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開電源鍵：亞裔崛起

訪談當天，台北霪雨霏霏，劉文撐開一支質地透明的木柄長傘走進咖啡廳，有一種老派的浪漫。穿過透明的傘布，短髮、兩側削邊、黑色圓框眼鏡和正裝外套讓人一眼就能認出她來。就算不知道今日有拍攝行程，她也已一副準備好上陣的俐落模樣。這份對細節的一絲不苟，對應了她的多重身分：中研院民族所的學者、台大教授酷兒理論的老師，也是小說作家與專欄評論者。近年，她的觸角還伸向軍事，以女性主義視角倡議民防韌性。

Instagram上，一萬名粉絲追蹤她不定時發出照片，獨特的取角距離與冷色調，有種地鐵般冰冷的電影感——令人想起改編自亞裔美國故事的電影《之前的我們》（Past Lives）劇照。這一天她會貼出一張冰美式：透明玻璃杯身沁出水珠。水珠映照出她曾依戀過的，紐約的眼睛。

美式訓練出來的學者，話音俐落、應對爽朗，開口前就已經規劃好「第一點、第二點」項次條列，是那種不容易被挖出內心情感的人。但劉文今年出版的專書《依戀傷痕》，偏偏以「情感」為研究主體。緒論中，她借用「水」的比喻，把亞裔美國性的組裝看作一塊「冰」，長期被定義了明確的界線與特質；而當COVID-19疫情這樣的災禍引發能量刺激，水體形狀也漸漸改變、內在分子重新排列——亞裔美國性如水，是永遠不斷變動的組裝。

在全球疫情走向解封時，電影《媽的多重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上映，其玩轉亞裔美國人的刻板印象，震撼許多人。評論家紛紛寫了深刻的觀影經驗：過去與現在的切換、各種鏡頭和特效。劉文同樣欣賞其突破了「溫情成長」或「認同危機」的陳腔敘事，但她的影評卻有一點獨排眾議：她偏要去看畫面角落的一捲Bounty牌廚房紙巾，「沒有什麼可以比這個畫面更美國了」，她寫道。那是2022年，劉文剛從紐約搬回台灣兩年。

為什麼是廚房紙巾？她認為，這是很美國性的細節：很多亞裔美國電影裡「會看到一些清潔用品，家庭會把遙控器包上保鮮膜，顯示移民家庭的節儉，或者是希望維持東西的永久性、重視實用性。」喜劇的笑點，召喚她對場景的關注：「我覺得它就是亞裔美國性……所有可以陳列的東西都陳列。」

就像「包著保鮮膜的遙控器」召喚了家庭成長情感，《媽的多重宇宙》開場的公寓相當擁擠：置物架堆滿家族相片、衣架、瓶罐、招財貓，式樣不一的杯子，女主角秀蓮（Evelyn）把單據全攤在桌面上——遠處還有那一大袋未拆封的Bounty廚房紙巾。新書《依戀傷痕》或許就是要拆開這只包有保鮮膜、格外在意任何傷痕的「遙控器」。它以「橫向路徑」為方法，帶我們切換視角、觀看不同的世界頻道。

然而到底什麼是「亞裔美國」？劉文在〈臺灣版序〉強調：「亞裔美國不只是一種認同，它也是一種情感。」她說，亞裔美國人的區分「不是來自你來多久、有沒有公民身分，而是一種情感」——就像聽到「你英語說得真好」你會覺得被冒犯，還是覺得感謝？世代不同，反應也不同。近年亞裔美國人對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的爭論，便呈現相當複雜的情形：「民意調查始終顯示，他們對平權行動的正反看法呈現五五波。」有人支持，認為政策有助於教育程度較低的亞裔入學；也有人反對，主張成績優異的亞裔菁英該被「一視同仁」保障，不再以膚色為指標。為什麼同在「亞裔美國人」這個範疇內，內部如此分裂？這正是劉文要拆解的。

➤切換音量：台灣的聲量

劉文遣詞乾淨、節奏俐落，理論和詞彙，主義和政治，皆信手拈來。她引介西方理論，同時思考它們如何（或無法）直接搬進台灣語境。「酷兒理論」的期中課堂上，她把二十多個英文世界的理論關鍵詞攤開，讓學生用便利貼排列、在地化成「概念地圖」。講到一半卡住，她頓了一下：「那個叫什麼來著……對，中文忘了怎麼講。」她笑說。

16歲隻身赴美，提到這點不是在賣弄國際經驗。劉文翻幾頁她年輕時期寫的小說，筆下的西雅圖生活中英夾雜，歐美人名、樂團、流行文化符號，都是真實並存於她生命中的事物。千禧年初，還沒有《瘋狂亞洲富豪》，珍珠奶茶與K-pop也尚未風靡全球——說自己來自台灣，還可能被誤會成泰國人。如今《白蓮花大飯店》（The White Lotus）第三季設景泰國，劇中角色卻誤認成台灣，她說：「整個世界對亞洲的認識，跟20年前真的很不一樣。」

