼。」
儘管相關的資源愈見豐富,Cindy認為,最終還是得回到如何創造一個健康的循環,讓產業穩定運作下去。除了為自己打造有夥伴的環境、主動攝取產業知識,對她而言,最重要的仍是自己的初心。
Cindy進一步說明,「也許支持我的東西,就是我真的很喜歡這件事情,這是我想一直做下去的事情。而為了支持這件事,我也會去做接案。但我不會說接案只是為了補助我畫畫,而是能讓你的生活有不同的面向。東西也是你喜歡的,讓它去成為你創作路上所有得以支持的點。」沒了資源的挹注,依然保有自己的節奏和方向,擁有繼續創作的能力,才是創作生涯能否長久的關鍵。
為了被看見,有些人會尋找與自己作品調性相近的比賽投稿,有些人則什麼都嘗試,坊間也曾出現過針對特定獎項的課程和解析。
三人皆表示,未曾為了爭取特定資源,而刻意調整作品的樣貌。Cindy更曾拒絕開設波隆那插畫家獎的課程邀約。「對我來說,就是做出一個很喜歡的作品,然後去投比賽。我現在也會覺得,比賽很多時候是幸運欸,就是天時、地利、人和,也許在這次的評審裡,你的作品有讓他觸動。」這個體悟,來自她擔任評審的經驗,「基本上,你會有一些客觀的篩選,可是能不能得獎的關鍵,是在於有沒有觸動到評審。」

紹華(張梓鈞提供)
紹華認為,或許能藉由迎合而獲獎,但若作品風格不是在創作過程中自然演變而來,就難以持續。「所以我覺得,與其看到文學獎想要去投,不如是你真的想要進入文學,然後你想要試著寫寫看。」
過去在嘗試不同的媒材時,曾有編輯表明喜歡紹華當時的作品,但她思考後,認為自己還是無法以那樣的畫法完成整本書。「但我不喜歡,不代表這件事情不可行。我看到別人在說要怎麼去經營的時候,真心覺得沒有人的路是可以複製的。」
相較於兩位對此的保留態度,士嘉淡淡地表示大家開心就好。她分享自己追星時,發覺有些偶像和表面看到的形象並不一致,偶像身分背後的他們也有自己的想法。「他們可能就是資本社會下的產物。當我們今天需要錢或有經濟壓力的時候,一定會有因此而誕生的產業。我覺得像那些課程,或者教你怎麼寫補助的課,某程度也只是講師為了收入,而產出的一個商機。」
➤議題會過去,但故事會留下
書本作為一種商品,商機不僅限於本土市場,版權交易也是近年政府投注資源的一大重點。無論是外譯補助、海外參展、邀國外版權人員來台,都顯現出推送作品到國際舞台的野心。對繪本創作者而言,「國際化」三個字究竟代表了什麼?
作品已經在許多國家出版的Cindy說,版權的買賣牽涉到合約條件等複雜的因素,直觀來看,國際化就是可以賣到不同的國家。「但是對我來說很重要的是,故事本身是不是可以被任何背景的人、不同文化的人都理解,我覺得圖或許不一定是最主要的。若你的敘事可以簡化到,就算不知道任何背景都可以進入,我覺得這就是可以跨越文化的作品。」
紹華補充,作品能否賣出也與當地市場的喜好有關,包括主題、類型和畫風。士嘉則意識到「國際化」三個字並不真的涵蓋全世界,大多僅指向歐美日韓等主流市場,「但會不會其實在拉丁世界有一些很厲害的東西,我們也沒那麼熟悉?那麼,怎樣的作品才叫國際化?」
今年台北國際書展有講座談到繪本的進出口,數據顯示台灣進口書的數量遠高於出口。這種情況或許印證了士嘉所說的,有我們尚未認識的國家、還有其他國家不清楚台灣的作品。另一方面,歐美已有許多自製書,若作品沒有足夠成熟,就不會輕易買進。

故事情感要有普世性,這樣的觀念人人都會說,但要將它內化並不容易。不是畫上不同膚色的人種就代表了多元包容。相異文化背景的人,關注的東西自然不同,要如何把自己認為重要的東西傳遞給遠方的人,紹華分享了廖倍恩《我的下雨天》這本書。
「這本書其實是被反送中啟發的。」紹華曾問編輯為什麼會把這個議題轉化成繪本,「他就說因為議題會過去,但故事會留下。」像這樣從翻譯事件,走到提煉事件背後的情感,讓他人也能在故事中認出自己,或許就是對國際化最好的回答。
