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文學作為一種抵抗:房慧真與答悟得談《異鄉人—翻案調查》

(本文照片提供:高雄文學館)

法國哲學家卡繆(Albert Camus)的存在主義經典《異鄉人》(L’Etranger)中,主角在海邊槍殺了一名法屬阿爾及利亞的阿拉伯人,當被問及殺人動機,他只回答:因為陽光的緣故。這個阿拉伯人無名無姓,在書中出現了十幾次,僅以種族稱之。

逾半世紀70年後 ,阿爾及利亞作家卡梅.答悟得(Kamel Daoud)巧妙地以「阿拉伯佬」的弟弟為主述者,講述了一個屬於被殖民者的「異鄉人」故事。這本《異鄉人—翻案調查》甫出版即獲得國際間熱烈的討論與肯定,不僅已迻譯成近四十種語言,更榮獲2014法國龔固爾首部小說獎。

2019年秋,《異鄉人—翻案調查》繁體中文版發行之際,答悟得應法國在台協會及無境文化公司邀請來台,以「文學作為抵抗」為主題,在高雄文學館與資深記者房慧真對談。會中由無境文化總編輯吳坤墉擔任主持,法語譯者陳文瑤擔任口譯,討論文學到底要如何穿透文化政治和歷史,引導公眾議題並仍保有高度的藝術性。Openbook特別擷取本場對談的菁華摘要,與讀者共享。

▊以卡繆為鏡像的書寫

答悟得開場便直言,他並未預料到《異鄉人—翻案調查》會在國際間獲得如此大的注目與迴響,他寫作的初心,僅認為這是一個介於阿爾及利亞與法國之間的故事而已,「但是很顯然大家都在這個故事裡,找到了與自己對應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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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資深記者房慧真、卡梅.答悟得與無境文化總編輯吳坤墉

答悟得稱《異鄉人—翻案調查》是一本以卡繆《異鄉人》為鏡像的小說,甚至在他思考這本書要在何時畫下句點時,最終採取的也是:等同於《異鄉人》的字數。「這是真的!」他強調。

與答悟得同樣兼具作家及記者身分的房慧真,與答悟得討論了《異鄉人—翻案調查》主角哈榮與卡繆之間奇妙的對位:卡繆的父親戰死,哈榮的父親失蹤;卡繆的母親是聾子、身體有缺陷,貧窮且是文盲;哈榮的母親讀不懂法文,所以她將報紙交給孩子,讓他去讀仇敵的語言,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甚至在最後,哈榮也殺了人……。

卡繆在知識分子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的存在象徵了法國與阿爾及利亞之間的矛盾。「在阿爾及亞的歷史上,卡繆是被完全性抹除的。」答悟得說,當時的人們認為:在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中,沒有完全與阿爾及利亞人站在同一立場並肩作戰者就非我族類。卡繆念其母親身為法國殖民者後代,並未完全支持阿爾及利亞解放陣線,因而在戰後遭到譴責、排擠。

微妙的是,「即便是在法國,卡繆作為阿爾及利亞人,某種程度上也是禁忌。」答悟得指出,關於卡繆這個人的集體認知,不論在法國還是阿爾及利亞,至今都還沒有真正、認真的討論。他在創作《異鄉人—翻案調查》時,也並未將它當成一部思想性、哲學性的小說來下筆,「它可以只是一部單純的虛構小說,是帶有某種自由性的。」

▊敵人,常常是我們自己創造出來的

身為阿爾及利亞人,有些事情答悟得也是經過時間的磨練後,才慢慢了解「其實所謂的敵人,常常是我們自己去創造出來的。」

不論是在阿爾及利亞或者在法國,《異鄉人—翻案調查》都引起了很大的爭議與討論,這本書甚至受到若干學院人士在很多學校遭到排斥。答悟得花了很多時間去解釋因政治或意識形態所引起的議論,在這過程中,他反而更加意識到:對很多人來說,停留在過去的記憶是容易且輕鬆的,所謂的「後殖民」既是一種恥辱,另一方面又成為一種收入、資產。「提到後殖民,我們可能會很簡單地指著西方說,都是你們的錯,是你們的責任,你們應該要負責,完全不需要反思我們自己的責任何在,也不去思考我們的當下、我們的未來,甚至我們要如何跟孩子談論這件事。」