在西雅圖念完心理學、輔修性別後，她考進紐約市立大學（CUNY）研究所。問她不再寫文學了嗎？她打趣：進研究所前「才有空想那些，唸博班哪有空呀？」7年後完成博論， 2017年取得博士，那年她30歲。又過7年，歷經大幅擴寫、納入後疫情的多種族分歧後，英文專書付梓，直譯為《感覺亞美：同化與壓迫之間的彈性種族政治》（Feeling Asian American: Racial Flexibility Between Assimilation and Oppression）。

劉文本來已在紐約找到教職。原以為她是因遇上恐怖的疫情才想返台，沒想到她更早就決定了：「為什麼嗎？因為我覺得我已經做完了。所有我覺得我可以在美國做的事，都已經做完了。」

在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她教的是最有興趣的酷兒理論跟女性主義，原本該是最有歸屬感的。從16歲移居、念完大學、拿得博士與教職，她說：「可是你還是會覺得這個不是你的國家。」

劉文也曾有過美國夢。大學是她最激情投入、想融入當地的日子。任職大學後，一次書商來訪，相談甚歡，臨走前又稱讚她一句：「你英語說得真好」，「那時候已經不是氣憤，就只是無奈。」這位看起來「勤奮到非常危險」的台灣人，將近20年，回頭看仍距離美國中心很遠。就算靠近了，也困在「模範少數」的刻板印象中難以鬆脫。

回台的班機上，每位亞洲乘客都穿著白色連身防護衣。如今人們在Instagram上左右滑動、接收資訊，與舊時遙控器轉台沒兩樣，只是包上的不再是保鮮膜，而是透明防護殼。劉文決定不再只當被動的觀眾，而要主動上傳自己的觀點：「在美國，真的很難做任何有政治動力的事，美國太大，當時也很難做台灣相關的倡議。」

➤切換頻道：CH的歧異性

「轉換回台」原因有二。其一，是教室裡大家都在關心黑白政治，幾乎沒有談論亞裔的空間（即使提到「有色人種」）。其二，是劉文已經想像完自己人生可能有的樣子：作為「第一代移民」，「你就可以繼續升等、取得職位、結婚、買房子」——「可是『美國夢』永遠會把你留在一個非常隱形的位置。」

她説，留學生的人生軌跡通常都必須依循一種必經的生存守則：博班畢業、申請工作、等綠卡、成為公民，「這些完成就20年了，然後可能到50歲，你終於完全融入，再也不用擔心被驅逐出境……你可以過得很舒服，但你已經50歲了，然後你回台灣還會被說是『回來用健保的人』。」她誠實地說：「我不想變成那樣。」酷兒的身分，讓她對線性的人生進程格外警覺——能想像的都想像到了，卻始終「無法想像」自己真的過那樣的生活。

劇中秀蓮被給定的也是這條線：成家，買房，生小孩，生活圍繞亞裔（以及亞裔美國人）家庭打轉。「但酷兒不是，」劉文說，「你身邊的朋友永遠只會越來越年輕，因為永遠都是新來的留學生，或是需要不斷移動的人。」酷兒，尤其是移民酷兒，在美國很難長出緊密的社群。巨蟹座的她說：「我還是喜歡有社群的感覺。」於是她選擇回台北，作為新的頻道。

《依戀傷痕》結合了多種實證研究方法，最特別的是民族誌。在2010年代「黑人的命也是命」（BLM）之後，劉文參加了一場華裔的示威遊行，卻在現場感到自身的「格格不入」。那是一場反種族歧視、卻又融合了「美國夢」與「中國夢」的紅色慶典，她寫道：「儘管族群上是漢人，我的酷兒性和不同於他人的性別表現，使我在中年父母及其年幼子女的人群中非常突出。」這或許是她最「情感」的一刻：她的台式口音讓她怕被當成「種族叛徒」，又深怕被路人誤認為中國民族主義者。揮舞著美國國旗、標舉紅色簡體字「愛」的隊伍，讓她感到抽離。

遙控器的頻道簡寫是「CH」，而《依戀傷痕》的核心之一，正是拆解「華人性」（Chineseness）的單一內涵。她發現，華裔美國人的主體性被固化為一種建立在「種族傷害」上的形式：透過反覆召喚受苦的歷史，來證明自己是「種族歧視」的受害者。為了吸引凝聚華裔美國人參與，他們甚至援引黑人民權運動家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的標語 。「種族正義」的語言被挪用，但目的顯然和「種族正義」無關。

