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4月1日，藏在濟州島月朗峰的「多朗休洞窟」（다랑쉬굴）中的11具遺骨，透過媒體報導呈現在世人眼前。遺骨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最小的孩子只有9歲。

報導提到，這些人死於1948年，是濟州4.3事件的犧牲者。這則新聞震驚了正處於民主化過程中的韓國人，他們這才知道：「原來濟州島曾經發生過這樣的歷史悲劇。」

「那個冬天有3萬人在這個島上被殺害，第二年夏天在本島有20萬人被屠殺，這並非巧合。美國軍政府命令，就算殺死居住在濟州島上的30萬人，也要阻止這座島嶼赤化。」

—韓江，《永不告別》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韓江在《永不告別》中，以幾組數字描述這個發生自1948年4月3日的黑暗過去：

「海岸被封鎖，媒體被控制，把槍對準嬰兒頭部的瘋狂行為不但是允許的，甚至還受到獎勵，未滿10歲就死去的兒童有1500名之多。」 

—韓江，《永不告別》

躺臥在多朗休洞窟裡那未及長大就已乾枯的骸骨，便是其中之一。

多朗休洞窟位在多朗休峰東側，海拔約170公尺高之處。這個火山熔岩洞窟的洞口垂直向上，直徑僅約60釐米，狹窄得僅容一人通過，洞口隱藏在草叢中，如果不仔細尋找，很難發現。致力於發掘濟州4.3真相的濟州4.3研究所人員，從一位蔡姓長輩口中得知：1948年冬天，許多村民為了躲避政府的鎮壓，藏身在這個洞窟裡。發現他們的軍隊，為了將這些人逼出來，曾嘗試投擲手榴彈，但村民仍拒絕出洞，軍方就在洞口點燃雜草，將他們活活悶死。

這位長輩曾在事發後，進到這個洞窟。他記得，那時煙霧仍然瀰漫，屍體遍陳，有的頭埋在岩石縫隙裡，有的則倒在地上，鮮血從他們的鼻子和耳朵流了出來，顯然死前痛苦不堪。他將這些屍體一一排好、離開，直到40年後，才吐露這件事。

1989年成立的濟州4.3研究所成員憑藉著蔡姓長輩的口述，花了兩、三年時間，於1991年12月22日，在一片雜草中找到這個洞窟。他們沿著洞口往下走了3公尺後，看到整整齊齊排在洞穴中的骸骨，有的繫著腰帶，血肉腐爛，有的腳邊散落著女用塑膠鞋，還有一些腐爛衣物的殘片。

「4.3事件雖然在口頭與書面上都有人提及，但從未在如此狹小的空間內，完整地揭露過4.3事件的全貌。」濟州4.3研究所所長高昌勳（고창훈）當年受訪時表示：多朗休洞窟可以說是濟州4.3的縮影。

多年前，初次拜訪濟州島的我，注意到濟州4.3和台灣228的形樣相近——且不論同樣遭到日本殖民以及承受戰後治權轉移的紛亂等背景，只說事件的成因：

如我們熟知的，228緣於1947年2月27日私菸查緝後的民眾誤傷與誤殺，引發群眾憤怒，不僅罷工罷市，還前往行政長官公署抗議，後遭衛兵掃射，死傷無數，導致抗爭和衝突全面蔓延，甚至發動武裝行動，結果是國民黨政府無情的鎮壓，以及其後的清鄉。

而濟州4.3的導火線，則是1947年3月1日，軍警騎馬誤傷小孩的意外，令群眾抗議，旋即遭到軍警開槍射擊。此舉更引發民眾不滿，從而發動大罷工，反令警方與右翼青年團體懷疑濟州島為赤匪之島，全面拘捕關押甚至刑求拷問，促使左翼組織忍無可忍發動武裝攻擊，而韓國政府因此宣布戒嚴，並全力掃蕩鎮壓。

當國民黨軍隊在台灣逕行殺戮時，濟州島也在美軍顧問支援下的韓國軍隊與右翼討伐隊的槍掃中，屍陳遍野。1947年及其後台灣與濟州的命運，像是彼此的疊影。因此，當我越是了解濟州4.3的血腥故事，便越能感覺到228的鬼魅纏繞不去。

當然，濟州島的歷史獨一無二，是屬於濟州島的，每一位死難者的遭遇，也都是個人的悲劇，是每個家庭無法取代的傷心。作為一個外國人，我只能仔細聆聽。

幸好，有人積極探訪，並大方訴說。

2025年12月底，多朗休洞窟被發現的整整34年後，《韓民族日報》資深記者許湖峻（허호준）帶我去這個4.3遺址參觀——1992年4.3周年前夕震驚全國的那些多朗休洞窟遺骨報導，就有他的一份。