譬如一位阿爾及利亞的朋友寫文章批評《異鄉人—翻案調查》,答悟得逼問對方:「你明明知道我寫的東西是對的,關於阿爾及利亞,關於我們以及我們的失敗,這些都是真實的。為什麼在我們已經脫離殖民超過半世紀了,還總是花這麼多時間談論殖民,談論過去的東西?為什麼我們不願意面對現實?」然而朋友的回答令他震驚且不安,他說:「因為我們只剩下這個。」 

▊文學作為一種抵抗

操作集體記憶是極權政府常用的手法,極權政府的第一個動作幾乎都是從文化下手。答悟得認為文學是一個很好的武器,來抵抗這樣的操弄。

答悟得出生於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註:1954至1962年期間,阿爾及利亞爭取獨立的武裝力量與法國之間發生戰爭,經過近十年的戰爭,阿爾及利亞於1962年獨立。最終法國同意阿爾及利亞獨立 。)之後,當前的阿爾及利亞社會,以是否參與過這場戰役為分水嶺,世代之間彼此分裂、對立。戰後出生的人對上一代人充滿憤怒,然而土地、牆乃至國家都是屬於上一代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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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戰後出生的阿爾及利亞人,我們好像不存在的幽靈,而那不是因為我死了,而是因為我沒有出生。如果你沒有打過獨立戰爭,就表示你什麼都沒做,而事實上你也什麼都不能做。這種沒有辦法擁有、被剝奪的感覺,是我最早的記憶。」對答悟得而言,要擺脫這樣的困境,唯一的方式就是閱讀與寫作。「文學對我來說,是一種抵抗歷史的方式。」

答悟得說,當他開始寫這本書時,阿爾及利亞人都很高興能有作品來回應卡繆,但等到真正看了這本書後,他們非常不高興,甚至憤怒,他們發現這本書並非是對《異鄉人》的復仇。他們發現這並非對《異鄉人》的回應 。

「在這本書裡,我談的是如何面對現實。書裡的主角非常可憐,他沒辦法擺脫過去發生的的記憶,他沒辦法好好的活在當下,甚至沒辦法擁抱親吻一個女人。」答悟得認為,寫作是關乎自己的個體性與自由的表述,「許多阿爾及利亞作家常常會說:我想要有一間房子、一個花園,讓我可以好好地寫作。但事實上,我最後明白,如果你要好好寫作,首先要有一個國家。」

在《異鄉人—翻案調查》整個小說的氛圍裡,主角哈榮也是個局外人,他沒去參與獨立戰爭,他處於母親給予他的一個復仇命題:你要去學法文,要為你哥哥復仇。他排拒法國這個殖民他的國家、排拒他的母親,他也排拒宗教。宗教說如果你要擁有身體,你得先死,才能進入天堂,才能擁有你的身體,他卻說:「宗教是一個像大眾運輸的東西,我自己要用走路的方式去見上帝。」他不斷地為自己的自由、身體做抗爭,「人的幸福會讓上帝嫉妒,自由會讓其他人嫉妒。」

▊在今日台灣,文學要抵抗的是什麼呢?

具有作家與記者雙重身分的房慧真認為,「抵抗」可以分兩種,一種是工具性的,為了某一個抗爭事件寫一首詩,或是當事件發生後,就其現象來寫一篇報導。

但房慧真認為,文學不應該是純粹工具性的抵抗,她反對,甚至抗拒在每個議題發生的當下被要求即刻寫一篇文章。「我覺得那像一種誣告」,她認為文學必須要抵抗政治正確,「在社群媒體世代,政治正確可以讓你變成一個網紅,轉貼數、按讚數都是種誘惑。」因此,這個世代的作家,要抵抗的是傳播工具的種種誘惑,文學要抵抗服膺於所謂的政治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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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悟得對此十分認同,他的編輯甚至勸他不要再當記者,要成為真正的作家,「直接把現實中的時事混入書寫。做為記者是相對容易,但對創作並不是一件好事。」然而在阿爾及利亞這個自由仍飽受威脅的國家,作者與行動者之間,界線是容易混淆的。