書中舉例，一張2021年的抗議標語把幾個歷史項目並置在一起：「1882年排華法案／1942年拘留日裔／川普說我們是功夫流感（Kung Flu）。」但劉文指出，這幾個事件，不僅來自不同的國家權力機制、發生在不同的受傷主體身上；當它們被錯置進同一個懷舊情緒，創傷就不必是親身體驗，而是經歷了編排與幻想。我們或可這樣理解：「你的傷害不是你的傷害」。

而這種受傷的情感，左右兩派都能挪用。右派把它接上保守動員；左派則懷舊地將中國視為反美帝的社會主義力量（即毛時代）。看得見美國這個帝國，卻看不見中國這個崛起中的帝國。「敵人的敵人，未必是朋友。」劉文提醒，若不在全球地緣政治中看到中國的崛起、它的資本力量如何跟保守派結合和擴張、它的政治宣傳如何包裝和動員，我們很難說真的看見了它。所謂的「自由」，本來就不是只能在兩種頻道之間選邊站。

拆解完右派的盲點，再提醒左派的風險。《依戀傷痕》其實是一本自省之書，在各種矛盾中持續掙扎，也因此「容易讓人受傷」。一些台裔美國二代的同事讀完跟她說：「真是一本好書，但是好難讀。」「那個『難讀』，是情感上的『難讀』——好像被戳中了什麼，可是那個東西很不舒服。」在左右辯證這些情感的寫作過程中，劉文大概也得承擔同樣的痛苦。

當傷害成為籌碼，劉文認為，「亞裔美國」已經完全是一個政治的詞彙、學術的詞彙，和運動的詞彙。

➤返回按鈕：重探心理學「亞裔美國」發展史

劉文就讀的CUNY，當時是全美僅有的兩個「批判心理學」專業之一。不同於主流心理學偏重量化與實驗室，她用系譜學的方式，結合酷兒理論和女性主義，去全面性地審視整套「精神科學」如何在美國的國家作戰中被建立起來。她按下返回鍵，重爬學科發展史——若不是長期投入「心理學」這部歷史劇的觀眾，恐怕無法在這麼深的瞭解之後，再回頭批判。

劉文本來也做量化的心理學研究，「但我一直覺得不對：你們看的是膚色、口音還是情感？」她從自身的疑問出發——我算亞裔美國人嗎？東南亞裔、南亞裔一開始並沒有被算進去，那麼「人口」到底怎麼算出來的？由此她提出亞裔美國人的「種族彈性」：二戰時，國家蓋了日裔拘留營；當國家有需要時，又透過心理學將日裔塑造「可以變得民主」的公民。冷戰時，逃離共產中國的華裔被視為有問題的研究對象，探討其「危險」。需要勞動力時，又開放華裔進入科技業、注入「勤奮」的活力。「亞裔美國人永遠都有一個兩面性，一半會被包容，一半會被推出去。」每個時代給的問題都不同，但這個族群始終被呈現為兩個面向。

把酷兒理論放進心理學，是她明確的目標。可是她也見識到了後結構拆解的侷限：拆到最後，好像不知道還剩下什麼。「大家就會很緊張，就『我』到底是誰？」即便如此，這個社群還是有動能存在，該怎麼解釋？於是她轉向一個新的角度：「情感」。

➤選擇鍵：從認同到情感

在不甘於二元的選擇之後，輪到劉文發出自己的聲音了。她記得自己在亞裔美國研究學會（AAAS）報告專書時，同場還有兩位重要的台裔美國研究作者發表新作。三人切入的都是重要的歷史時期，呈現出台美研究的多元宇宙。報告一結束，一位觀眾舉手：「我感到非常失望，原來『亞裔美國』研究的最新一步，就是反中國。」一句「選擇性看見」的話語，把她長年致力拆解的反中、反反中的層層矛盾，瞬間抹平回粗糙的原點。

在美國的語境中，一提「反中」就會被提醒要小心那是「種族歧視」。於是許多事被無奈地畫上了等號：支持台灣，等於服務於美國帝國，等於對中國種族歧視。傷害的修辭在這裡把「種族歧視」掏空，也把台灣簡化成被帝國殖民征服的無力主體——不管台灣究竟有沒有能動性，「美國讀者很多結論會是這樣。」

「身為台灣人應該很能體會身分認同的矛盾性。」劉文在〈臺灣版序〉明示：「這種情感不再能夠團結意識形態差異越來越大的亞裔美國社群。」事實上，中國政府帶給離散群體的壓迫形式，在這些傷害論述中，不被等量提及。她因此更堅持：「亞裔美國」這個概念應該被挑戰跟鬆動，尤其是它被華裔或中國的保守勢力給挪用為地緣政治的工具。「我的論述是亞裔美國不能只看『種族』，它也必須要看地緣政治。」