冬天的濟州島安靜，卻不死寂。儘管偶有白雪覆蓋，山野間白芒黃土占滿視域，但路邊田地可見青綠，還有山茶花點綴的紅。然而，當車往多朗休洞窟而去途中，只見一片野芒，讓人不免疑惑：當年，相關人士究竟是如何從這片荒蕪中，尋找到埋藏超過40年的遺骨？

「我第一次到這裡採訪的時候，還沒有這條路。」許湖峻握著方向盤對我回憶道：當時他們得在某個地方下車，再徒步一、兩個小時，才能抵達多朗休洞窟。

許湖峻是《濟州四．三：跨越沉默，讓真相走向世界》的作者。繁體中文版於2025年春天出版不久，他便從《韓民族日報》退休，全心投入濟州4.3的研究與書寫。自1989年開始跑新聞以來，他就一直在這個進步派媒體任職，偌大的濟州島也只布了他這麼一個記者，大大小小新聞都歸他跑。整天上山下海讓他現在就算不開導航，也能輕鬆找到隱藏在山野裡的濟州4.3遺址。

我於2018年4月第一次造訪濟州島，參加濟州4.3 70周年紀念儀式時，對這個歷史悲劇仍是一知半解，全靠許湖峻的「請問山茶花；濟州4.3 70周年系列報導」為我建立概念。而《濟州四．三：跨越沉默，讓真相走向世界》正是以此專題為基礎，擴寫而成的專書，也是台灣書市目前唯一一本詳細介紹濟州4.3的作品。

繁體中文版上市前，我一如往常到濟州島參加悼念儀式，也約了這位記者前輩見面。可惜，當時他受韓國前總統文在寅之邀，到他於釜山郊區開設的平山書店演講，我們錯失一面。同年底，我再訪濟州，終於得以和許湖峻見面。此時他正埋頭趕寫預計今（2026）年春天出版的濟州4.3非虛構小說和檔案圖文書。退休後，他更忙了。

「你知道亞歷塞維奇嗎？」他說這位白俄羅斯作家是他效法的典範，他一直很想和她一樣書寫在地的口述故事。

亞歷塞維奇也是記者出身，2015年她因「複述寫作法的作品，為當代世人的苦難與英勇樹立了一座紀念碑」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生長在威權統治時期的許湖峻，也是因為想要自由地對世界發聲、為弱勢者說話，才於大學畢業後投入新聞工作。

他於1986年退伍，1987年重返大學時，正值韓國六月民主運動興起，濟州4.3的真相與平反呼聲也隨著威權枷鎖逐漸掙脫，從禁錮之中露出。雖說如此，1989年踏進新聞業的許湖峻，跟著濟州4.3研究所成員到處實地考察的過程中，都有警察跟監。

儘管當時書寫了不少4.3遺址踏查的報導，許湖峻一直到1992年採訪多朗休洞窟遺骨，才對這份工作有了不同的想像與志向。「多朗休遺骨不僅成為濟州4.3真相調查運動的催化劑，也讓我開始系統性地研究4.3，甚至，為了嘗試將新聞與研究結合，而攻讀博士。」

「我求學的時候，報紙上從來沒有出現過4.3，就算我當上記者後，情況也改變不大。」許湖峻解釋，韓國媒體少有關於濟州4.3的實質報導，只有在每年4.3紀念日時以簡短篇幅帶過這段歷史記憶，「這反映的是國家驅動的遺忘。」

因此，他長年積極耕耘濟州4.3的報導，即使退休了，也沒有丟下自己的筆。而我也趁著這次機會採訪他，讓他談談自己與濟州4.3的關係。

1963年出生於濟州市吾羅洞的許湖峻，最初對濟州4.3的認識，與主流大眾無異，「我從小就有聽到片段的故事，只知道死傷慘重，而且是一場暴動。即使上了大學，認知也沒有改變。」

直到1987年韓國民主化運動開展，4.3相關書籍也隨之出版，這才讓他開始質疑官方敘事，漸漸理解4.3的真相，並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家族史與那段暴力與鎮壓的歲月密不可分。

許湖峻的父親許斗憲於1929年出生於日本大阪。在日本殖民時代，因為名為「君代丸」的定期渡輪往返濟州島與大阪之間，濟州島民去日本，比前往陸地（韓半島）還容易。因此，為生活所困的濟州島民會移居大阪，謀求工作機會，「當時在大阪的濟州島民約有5萬人，是濟州總人口的1/5。」許湖峻說，他的祖父當年就在大阪工作，父執輩因此都在日本出生。