答悟得對於社群媒體、網路傳播也充滿戒心。「對我來說,某種程度上,對立於文學的就是網路。」他保有距離地觀察,除了按讚、轉貼與真正專心閱讀的虛實差異,更提防基激進主義 在消息、議題上的操弄。他舉波赫士的《沙之書》為例,「沙之書沒有開頭也沒有結尾,當你翻開的時候看到這一頁,合起來再重新打開,已經不在是同一頁了,內容也完全不一樣,這就很像現在的網路。」對答悟得而言,《沙之書》如同一種詛咒。

▊選擇勾起書寫慾望的語言

身為曾被殖民統治的阿爾及利亞人,答悟得使用法語進行寫作,對於選擇以這樣主流的語言來書寫壓迫、內在的衝突與共鳴,一直引起許多人的好奇。答悟得坦率地說:「因為我非常喜歡這個語言」。他是透過閱讀法語作品、小說,進而發現文學的,所以他選擇則用法語來寫作,「你會想使用那個讓你有書寫慾望的語言,而不是在學校所學到的語言。」

面對那些認定法語對阿爾及利亞人來說是殖民語言所提出的質疑,答悟得回應:「我是獨立後誕生的孩子,法語對我來說是個遺產,它不會讓我想到是殖民壓迫者的語言,而是能夠讓我充滿想像的語言。」吸引他的是法語迷人的魅力,而非政治正確,「這就好比,你愛上了一位智利女人,很自然地會去學習智利語,還有接受智利的美食。」

談到語言使用以及種族、國籍認同,房慧真說:「我在母語上是失根的。」她娓娓細數自己的家譜,也分享因無法流利使用台語,而在記者採訪工作中遇到的障礙。房慧真的父親是印尼的客家人,母親是台中客家人,雙方在台灣結識而成婚。明明都是客家人,但在家卻完全不講客家話,「台灣人很喜歡講先來後到,就移民的先來後到。我父親是印尼華僑,一個遲到者,這在身分上是邊緣的。」她覺得語言不只是資訊流通的工具,而是另一種外部思維,「使用外語,從另外一種文化傳統、語法結構來思考自己的民族,比較不容易陷入當局者迷。」多一種語言的參照簡直是開啟了第二個腦袋。

吳坤墉也分享自己身為法語資深譯者,透過語言、翻譯的觀察:「台灣是另外一個翻譯的疆界,是另一種中文。」他提出台灣使用的中文與中國已有一定程度的差異,不僅是因為自1949年起的兩地相隔,還涉及政治因素。比方說古典文學過去被中國共產黨視為舊有的權貴階級的產物,是被摒棄的,也因此「我們跟古典文學的關係,跟中國作家與古典文學的關係,就非常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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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響激烈,越是需要持續性地討論

答悟得的小說不但讓激進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者不滿,也引起宗教人士不滿。有人批評他親法、痛恨穆斯林、討好西方、用這種方式炒作讓小說賣得更好……但答悟得並未恐懼或氣餒,他雖然沒有預期文學作品會受到這麼多的攻擊,但也正面肯定,產生這麼大的議論,代表他真正地碰觸到重要的問題。

「我認為重要的東西應該要繼續、不斷地談論,這樣的持續性才能夠協助思想脈絡成形,對於那些攻擊我的人,他們的反應越是激烈,我更要這樣持續性地去拆解他們。」

對於真實的追求與理解,房慧真坦言,她現在已從新聞的第一線退下來,成為特約記者。除了考量體力、時間有限,她也感覺到,自己無法一直回應這個時代拋出的各種刺激。「這跟寫作是背反的,我覺得寫作非常自由,不一定要反應現實,或者,有可能在最超現實的寫作裡反而反映了現實。」她希望能從新聞現場稍微後退幾步,不必再把道德的十字架扛在自己肩上,「大部分人對我的印象就是一位記者,要報導社會的弱勢、救苦救難。但我接下來希望可以自私一點,回到寫作、回到閱讀。為了來參加這場座談,我閱讀了很多,久違地重看了卡繆的《異鄉人》,也很想更了解北非阿爾及利亞……即使不在新聞的第一線,我仍然可以藉由寫作跟閱讀,對世界進行更多層次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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