書中引用了洪朴凱西（Cathy Park Hong）的《我受傷，故而我存在》（Minor Feelings）：身為韓國移民之女，她長期困於自己感受到的種族創傷，又矛盾地覺得這個傷害很微小、自己其實已經混得不差。劉文身在學院，也會有類似的矛盾嗎？「會呀、會呀，」她毫不避諱，「所以我到底要不要用『亞裔美國』這個身分？這個策略有時很好用，可是我真的覺得我跟這個身分是黏著的嗎？我覺得沒有。我一直很好奇『百分之百的亞裔美國人』是什麼……我其實身邊沒遇過，我敢說我沒有遇過這種人。你要怎麼投注一個純正的亞裔美國認同？」正因為人永遠擺盪在兩種文化之間，無法被切成兩半等量投注，她才選擇把「認同」轉向「情感」。

身為台灣人，也身為酷兒，劉文如今來到了另一個宇宙。回到台灣，她成了一個「跨國亞洲人」，有了兩地往返的經驗，更能看清權力流動的版圖。或許劉文本身就是一個新宇宙：過去我們想像「亞裔美國人」是第一代移民、第二代落地生根、第三代繼續傳承——不知不覺，這也成為一種線性的文化想像。她再一次移動，讓認同長出新的「橫向路徑」。

➤回到主頁：之後的我們

「轉回台灣」之後，劉文很快地接軌本地的研究環境：情感仍是前瞻性的議題，她的分析橫跨幽默、迷因，到後冷戰的民防與社會韌性。返家後，選擇沒有變少，主頁反而生出更多選項等她探究。

中文版取名《依戀傷痕》，相對「詩意」，是否也是為了面向在地讀者？繼洪朴凱西《我受傷，故而我存在》等亞裔美國書寫在台灣引起的高度討論，《依戀傷痕》似乎正好可以當作這趟亞裔美國認識的「課前教材」。台灣書市中，心靈成長類型長銷，但這本書卻不直接給予「療癒」。劉文說，中文書名其實很貼近她大量引用的布朗（Wendy Brown）「受傷的依附」概念：1960年代後，美國新左派過度流於「認同」的形式，於是必須追問——社會運動一路走下去，究竟是為了翻轉結構，還是只是執著於投注在那個被創造出來的文化「認同」？

拆開保護之名的透明封膜，《依戀傷痕》是一本會讓人「不舒服」的書；而這份不舒服，我們是不是能將之當作一種對「政治正確」的反省？「我覺得是。」劉文在兩地教書，也深刻體會學生很容易被批判理論吸引，在放大傷痕時，卻可能忘記這些理論最終是為了「對結構的批判」：「個人經驗很重要，但作為運動者，要做的還是回到結構。」但若只一味地投注「身分」——無論那是階級、種族或性別——就無法達成一個全面而能互補的批判。

那麼，從傷口移開一點，我們往哪裡去？離開傷口「並不是要你放棄這個身分」，劉文強調，「你可能要去別的地方找答案，平行地閱讀，你才可以……宇宙跳躍（verse jump）。」這個「橫向連結」來自酷兒理論的啟發，不同於單一線性人生，酷兒的成長是橫向的、永遠在想像與擴張。「如果你一直要找一個縱向的歸宿，你會永遠找不到，並墜入受傷的依戀。與其不斷注視著自己的情慾跟身分，你其實是需要去找很多橫向的連結，去擴張。」——去找「不一定是同樣身分、但能共感同樣經歷的人。」

去年跨性別如廁的論戰中，劉文撰寫〈跨性別運動的未來，也是女性主義的未來〉便是一次橫向的「從傷口移開」的嘗試。「如果你一直投注在女性的傷害，就會把跨性別想像成危險，因為它要迫使你打開你的範疇。」而她近期轉向民防與社會韌性，其實也不曾離開酷兒關於共存的關懷。她幽默地說：「我需要讀一些別的東西……一直讀酷兒理論我也會覺得要換口味。」每一次宇宙跳躍，頻道切換，都需要勇氣，離開自己的守備範圍，其實也沒那麼簡單。

酷兒的情感總是跟失敗、挫折、沮喪，甚至憤怒等感覺連結，這也是劉文的研究主軸。那麼她本人呢？從美國回來、在中研院找到位置，看似一帆風順——這樣的人生，不是很「成功」嗎？訪談最後，我們請劉文幫忙簽名，她在扉頁寫下「享受那個酷兒痛苦吧！」她寫得清淡，筆畫劃開紙張，我才後知後覺地意會到：她也曾在其他地方擱下一個更成功、更順遂的宇宙。她只是往身邊張望，看還有哪些人在受苦，需要她並肩作戰。

離去前，我再問了一次，現在還碰文學嗎？她自嘲：「現在很難讀小說了，會很想找到論述重點。」又引起眾人一笑：這是學者劉文的職業病。訪談結束，走出咖啡店，她收起的透明木柄長傘再次撐開，上頭匯聚的水滴又一次暫時分散，四處流動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