1945年戰爭結束後，約有6萬名為日軍作戰或是海外工作的濟州島民返回故鄉，許湖峻的家人也是其中之一。當時，原就糧食欠缺的島嶼，因為大批人返鄉而負擔加重，飢荒與傳染病蔓延，加上美軍接管後，仍繼續沿用日殖時期的官僚，種種混亂激發民怨，疾呼「給我米與自由」，最終在1947年3.1紀念日活動當天爆發開來——警察騎乘的馬匹踢到一個孩子，引起民眾不滿喧囂，為了控制局面，軍警鎮壓群眾。

在這場混亂中，共有6人死亡，8人重傷，亡者中有抱著嬰兒的22歲少婦，還有一位就讀國民學校的16歲少年。這位少年，正是許斗憲的弟弟許斗容——也就是許湖峻未曾謀面的叔叔。不過，他並未直接指出這位少年與自己的關係，僅跟我提到父親有位兄弟死在警察槍下。

這場發生在觀德亭前的衝突，一般被認為是4.3的導火線、這場歷史悲劇的前奏曲。在軍警這方，認為群眾背後有人策動，便對集會參加者進行大規模逮捕與拷問。而民眾這方則憤怒不已，要求查明真相，並對開槍者究責，甚至發起全島總罷工。而全島總罷工又讓美軍政認為濟州島確實被左翼控制，成為赤色之島，於是，積極緝捕、拷問老百姓。狹小的牢房因此擠滿了人，刑求致死者則不計其數。

暴力會激化暴力，仇恨也會勾拉仇恨。像是陷入惡的循環一樣，只要民眾反抗，統治者的威嚇就加強；當統治者使出拳腳，民眾也會暴力相向。隔年4月3日凌晨，左翼組織南朝鮮勞動黨吹起反抗的號角，點燃起義的烽火，四處攻擊派出所和右翼團體的宿舍。原本就視濟州島民為赤匪的當局，更被這些攻擊行動激怒。加上民眾抵制南北韓分治而行的選舉，使得美軍政與新成立的大韓民國政府忍無可忍，既祭出戒嚴令，又進行焦土政策，全面鎮壓濟州島。

這座與韓半島一海之隔的島嶼，自此宛如烈火燃燒的地獄：村莊被毀，島民或是逃難，或是躲藏。有不少人被拘捕關押再集體屠殺，還有更多人直接死於槍下。韓江在《永不告別》解釋了原因：

還在喝奶的孩子也被槍殺了？
因為目的是滅絕。
滅絕什麼？
共產黨。

—韓江，《永不告別》

許湖峻的父執輩也捲入其中，其父被押送到陸地的監獄拘留了一年後幸運獲釋，父親的兄弟卻失蹤了。在焦土政策之下，若山間人民不遷往海岸地5公里處，就會被視為暴徒。許湖峻的祖父甚至只是向山區的居民提供米糧，就被起訴。

母系家族的遭遇也沒有比較好。許湖峻說，在動亂中，外祖父的房子因此被燒毀，舉家遷往城鎮。但舅舅（母親的哥哥）卻因躲藏在山間致禍，「他看到一張傳單，上面寫著保證投降者的安全而下山，不料卻是謊言。他被判處15年徒刑，在陸地監獄服刑了7年半。」

許湖峻說，舅舅不知道自己會被處以何種罪名，受到何等刑罰，初入獄便詢問官員，對方回答：「你們這些笨蛋，自己不知道嗎？你們這些濟州幫的，通通都是叛國罪，要判15年。」

「我的舅舅在獄中多次死裡逃生。」他轉述舅舅的記憶：韓戰期間，鄰近牢房的囚犯都被帶走處決，只剩他存活下來。

眾多遭到羈押，甚至被送到陸地監獄的濟州島民，在韓戰爆發後，被帶到礦坑、坑洞等偏遠之地集體處決。還有更多被政府隨意填入左翼名單的島民，在這場戰爭發生時，被警察帶走、槍殺。據說，全韓國被秘密埋葬的人有20~30萬之多。

雖然許湖峻向我如此細說家人們於4.3的遭遇，但他也強調，自己所知有限，「我的父親一生雄辯且幽默，能夠對日本統治時期的事侃侃而談，但對於4.3始終保持絕對的沉默。我的祖母一生勞作不息，對自己失去的孩子一字不提。」

因為如此，日後作為第三代的許湖峻即使想要好好整理家族故事，也有心無力。畢竟，能夠知道的就只有殘影碎片，父祖輩除了沉默，還是沉默。

許湖峻的家庭故事，在濟州島不算特殊。濟州島出生的作家玄基榮在小說《順伊阿姆》中便如此寫道：

「啊，集體死亡的村莊，豈止我們村莊而已呢？如果是出身這座島的人，無論是誰，你都可抓著問問看。一定說在他們家人中有個誰，要不然至少在堂兄弟輩中有個誰，在這亂離中死亡的。」