➤創作是一輩子的事
在繪本和插畫創作走了一段路後,回望尚未啟程的自己,是否希望能先有什麼心理準備?士嘉半打趣地回答「投資理財」,再提到「怎麼推銷自己」,最後講了畢業時系主任Shelley的一句話:「不要視彼此為競爭對手,這裡容得下所有人。」創作路上會不斷遇到厲害的人,內心時常是欣賞與挫敗並存。
而這句話便是士嘉對自己的提醒。「其實不做繪本也不會死,因為經濟壓力或各種人生階段不同,做創作也沒有什麼年齡上的限制,所以可以不用那麼著急。」
紹華回憶起曾因爲不夠有自信,對合約條件沒有堅持到底,產生預期報酬落差的情況。除了希望自己能更勇敢一點,她也想起那些自認不夠好的時刻,「希望可以對當時的自己說:沒有出版不代表它不是好作品,不用因為那是你的第一本書,就想說一定要立刻怎樣怎樣。依照自己的步調,做出自己100%喜歡的作品就可以了。」
至於Cindy,她不會想給當時的自己太多提醒,「因為我覺得有時候就是需要去經歷一些事情,那些啟發會推進你,慢慢的累積出自己的樣子。」她想了想接續道:「心理的韌性……創作者會在太多的時刻覺得被拒絕,你覺得盡力了,但就是沒辦法達到想要的。挫折會不斷發生,那個韌性是當你面對這些的時候,怎麼樣去理出一個你覺得可以繼續下去的脈絡,然後不斷地在每次的經驗中,學會如何走回自己的初心。」
學院是創作者的搖籃,它提供架構、帶來夥伴,也給予前進的希望。然而,有更多東西必須在離開學院後,獨自跌倒碰撞,才能在沒有標準答案的情況下,學習站起來並持續邁步。若說創作是一輩子的事,那麼,離開學院最久不過10年的我們,也才剛過起始點,還有好長的風景等待在前方。
萬一爬不起來,躺著哭一下也無妨。再不然,「養小動物!我覺得牠讓我的生活變得很有趣,想要每一本書都關於牠,什麼荒謬的事情都想寫下來,我覺得養寵物也是一個方向。」紹華的建議送給大家。●

左起:詹士嘉、紹華、吳欣芷(張梓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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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繪本創作者吳欣芷、「國家人權博物館第4屆人權教育繪本徵選計畫」首獎得主詹士嘉、《小熊奇芋記》作者紹華(張梓鈞提供)
編按:近日,英國童書插畫學者、劍橋藝術學院童書插畫研究所創辦人馬丁.索茲伯里(Martin Salisbury)應文化部之邀,來臺參與繪本學校國際培力工作坊。曾受教於索茲伯里的幾位臺灣繪本創作者,也趁此機會與恩師歡聚,藉此再次回望自身的創作起點。
本文由畢業於劍橋藝術學院童書插畫研究所的張梓鈞撰文,並邀請3位校友:繪本創作者吳欣芷(Cindy Wume)、《小熊奇芋記》作者紹華、「國家人權博物館第4屆人權教育繪本徵選計畫」首獎得主詹士嘉,共同分享從學院中及索茲伯里門下學習到的創作方法,以及踏入產業後實踐或挑戰的實際經驗。
➤離開校園後的第一課
談起學校生活,三位校友都說自己沒有抱著非要得到什麼的期待,只是很開心能在學校進行各種創作實驗。不過,聊到畢業後的生活,大家異口同聲對經濟報酬感到衝擊。
「以前大家好像沒有那麼直接講出那個數字,我想說可能很差,但一本書至少拿個5、6萬沒問題吧?就是你不知道那個數字實際上到底是多少,或很難養活自己的程度是到哪裡。」紹華說。
作品入選波隆那插畫家展的Cindy,畢業後很快就與經紀公司簽約。即便如此,她也沒有馬上拿到書約。「我那時候的作品要轉換到市場上不是那麼容易,或是說也還不夠。尤其是童書領域,當時我說故事的能力其實沒有那麼完整。」
