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於6月18日開展的首爾國際書展（SIBF）創辦於1954年，是韓國最大的圖書盛會，今年預計有19個國家、450多家出版社參展。和臺北國際書展一樣，首爾書展具有版權商談、讀者購書、作家講座活動等多功能屬性，由韓國出版協會（以下簡稱KPA）主辦。

論及規模，首爾書展去年約15萬參觀人次創新高，但遠低於今年2月臺北國際書展的57萬人次。在首爾江南區COEX會展中心舉辦的展場面積，也僅約臺北書展的六成大。

作為圖書產業的集體呈現，首爾書展反映了韓國出版界的多元和活力。在今年主題國臺灣館的代表作家及出版人浩浩蕩蕩出發前，讓我們先回顧一下，從臺灣書市所看見的韓國出版文化，是什麼樣的風貌？

➤速寫韓國出版產業輪廓

韓國主管出版的政府部門為文化體育觀光部（MCST，以下簡稱文體部），與出版產業相關的單位除了較為國際所知、以支持影視和動畫為主的韓國文化內容振興院（KOCCA），還有文體部轄下針對出版的韓國出版產業振興院（KPIPA）、以及針對漫畫的韓國漫畫振興院（KOMACON）等。

另外，每年以超過100億韓元（約新臺幣2.2億元）預算大力支持版權外譯的韓國文學翻譯院（LTI Korea），提供各國翻譯人才免費培訓、翻譯出版補助等，則是推廣韓書（K-Book）海外版權的最重要推手。

韓國人口5100萬，約為臺灣的2.2倍，根據KPA以韓國約5,900家出版社提供的資料，所發布的最新出版產量統計報告顯示，2024年韓國新書（含漫畫）出版量為6萬4,000種，遠高於臺灣2023年新書出版約3萬4,000種（實際申請ISBN數約5萬7,000種，皆不含漫畫）。但每本新書的平均印量僅約1,120本，平均定價19,526韓元（約新臺幣430元）；若排除漫畫，平均定價則為20,788韓元（約新臺幣458元）。

另據KPIPA的最新調查，2023年韓國出版銷售額為4兆7,565億韓元（約新臺幣1048.2億元），較前一年成長3.5%；從業人數約3萬4,000人。若減去教科書、學習教材等，「一般書籍」的銷售額則為1兆5,949億韓元（約新臺幣351.5億元）。

➤集結力量共同倡議政策，多元活動培植閱讀社群

同為東亞成熟的出版市場，韓國與臺灣有許多共同特性，包括中小型出版社居多，大型通路如教保文庫（Kyobo）書店、Yes 24網路書店主導書市，也同樣面臨閱讀率下降的全球共通困境，正努力尋求產業轉型、拓展外譯市場。

不過，韓國民間強大的公協會力量，是臺灣所遠不及的。譬如成立於1947年的KPA，至今已有近80年歷史，擁有811個包括出版社及協會的會員，在韓國出版界舉足輕重。KPA曾多次倡議出版公共議題，並成立韓國出版閱讀政策研究所，每年發表出版相關調查報告。

在紙本閱讀式微的大環境下，韓國各出版社無不積極舉辦讀書會、成立讀者俱樂部、建立網路社群，透過線上和實體活動凝聚讀者群。

定居首爾的自由記者吳珮如便深刻感受到他們比臺灣出版界「更活潑、彈性、天馬行空」的氛圍：大型出版社的行銷深具策略與規模，絕大多數的獨立書店也有強大動能，普遍藉由讀書會、工作坊或課程扎根讀者。許多書店主更同時從事獨立出版，建立了從出版、行銷、通路到經營讀者的完整模式。

韓國的讀者組成與臺灣類似，以20多歲到40歲左右女性為大宗，她們的閱讀偏好或也影響了出版的取向。近年來韓國書籍反思性別不平等，甚或描寫社會厭女現象的女性題材蔚為主流。民音社2016年出版的趙南柱《82年生的金智英》就是「現象級」作品，小說刻畫現今約30～40歲女性受壓抑的處境，不僅暢銷破百萬、改編影視，也賣出多國版權。

韓國出版的蓬勃多元難以一概而論，但疫情後「療癒小說」（힐링 소설）崛起成一大現象（註），尤以《歡迎光臨夢境百貨》、《不便利的便利店》、《歡迎光臨休南洞的書店》等最具代表性。這些作品多由小型出版社出版，銷量破百萬且暢銷海外，也已引進臺灣。

