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當代母性與歷史記憶的復原,評韓國小說家金息《女人與她們進化的天敵》與《最後一個人》

金息(1974-)是當代韓國重要的作家,自1997年出道以來,長達26年不間斷地從事創作。迄今為止,已出版了15部長篇小說和7本小說集,每部作品都以其對韓國當代社會的敏銳觀察和重要歷史記憶的見證,受到文壇與學界關注,並成為各種文學獎項的有力候選人。

金息自2012年起獲得許多重要的文學獎項,如許筠文學作家獎(2012)、現代文學獎(2013)、大山文學獎(2013)、李箱文學獎(2015)、金炫文學牌(2020)、東仁文學獎(2020)等,文學能量受到廣泛的注目與肯定。

觀察她已經出版的小說,無論是取材範圍、人物形象,抑或創作技巧及敘事風格等方面,都非常多樣化,難以用幾句話簡略概括。但總的來說,其中一部分是以當代韓國社會為背景,用她尖銳的目光捕捉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諸多矛盾,譬如過度競爭、群體暴力、無處不在的監控、生存的孤立與冷漠感,以及對此產生的恐懼、不安和焦慮等反映社會分裂徵候的小說群;另一部分是一系列她被喻為「記憶見證人」的歷史問題相關小說。


韓國小說家金息於政大台文所「2023台日韓作家研討會」(攝影:吳致良)

由時報出版在台翻譯發行的《女人與她們進化的天敵》(2013)和《最後一個人》(2016),分別是她的第六部和第九部長篇小說,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金息小說風格的兩種趨勢和文學指向。

➤描寫兩代女性衝突,內裡為持續進化的父權

《女人與她們進化的天敵》可說是對當今韓國社會母性概念提出的一種質疑,主要透過追求不同母性的女性之間所產生的情感衝突,來展現當代家族制度中雖不明顯、卻仍然存續的「進化中的父權」。

先從結論說起,這部小說非常明確地揭露在新自由主義橫行之後,家族的解體和母性工具化趨勢越來越嚴重的社會現實。故事中有兩個女人登場:總被媳婦叨念說她像唾液般沒用,以致口腔漸漸乾涸的女人(婆婆),以及在電視購物中心被當作一次性用品、使用後即可丟棄的女人(兒媳),她們於5年前開始住在一起,當時婆婆因為兒媳在購物中心做電話銷售員而幫她帶孩子。

她們之間因為金錢關係,幾乎找不到各自角色通常該具備的一般特質,媳婦在公司從事非自願的情感勞動中失去了待人親切的人性,只留下沮喪、羞恥、自卑和面對他人隨時都會無來由迸發的敵意。作為媳婦的「她」曾自認比婆婆更能發揮母性光輝、為家族犧牲,因為他們居住的獨立住宅是「她」在電視購物中心忍受著侮辱辛苦賺來的錢購置的。然而在「她」被解僱之後,自認為高人一等的經濟能力頓時消失,自己能做的家務事也仍然由婆婆代為完成,所以「她」也不自覺地常表露出一種與婆婆爭奪「家庭主婦」地位的態勢。

婆媳之間的對立酷似於「她」在工作中與同事間的生存競爭關係,因為媳婦而淪為多餘存在的婆婆,只能以變成化石的方式來保護自己,就像回歸到第一個人類女性露西一樣,懷抱著守護動物般的母愛度日。

在小說中,這兩位女性分別被描繪成1980、90年代工業化時期生兒育女的婆婆,以及21世紀新自由主義時期組建家庭的媳婦,她們所追求的母性是不同的。每一個時期的社會對母性的要求略有不同,而韓國社會的家族意識型態使這兩個具有代溝的女性之間的對立達到極致。

金息用此故事告訴我們,母性作為克服社會不穩定狀態的手段不斷被重塑,並且通過母性的再造,新形式的父權制依然持續運作,而此壓迫性的父權觀念似乎越來越微妙地扭曲和分割女性之間的共生關係。

一直以來,韓國小說從各個角度闡明「母性」的概念,但實屬罕見地都不像金息在這篇小說中所刻畫的,如此全面的呈現出新自由主義時代之後母性工具化的問題。這就是我們需要關注她小說的原因。

➤以文學記憶歷史,以閱讀反思自我

《最後一個人》是講述日本軍慰安婦故事系列小說中的第一部,金息在這部作品問世兩年後又寫了《流動的信》、《崇高意味看著我》、《你可曾希望軍人成為天使》等同題材小說。除此之外,被稱為「歷史記憶的文學修復」的作品還有描述1987年民主化運動記憶的《L的運動鞋》(2016),和1937年多數高麗人從蘇聯遠東地區被迫遷往中亞的故事《漂浮的土地》(2020)等。

《最後一個人》背景設定在未來的某個時刻,此時二戰期間日本軍慰安婦受害者只剩下一人。故事訴說隱瞞自己曾是慰安婦的阿嬤在聽到倖存者只剩下一人時,內心吶喊著這裡還有一個人,想挺身而出見證自己的人生。小說是根據慰安婦阿嬤們的300多個證詞寫成,附加316個腳註,宛如一部紀錄片。介入歷史及建構記憶的「證詞」驅動了這部小說,作者以它來完整再現客觀史實的同時,動用扭曲重疊的時間結構和隱喻手法,讓整篇敘事充滿文學想像。

由此,金息不但揭示了歷史真相,也再現了受害者內心的苦痛,使讀者成為一個具有道德感並能夠反思自己世界的人。金息曾在受訪時表示:「日本軍慰安婦受害者與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倖存者是有區別的。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倖存者中包含知識分子,他們具備了將自己的經歷轉化為文學作品的能力。但慰安婦受害者大多是十幾歲的女孩子,而且都是窮人家的女兒,不會讀書也不會寫字,因此需要其他人來記錄她們的故事。」

如果我們閱讀這部小說時,能把每一位慰安婦阿嬤都想像成是自己身邊的人,那麼這就是一種倫理性閱讀歷史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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