Cindy分享,儘管很想做書,初期仍在迷惘中一邊教學、接案,一邊尋找方向。「因為我認為,如果你經濟沒有稍微穩定的話,很難有安定的心去創作。」我們這才明白,為什麼當時許多講師不全職投入創作,而是維持教學工作。
畢業並沒有為大家帶來快速的成功,反而是在巨大的未知中重新摸索道路。面對挑戰,過去所學有時會成為旅途的護身符。
士嘉說到,在校大量習作建立起的工作流程,受用至今;除了工作方法,她也時常想起創作的觀念。「我印象深刻的是,曾有一位老師看我的作品,覺得我有點太自我設限(self-sabotage)。我這幾年如果有一些創作低潮,都會想起他。」
她接著說,「後來在做不同的嘗試時,雖然起初會覺得我沒辦法用這個東西,但就會提醒自己還是要認真試試看,不要這麼敷衍的做出來,只是為了證明我做不到。」
而與老師的一對一談話,讓Cindy想起馬丁.索茲伯里(Martin Salisbury)曾說,要給自己的創作一個核心主題,才能在漫長的創作過程不斷深入探索。
紹華則說,自己最大的啟發是意識到商業繪本與個人小誌的本質差異。「我以前真的很像在做小誌那種個人情感的抒發,腦中想到什麼就要立刻出現在畫面上。但其實以書的形式來講,你應該考慮到上下的連貫性。」
➤當作品開始面對世界
三人除了談及受用的工具,也提及那些畢業後才重新學習的事。過往在學院被鼓勵手繪的課程,讓我們不太需要依賴電腦創作,「但其實滿多時候還是需要電繪,或者是電腦軟體的協助。」士嘉回答。
電腦完稿的程度,反映了作品的商業完整度與可運用能力。關於商業性,Cindy有許多感觸:「我和出版社合作後,比如說書名的決定,行銷團隊的人其實也有權力給建議。你的書名就是一個關鍵字,裡面放入什麼,可能都會影響這本書容不容易被大家在網路上搜尋到。」進到產業後,她才意識到出版有很多的面向需要考量,「創作者也要去思考我們在表達自己跟面對讀者之間的平衡。」
商業的介入,意味著創作得做出相應的調整。紹華以自己為例:「(在劍橋時)可能因為英文不是我的母語,所以大家不太會對我的英文用字,或英文表達有太多的改正。回到中文世界之後,我每次寫什麼故事都很容易被編輯改,可能的確要考量市場,或是小朋友對這些字會比較難共感。具體的例子是我用了一個4個字的中文成語,他就說這個小孩不會懂。」
除了轉換語言對創作的影響,或許因為課程專注於插畫,創作大多從圖像開始思考,文字寫作幾乎沒有著墨。Cindy提到,自己是在與編輯溝通時,才慢慢學習寫出貼近角色、適合孩子閱讀的文體。
從有老師依靠、有同儕陪伴,到必須獨自面對市場和創作,當中的轉變,三人也有各自的因應之道。「我還滿喜歡檢討自己的。我每次做完一個東西,甚至出版一本書之後,還是會花點時間去看哪裡是我覺得不夠好的。」Cindy說,這樣一人分飾兩角看待作品,是在學校與老師互動時養成的習慣。「某種程度上,我好像還是有一個依賴的對象,就是我的經紀人,他會滿密切地從一些商業的角度,跟我討論作品。」
紹華提到,自己和研究所的同學保持不錯的關係,彼此會分享想法、給予作品回饋。「大家可能有點背景知識,給出來的意見我覺得都滿具體、滿可以當作參考。因此就覺得他們可以當我的初級導師。」
士嘉表示,在校時儘管有老師可以詢問,但大家想法各異,還是得自己學會消化評論、篩選合適的建議。「跟出版社合作有更多不同的考量,會有更多明確的指示。」她說。
身為創作者,難免會有個人美學與客戶期待之間的拉扯。遇上意見分歧時,又是如何溝通的?士嘉以地方創生的繪本為例,坦言並非所有繪本都與自己對繪本的想像一致。「可能要調整一下期待。它不會是藝術表達的作品,它比較像是用你擅長的東西,為這個地方做點什麼。」
