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越清的《拯救與毀滅》絕非一本能輕易讀進去的溫情之書。與自傳《兩張面孔的人》相比，雖然兩者都深刻觸及了相似的難民經驗書寫，卻有著完全不同的訴說對象與語境——後者從內心出發，以感性而赤裸的筆觸勾勒出「前」難民的身心風貌；前者則是身為「前」難民的阮越清，站上哈佛大學諾頓講座的最高殿堂，面對台下頂尖的學者與評論家，展開一場鋒芒畢露的文學思辨。

本次講座馬可孛羅出版社特別邀請淡江大學英文學系助理教授熊婷惠前來導讀。過去熊婷惠曾推薦過《兩張面孔的人》，這次她雖謙虛表示自己的專長並非越南文學，但她對離散論述的深厚理解，恰恰呼應了阮越清的理論脈絡，也讓這場講座顯得格外立體。

➤封面的視覺隱喻：難民體內的雙重博弈

講座一開始，熊婷惠便點出了《拯救與毀滅》的中文版封面設計。設計師許晉維巧妙運用了多重意象的疊加——沉靜的側臉與身後鮮紅的身影剪影交錯——完美呼應了全書的核心概念：「雙重身分」與「內在他者」。

阮越清的一生，就是一場不斷跨越邊界的身分切換。對一般人而言，「雙重身分」或許像是在全球化世界裡自由穿梭、多元文化交融的特權；但對身為難民的阮越清而言，體內同時存在著「美國人」與「越南他者」的雙重意識，伴隨而來的卻是巨大的內在衝突、創傷與身分割裂。

這種創傷深深埋藏在他的生命軌跡之中。他的家族經歷了兩次痛苦的遷徙：第一次是從北越遷往南越；第二次則是在越戰爆發後，舉家跨越邊境，成為逃往美國的難民。

在聖荷西的成長時期，父母頂下一間雜貨店，靠著微薄利潤含辛茹苦地支撐他與哥哥的教育。在看似溫馨勵志的「美國夢」背後，其實壓抑著漫長而深刻的傷痛。這段歷史在西方主流敘事中往往被遮蔽、被遺忘；而正是這間雜貨店的經歷，形塑了他日後對弱勢與階級他者的敏銳觀察。 

➤兩面刃的道德悖論：西貢槍決與《同情者》

熊婷惠透過不同例子反問聽眾：很多時候，文字、觀念與歷史立場往往是兩面刃——你以為自己在保護人，也可能同時傷害人；你以為自己是英雄，在別人眼中卻與強盜無異。

這正是阮越清不斷強調的「一體兩面」，也是他的普立茲獎小說《同情者》如此震撼人心的原因。 

熊婷惠在現場舉了一個極具歷史諷刺意味的例子：

越戰時期，攝影記者艾迪．亞當斯（Eddie Adams）拍下震驚世界的名作《西貢槍決》（Saigon Execution）。照片中，南越將軍當街槍決越共俘虜的畫面，瞬間激起西方大眾的反戰情緒，也徹底改變了世界觀看越戰的視角。

然而歷史的真相卻無比諷刺：被槍決的越共實際上是犯下多起屠殺的特務，而開槍者則是積極與美軍配合的南越將軍。最終，亞當斯憑藉這張照片享譽國際、名利雙收；執刑的將軍卻流亡美國，晚景淒涼。

在這場由視覺符號主導的道德審判中，到底誰拯救了誰？誰又毀滅了誰？

這種道德盲點與雙面性，在《同情者》中被推向極致。小說主角是一名北越派往南越與美國的雙面間諜。由於他將南越人的身分扮演得太過成功，越戰結束後回到越南，反而遭到昔日的北越同志逮捕並嚴刑拷問。

這場拷問構成了小說後半最殘酷的篇章：折磨他的不是政敵，而是原本的「同志」與「自己人」。這種荒謬而瘋狂的處境，逼迫主角不斷在精神崩潰邊緣質問自己：「我不是我，我也是他者。」

熊婷惠強調，阮越清藉此徹底撕碎了受害者的扁平神話——受害者並非全然純潔無辜，在生存的極端考驗之下，受害者內部同樣充滿暴力、分裂與非人性。 

➤拒絕翻譯：撕開西方主流的白人敘事

熊婷惠接著援引經典電影《現代啟示錄》（Apocalypse Now）與《金甲部隊》（Full Metal Jacket）作為例證。透過這幾部好萊塢經典電影，阮越清在書中進一步批判西方白人世界長期以來對越戰與東南亞的描繪方式。即便在這些標榜「反戰」電影的西方敘事框架中，越南人永遠只有兩種面孔：不是等待美國大兵拯救、沉默而無助的難民，就是叢林裡面目模糊、咆哮嘶吼的殘暴怪物。內心掙扎、陷入道德困境的是美國人／白人；陌生的敵人與丑角，則幾乎總是越南人。

不論哪一種形象，都建立在剝奪越南人主體性的「非人化」認知之上。

阮越清在講座中敏銳地指出，從早期帶有殖民歧視意味的「東方人」（Orientals），到後來凝聚政治力量、作為抵抗工具的「亞裔美國人」（Asian American），名稱的命名與取捨背後，始終伴隨著與主流體制的激烈搏鬥。

身為少數族裔作家，最危險的誘惑，就是順應多數人的期待，成為一個乖巧的「代言人」，並貼心地在行文中為主流讀者提供「翻譯服務」。理解與思辨的責任，應該回到西方讀者身上，要求他們自己承擔起理解他者的重負。

➤在標籤化的世界裡保有自由

然而，熊婷惠特別強調，阮越清的這種抵抗，並非要讓我們沉溺在國際組織或主流社會所提供的廉價溫情主義，或教條式的人文主義價值。文學與說故事真正強大的力量，從來不是扮演溫柔的修辭，而是帶領我們直視不公義的體制，並呼召出改變世界的集體行動。

正如熊婷惠在導讀尾聲所總結：我們必須與主流保持清醒的距離。在被體制高度標籤化、被迫劃分陣營的世界裡，唯有不斷站在不同立場質問自己，才能在內心保有那份屬於他性的「思辨與自由空間」。

同時，我們也必須時刻自省——因為文字與權力始終是兩面刃，當我們沉浸於述說他者故事的同時，亦仍須警惕那些好不容易爭取來的移動空間，是否終有一日，會反過來被我們自己複製出的壓迫邏輯所吞噬。

這或許是《拯救與毀滅》帶給所有寫作者與閱讀者，最痛苦、也最清醒的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