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讀《終戰詔書》，隨著「玉音放送」象徵著「終戰」的到來。然而，終戰那天之後，就真的「終戰」了嗎？「今日的我」，有可能斷開「昨日的我」嗎？在二戰結束80年後的今天，重返歷史現場，特別具有反思意義。

戰爭席捲的陰影，從來就不止於子彈落下，投降或戰勝那一瞬間。從戰場前線及其後的平行時空，每個個體生命無法跨越的隔閡與時差——戰火，無處不在。

我們如何能看到，那些完整而真實的人生？《終戰那一天》透過1945年前後，歷經時代滄桑所實存遺留的歷史檔案、報導、座談、回憶錄、口述史、物件、聲音、照片、圖像的搜羅、揀選及鋪排中，逐一拼湊出當時的場景：那是二戰烽火下被史傳遺忘的真實臺灣。

鏡像是虛的，但鏡中的世界必然有現實的人與物折射，才得以顯像。非虛構寫作（Non-fiction）也是這樣，在進入材料編輯與敘述的歷程之前，必須仰賴四處蒐羅的史料作為重返歷史現場的基礎。

全書像一部尋訪紀錄片，以戰場為核心，首先挺進戰場前線，觀察台籍日本志願兵、少年工與醫護人員，如何在戰爭存亡的危急時刻，為自己所受的日本教育理念及職業訓練而投身戰火。然而，奮不顧身響應戰事的背後，卻有難以化解的族群與認同矛盾。在「國與國」之間、在「國與我」之間，看似直線順向發展的時間軸之中，夾藏著無數陰暗皺褶。在帝國之間的縫隙底下生存，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所歷經的，無非是不斷地被馴化與自我馴化，以度過必須無止境「自我證明」的「戰爭時刻」。

書中一句「島上不曾作戰的士兵，成為了自己軍隊的戰俘。」令人警醒。對於台籍日本兵而言，真的有代表「我」的「我方」嗎？天皇是誰的天皇？「我」又是「誰的子民」？是戰敗的一方，或是戰勝的一方？是享有「戰勝紅利」的「勝利者」？還是「國際法庭」咎責的「肇事者」？從這個「國」到那個「國」，台灣人歸屬的轉移之間，命運又曾眷顧了誰？

一張張歷史照片裡看似榮耀出征、技術訓練和志得意滿的少年兵，卻在歷史翻頁之後，成為困守戰俘營和澳洲審訊台的階下囚。一句句「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的深沉探問，不僅縈繞在終戰之後的台灣人內心，造成自我認同難以跨越的迷障。他們對於人生的困惑，或許不亞於一位台籍日本兵的母親內心的疑問：為什麼僥倖在沙場存活的兒子，最終卻命喪國際法庭制裁？為國捐軀的英雄，與凌虐俘虜的戰犯只在一線之隔。在夾縫之間如何能安身求存，似乎是台灣人永恆的命題。

戰爭與國家體制無情絞殺微弱個體，唯有隨著一篇篇記憶故事，讀者才得以逐一拾回這些，曾努力在這片土地掙扎生存的生命遺跡。才知曉，原來在我們熟悉的地方，有些人的一生，像一紙隨烽火捲燒的照片，瞬間被自己所長年所信仰的君主與教育，隨手拋擲在時代洪流裡，成為一孤獨流離的裸命、世界的孤兒。

曾把一腔工藝熱情與航空技術投注於製造轟炸機「櫻花」的少年工，以及熱血響應「從軍看護婦」的少女，當他們目睹投奔「神風特攻隊」自願送死的同齡人，見證「玉音放送」後絕望的自縊者，也不禁要嘆問：「為了上一個國家死去，是不是值得？」

這是一段扭曲人性的歷史時空。鏡頭隨即從前線轉向戰火後方，那些還懷抱著夢想的人們。

殖民帶來殘酷與悲傷，但也曾攜來過現代性的文明與文化發展的希望。終戰之後，對於長期受日本現代教育成長的台灣文化人而言，荊棘之道才正要展開。生長在台灣的記者、老師和音樂家們，積年累月的知識與學養，在文人無用武之地的戰場之外，仍掙扎著如何讓理想續存。在戰事逼近之前，還差一步，出生大稻埕的傑出音樂家江文也，就要讓台灣人的音樂躍上國際舞台。然而戰爭與國家政策扼殺了即將綻放曙光的台灣音樂界。

1940年代，由鄧雨賢作曲、家喻戶曉的〈望春風〉和〈雨夜花〉也被改成了戰爭進行曲〈大地は招く〉（大地的召喚）和〈譽れの軍夫〉（榮譽的軍夫）。在總督府的動員政策下，多元豐富的文化樣貌不復存在。音樂為國家服務，演出也成為勞軍節目。砲彈不僅炸毀曾經繁榮的街道與盛極一時的古倫美亞唱片公司，也燒盡台灣流行樂早已萌芽的黃金時代。第一位台灣女記者楊千鶴，正走向摩登職業新女性的道路。好不容易脫離家庭主婦的女性枷鎖，卻在終戰之後失去了利如兵器的語言與書寫能力。

從一個「國語（日語）」轉向另一個「國語（中文）」之間，他們成為了政權轉換交接之間，失語的一群，也是文化失落的一代。「こうぶく、こうぶく！臺灣是光復或是降伏？」擺盪在兩者之間的師範生與文化人，也不過是在這個有限的世界，窮極一生努力追尋自己的未來而已。這些對理想追尋不懈的身影，都在史料與照片裡，留下了隻字片語，被《終戰那一天》重新立體化呈現。

畫面最終落在戰場外圍的政治家、在台日人及海外台灣人，那些不在場的在場，卻都還是透過了文字記述和物件、照片留下了昔日的痕跡。沒有誰能免於這場時代歷史災禍的大規模波及，尤其聚焦在那些終戰「之後」的故事。

永恆對立於國家統治者的左翼知識分子，無論在戰時或戰後都堅定地選擇站在人民一方，持續的抗爭著。而偏向右派的知識分子，仍舊為了更好的政治願景而持續為這塊土地努力著，在反對國家與獨立建國之間，兩股看似不同立場的力量，都投射出一種烏托邦的追尋，彷彿這是一場仍在持續進行的戰爭。而那些在日本出生、台灣成長的日本人，或者「內臺通婚」政策下的「灣生」，則在戰後面臨被迫選擇國籍、在留與返的時刻，被逼迫直視自我身分認同的雙重矛盾。

還有那些被「戰爭」帶離島嶼，散落在東南亞的台灣人們。他們在泰國、印尼、越南、海南島，以及香港，被一批批送進集中營，等待從來不掌握在手中的命運審判。幸運的吳振輝和郭啟彰從新加坡集中營被遣返，途中夾帶細小的魚苗成功回台養殖，第一代吳郭魚就此誕生，也像台灣人逆境中堅韌求存的生命力，流傳至今。

全書通過3個距離、9種不同立場的人們，從各自的觀點呈現他們在終戰時刻所面臨身份轉換的遲疑與抗拒。在生命危機時刻，誰的認同不是歷經不斷變動、毀壞與建構的過程？現實絕非什麼非黑即白的世界，人性也極其複雜。

人們終其一生，都在苦難中尋找一種更理想的可能，好好生活。非虛構寫作的核心價值在於逼近真實，在這裡，文字存在的意義是為了透顯每個曾經真實努力存活的生命軌跡。而《終戰那一天》讓我們看到一種文學承擔歷史責任的可能性，透過敘述他人的生命故事，重新拼湊、尋回台灣歷史裡本來就存在的那些記憶與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