有過這類合作經驗的紹華補充:「我覺得這樣反而是一件好事,我都把它當成練習。對方說要一座橋,那除了橋之外,其他都是我可以發揮的空間。」
Cindy接著說,自己會試著以作品說服客戶。「做商業案的時候,我也不會讓心態放在只是為了賺錢。」她說,合理的報酬很重要,但若純粹以金錢的多寡來決定要放多少心力,就可能做出令將來後悔的作品。「一旦我做了,我就要做到問心無愧,覺得我盡力了。我覺得用這樣的想法面對每個工作的時候,好像就可以有再多一點點的掌控權。」
➤做出喜歡的作品,然後等待天時地利人和
近年,台灣湧現了許多學習繪本的管道,補助和獎項也應運而生。過去難以找到資源的我們,一致肯定這為創作者帶來更友善的環境,其中最實際的便是經濟的支持。「除了實際的補助,對我來說更是提供一個滿確切的死線,會讓自己在忙著賺錢生活之餘,仍有所產出。」士嘉提起蘇西・李(Suzy Lee)主導的創作者團體,「她不是有自己的創作者小圈圈,然後說大家都需要死線嘛。」
關於找到自己的群體,喜愛參加各式課程的紹華雀躍地表示,這能為平靜的生活帶來刺激。「曾有一段時間,我覺得自己沒有話好說,不知道要寫什麼,所以就跑去剪紙啊,吸收一些新東西、接觸新的人,對我來講滿有趣的。」
這種屬於一個社群的感覺,會讓人覺得不是只有自己這麼辛苦。士嘉也附和道:「我覺得繼續待在這個圈子,有這個圈子的朋友,那當大家談論自己在做什麼的時候,就也會覺得自己可以做點什麼。」
儘管相關的資源愈見豐富,Cindy認為,最終還是得回到如何創造一個健康的循環,讓產業穩定運作下去。除了為自己打造有夥伴的環境、主動攝取產業知識,對她而言,最重要的仍是自己的初心。
Cindy進一步說明,「也許支持我的東西,就是我真的很喜歡這件事情,這是我想一直做下去的事情。而為了支持這件事,我也會去做接案。但我不會說接案只是為了補助我畫畫,而是能讓你的生活有不同的面向。東西也是你喜歡的,讓它去成為你創作路上所有得以支持的點。」沒了資源的挹注,依然保有自己的節奏和方向,擁有繼續創作的能力,才是創作生涯能否長久的關鍵。
為了被看見,有些人會尋找與自己作品調性相近的比賽投稿,有些人則什麼都嘗試,坊間也曾出現過針對特定獎項的課程和解析。
三人皆表示,未曾為了爭取特定資源,而刻意調整作品的樣貌。Cindy更曾拒絕開設波隆那插畫家獎的課程邀約。「對我來說,就是做出一個很喜歡的作品,然後去投比賽。我現在也會覺得,比賽很多時候是幸運欸,就是天時、地利、人和,也許在這次的評審裡,你的作品有讓他觸動。」這個體悟,來自她擔任評審的經驗,「基本上,你會有一些客觀的篩選,可是能不能得獎的關鍵,是在於有沒有觸動到評審。」
紹華認為,或許能藉由迎合而獲獎,但若作品風格不是在創作過程中自然演變而來,就難以持續。「所以我覺得,與其看到文學獎想要去投,不如是你真的想要進入文學,然後你想要試著寫寫看。」
過去在嘗試不同的媒材時,曾有編輯表明喜歡紹華當時的作品,但她思考後,認為自己還是無法以那樣的畫法完成整本書。「但我不喜歡,不代表這件事情不可行。我看到別人在說要怎麼去經營的時候,真心覺得沒有人的路是可以複製的。」
相較於兩位對此的保留態度,士嘉淡淡地表示大家開心就好。她分享自己追星時,發覺有些偶像和表面看到的形象並不一致,偶像身分背後的他們也有自己的想法。「他們可能就是資本社會下的產物。當我們今天需要錢或有經濟壓力的時候,一定會有因此而誕生的產業。我覺得像那些課程,或者教你怎麼寫補助的課,某程度也只是講師為了收入,而產出的一個商機。」
➤議題會過去,但故事會留下
書本作為一種商品,商機不僅限於本土市場,版權交易也是近年政府投注資源的一大重點。無論是外譯補助、海外參展、邀國外版權人員來台,都顯現出推送作品到國際舞台的野心。對繪本創作者而言,「國際化」三個字究竟代表了什麼?