韓國文學近年在國際上屢有斬獲，自2022年起，韓國連續3年有鄭寶拉《詛咒兔子》、朴相映《大都市的愛情法》（臺譯書名為《在熙，燒酒，我，還有冰箱裡的藍莓與菸》）、千明官《鯨魚》、黃晳暎《鐵道家族》等作品入圍國際布克獎，在英文書市也獲高度關注。去年（2024）韓江獲諾貝爾文學獎桂冠，則被視為K-Book進軍海外出版市場20年來的「成就巔峰」。（註）

➤韓國出版在臺灣，隨影視改編、網路圖文引進的潮流

臺灣書市迎接「韓流」，早年有三采引進《尋寶記》系列等韓國知識漫畫，攻占小學生市場。大約自2011年圓神出版申京淑《請照顧我媽媽》、2012年麥田出版孔枝泳《熔爐》之後，臺灣較密集譯介韓國文學作品，選書主要循著暢銷與影視改編話題。

2016年漫遊者出版社推出韓江《素食者》，副總編輯吳佳珍回顧，起初並非特別設定以韓國文學為目標。當時因為版代推薦，且本書在英國銷量不錯，她讀了簡體版後決定出版，結果在臺上市後隔月，《素食者》就獲得國際曼布克獎。吳佳珍說：「這是一個機緣。」

約莫那時起，韓國文學有了更高的國際能見度，「我們也開始參加首爾書展，感覺這是一個新的市場。」吳佳珍坦言：「韓國雖然與我們社會、文化相近，但老實說，當初我們對市場的接受度並沒把握。」

2018年漫遊者引進《82年生的金智英》引爆熱潮，之後該公司持續譯介各類型韓國作品，包括文學作家金英夏、朴相映、李昭姈，以及廣義的網路小說（網漫改寫、或在網路平臺發表而後成書）和圖文書等。

政大臺文所副教授陳佩甄近日撰文指出，臺灣自2018年興起一波韓國文學出版與討論的高峰，至今形成五大主要類型：驚悚懸疑、社會議題、性別麻煩、女性科幻、歷史小說。

其中，驚悚科幻作品因影視改編而擴大了從純文學到類型小說的讀者群，女性主義與社會議題小說提供了兩地共感連結，歷史題材則與臺灣近10年的歷史小說熱潮匯流。而這些作品也反映了韓國這20年來，從創作到讀者的「年輕化、女性化」趨勢（註）。

KPIPA甫於4月發布的《2024年海外出版市場規模與進入策略研究》（해외출판시장 규모 및 진출전략조사 연구），就將2018年《82年生的金智英》在臺熱賣，視為K-Book開拓臺灣市場的一大里程碑。

該研究中列舉，之後的暢銷作品，包括有《歡迎光臨夢境百貨》、《不便利的便利店》（後者更連續蟬聯2023、2024年博客來年度翻譯文學類暢銷冠軍），以及人氣網路小說《全知讀者視角》、心理類別的《不受傷害也不傷害人的說話練習》、《今天也對媽媽發火了》與實用書《英文抄寫奇蹟100天》等。圖文作者則以出版《鏡子》、《海浪》等作的Suzy Lee最為臺灣讀者所知。

這份研究總結K-Book在臺受歡迎的原因為：韓流文化的影響力、性別與社會議題與臺灣相似而易形成共鳴，以及多樣的類型介紹或影視改編的效應等。但整體而言，仍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韓國知識界有多元的史觀，臺灣引進社科圖書視野不足

過去臺灣透過K-Pop而對韓國有了莫大的親近感，但作家阿潑深感這樣的認識仍太薄弱了。出版的引進也不足，譬如社科人文類目前僅有少數論及濟州四三事件、光州事件、性別議題的書，與韓國工運、環運的強大程度不成比例。

尤其近年連影視方面都已出現《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12.12首爾之春》這類以歷史與轉型正義為題的傑出作品，臺灣譯介的相關書籍卻很少。阿潑認為，原因一是語言、二是市場，「在這個限制下，很不利於臺灣認識韓國。」