作品已經在許多國家出版的Cindy說,版權的買賣牽涉到合約條件等複雜的因素,直觀來看,國際化就是可以賣到不同的國家。「但是對我來說很重要的是,故事本身是不是可以被任何背景的人、不同文化的人都理解,我覺得圖或許不一定是最主要的。若你的敘事可以簡化到,就算不知道任何背景都可以進入,我覺得這就是可以跨越文化的作品。」
紹華補充,作品能否賣出也與當地市場的喜好有關,包括主題、類型和畫風。士嘉則意識到「國際化」三個字並不真的涵蓋全世界,大多僅指向歐美日韓等主流市場,「但會不會其實在拉丁世界有一些很厲害的東西,我們也沒那麼熟悉?那麼,怎樣的作品才叫國際化?」
今年台北國際書展有講座談到繪本的進出口,數據顯示台灣進口書的數量遠高於出口。這種情況或許印證了士嘉所說的,有我們尚未認識的國家、還有其他國家不清楚台灣的作品。另一方面,歐美已有許多自製書,若作品沒有足夠成熟,就不會輕易買進。
故事情感要有普世性,這樣的觀念人人都會說,但要將它內化並不容易。不是畫上不同膚色的人種就代表了多元包容。相異文化背景的人,關注的東西自然不同,要如何把自己認為重要的東西傳遞給遠方的人,紹華分享了廖倍恩《我的下雨天》這本書。
「這本書其實是被反送中啟發的。」紹華曾問編輯為什麼會把這個議題轉化成繪本,「他就說因為議題會過去,但故事會留下。」像這樣從翻譯事件,走到提煉事件背後的情感,讓他人也能在故事中認出自己,或許就是對國際化最好的回答。
➤創作是一輩子的事
在繪本和插畫創作走了一段路後,回望尚未啟程的自己,是否希望能先有什麼心理準備?士嘉半打趣地回答「投資理財」,再提到「怎麼推銷自己」,最後講了畢業時系主任Shelley的一句話:「不要視彼此為競爭對手,這裡容得下所有人。」創作路上會不斷遇到厲害的人,內心時常是欣賞與挫敗並存。
而這句話便是士嘉對自己的提醒。「其實不做繪本也不會死,因為經濟壓力或各種人生階段不同,做創作也沒有什麼年齡上的限制,所以可以不用那麼著急。」
紹華回憶起曾因爲不夠有自信,對合約條件沒有堅持到底,產生預期報酬落差的情況。除了希望自己能更勇敢一點,她也想起那些自認不夠好的時刻,「希望可以對當時的自己說:沒有出版不代表它不是好作品,不用因為那是你的第一本書,就想說一定要立刻怎樣怎樣。依照自己的步調,做出自己100%喜歡的作品就可以了。」
至於Cindy,她不會想給當時的自己太多提醒,「因為我覺得有時候就是需要去經歷一些事情,那些啟發會推進你,慢慢的累積出自己的樣子。」她想了想接續道:「心理的韌性……創作者會在太多的時刻覺得被拒絕,你覺得盡力了,但就是沒辦法達到想要的。挫折會不斷發生,那個韌性是當你面對這些的時候,怎麼樣去理出一個你覺得可以繼續下去的脈絡,然後不斷地在每次的經驗中,學會如何走回自己的初心。」
學院是創作者的搖籃,它提供架構、帶來夥伴,也給予前進的希望。然而,有更多東西必須在離開學院後,獨自跌倒碰撞,才能在沒有標準答案的情況下,學習站起來並持續邁步。若說創作是一輩子的事,那麼,離開學院最久不過10年的我們,也才剛過起始點,還有好長的風景等待在前方。
萬一爬不起來,躺著哭一下也無妨。再不然,「養小動物!我覺得牠讓我的生活變得很有趣,想要每一本書都關於牠,什麼荒謬的事情都想寫下來,我覺得養寵物也是一個方向。」紹華的建議送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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