有感於依賴版代選書和出版社的譯介實在太慢也太被動，阿潑近年積極學習韓文，「當你學會了那個語言，才能打開進入那個國家的窗口。」

即將出席首爾書展的臺灣作家中，唯一非虛構類書寫的作者阿潑，對韓國的好奇來自於「我們太像了」。她說，不像我們對日本的熟悉來自於殖民歷史，臺灣與韓國是「鏡像式的關係」，「我想在他們當中看到自己，也想讓他們看到臺灣。」她認為，不論我們對這些國家的感情如何，都不能否認整個東亞是文化與歷史上的共同體，越把整個東亞放一起看，就越難把韓國當成無關的「他者」看待。

事實上，臺韓雙方也時常在彼此之間尋找關聯，例如韓文裡有不少發音與臺語類似的字詞，「就連前陣子熱門的《黑白大廚》節目裡，發現一個拿中華民國護照的廚師，臺灣觀眾都很開心。」阿潑是從探尋臺韓相似處，轉而發掘相異處，「從『不同』出發，反而更容易深入理解，而持續互相了解。不是為了競爭，而是合作與彼此學習。」

專營人文社科類書籍的春山出版社總編輯莊瑞琳，則特別欣羨韓國知識界保有比臺灣更強的左翼思想脈絡、更多元的史觀。

她舉例，出版韓國文學名家黃皙暎《鐵道家族》的創作與批評出版社（簡稱創批社）成立於1966年，原本只是發行左翼文藝雜誌，每期銷量僅一、兩千本，後來因某一期連載的作家大受歡迎，加上1980年光州事件前後民主運動爆發、左翼思潮受到更多支持而聲名大噪。如今創批社已發展為韓國前十大綜合性出版社，雖然出版類型涵蓋消費、娛樂、商業等，但仍未放棄社會批判的出版核心，也還保有一萬多名雜誌訂戶。

「他們對日本殖民時期、戰後民主化的歷程如何自我詮釋，很值得我們參考——但遺憾的是，我們對歷史很有共振感，兩地的社科出版人卻沒有足夠的交流。」莊瑞琳坦言自己不懂韓文，語言是最大障礙，但希望隨著韓國作家的國際能見度越來越高，這個限制會越來越小。

莊瑞琳猜測，首爾書展今年選擇臺灣作為主題國，或許還有一層未明說的意義：今年對臺、韓而言都是「終戰80周年」，「1945年同時改變了我們的命運，雖然首爾書展不以歷史的沉重感為號召，但我期待能藉這次參展，開啟一趟對韓國出版社的認識之旅。」

➤臺灣文學外譯，借鏡韓國走向世界

在雙邊交流下，臺灣作家在韓國書市的版圖正慢慢擴大中。雖然近年來，臺灣確實因半導體產業、防疫成效、地緣政治等因素而提高國際能見度，但莊瑞琳認為，與其歸因於大環境，不如回到書的世界，「因為臺灣作家有一定的成熟度了，從中生代到新生代作者能書寫的題材多元、複雜，都比過去進步非常多。」

她指出，房慧真在韓國並不知名，卻因《夜遊》書寫他們也關注的女性身體及成長經驗，而迅即有了譯介出版的機會。臺灣第一位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這項大獎的，是曾「以百合小說為職志」的楊双子，而非我們更熟知的文學大家。或者李佳穎的《進烤箱的好日子》尚未拿下任何國際文學獎，海外版權卻已告捷連連，「在在證明了我們已累積夠多不一樣的作家，這些故事本身的節奏和題材可以說服跨國界的讀者，所以逐漸進入國際文學市場。」

當然，相較於剛由韓江奪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韓國，臺灣文學進軍世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除了翻譯成本高、譯者人才缺乏等既有問題，莊瑞琳認為我們對英文等國際出版生態的了解也不夠多，在推廣外譯時，無法更精準連結到當地出版者，而鄰近的韓國出版界，更是我們應該結盟的對象。

不過另一方面，走向世界卻不見得是作家必然背負的。將隨臺灣館參加首爾書展的作家吳明益，便對現在凡事強調「讓世界看見臺灣」的氛圍持保留態度，「做你自己，被看見很好，不被看見你的靈魂也還在。」

吳明益參與過20多次不同國家的文學活動，他認為亞洲國家普遍「對作家太過亦步亦趨」地接待。歐美的文學節往往報到之後，甚至連活動出席都不見得會有人提醒，他們把作家當成專業人士，而不是地位特殊的人看待。但在世界各地遇到熱情的讀者，還是讓吳明益深感自己很幸運能從事寫作這一行，也更覺得應該把這件事做好。不論作品去向哪裡，好好寫作——那就是作家的未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