──玄基榮，《順伊阿姆》

大量的死亡伴隨的悲傷根植在這座島嶼，倖存者與目擊者，則背負著無盡的創傷，甚至，留下無法擺脫的汙名。長達40年的威權統治時期，4.3是不能被說出口的禁忌，人們不僅無法公開祭悼4.3亡者，更不能直說家族遭遇。

1978年，在這股沉默之中，玄基榮透過《順伊阿姆》打破封口令，試圖替濟州人發聲，並質問4.3真相：為什麼人民冤死，又為什麼這些事不能談？

事實上，他在《順伊阿姆》中就已如此解釋：

「那罪惡經過30年期間，至今也不曾被控訴過。那是根本不想，因為島民相信當時的軍事指揮官或者警察幹部還滯留在權力周邊，尚未離開。怕輕率挺身而出，被誣指為共產黨。別說是控訴，甚至也沒有膽量想要正正當當舉行一次『聯合慰靈祭』。」

──玄基榮，《順伊阿姆》

就像某種自證那樣，寫了《順伊阿姆》與其他以4.3為背景的小說的玄基榮，被情報單位以「紅色作家」為由逮捕，並嚴刑拷打，這部作品也被認定為「思想不純正」。

當時的韓國社會普遍受到國家意識形態的影響，對這段歷史只有「共產主義與叛亂」的認知，「當時發生的死亡也被認為是共產黨員的命運，不需要哀悼」，許湖峻說，人們也被要求不准談論它。

「我成長的年代，是韓國軍事統治獨裁時期，那時的社會氛圍是恐懼、紀律，還有強制遺忘。在這種氛圍下，4.3不只是過去的事件而已，它影響了我們說什麼，不說什麼。」

許湖峻一邊回憶那個時代的氣氛，一邊解釋人們如何表述4.3。他說，上一代很少直接指名4.3，多是以模糊的詞彙替地，例如「那次事態」（사태）或「當時的時局」（시국）。若是談到在那段期間去世的人時，人們會說：「他很聰明，但因為遇到了錯誤的時代而死。」許湖峻進一步表示，「將責任推給『時代』，這類短語是規避性的，卻帶有沉重的情感負荷。」

在這種背景下成長的他，對於濟州4.3真相一無所知，只有模模糊糊的認識，「我只知道傷亡慘重，是一場暴動。」

他甚至連兒時玩耍之處是居留營和屠殺現場都不知道。「高中時，聽老師說，我們常去的正房瀑布是處決的地方，我還很震驚。」許湖峻後來才意識到，原來他們日常的生活空間是架疊在極端暴力的地景之上的。而這個體悟，也深刻地改變了他和家鄉島嶼的情感關係。

不過，許湖峻一直到大學畢業前，對4.3仍然懵懂，只是伴隨著民主運動興起，4.3開始以片段、碎片方式浮現在社會討論之間，他就讀的濟州大學甚至出現了手寫大字報。「就算這樣，還是稱不上自由，校方還試圖找出寫海報的學生是誰。」

儘管國家試圖壓制與控制4.3記憶，透過威嚇讓人噤聲，但許湖峻說，濟州島民會透過家族祭祀、照顧受難者的墳墓、清掃雜草等無聲悼念的儀式或行動，將一些經驗片段，傳遞下去，「4.3記憶的傳承，不是透過公共語言，而是透過這種私人儀式、手勢或呼吸，安靜地從一代傳一代。」

許湖峻認為，這是一種「對抗記憶」，即是以不公開對抗的方式，抵制官方對這段歷史記憶的抹除。

「回想起來，我與濟州4.3的連結，以及我對這件事的認識，並不是透過言語傳遞，而是一種感覺。」許湖峻解釋，在嘗試理解4.3的過程中，他進行許多研究與訪談，而受訪者在說話時，都會出現突然的停頓，也會壓低聲音——就和他家人不經意觸及往事時一樣。

這些氛圍與動作，讓他感受到「未說出口」的事情比「說出口」的事情更重要，「這種傳遞方式型塑了我的認同。」他因此知道自己屬於一個標記著「失去」的地方，而這樣的地方，也充滿著克制與壓抑。

我是在台灣戒嚴末期出生的世代，初懂人事之時，台灣正邁向民主化，在民主前輩的努力下，228再也不是社會無法言說的禁忌。不過，在這之前，那一段沉默、壓抑，被恐懼壟罩的時期，總是有些生命、有些故事、有些經驗，因為無從記錄、沒有後代、刻意或被動的遺忘而消失，而風逝。後人只能努力搶救、補足歷史的殘缺空白。

許湖峻也是。他不斷強調，採訪、記錄倖存者與親歷者的經驗，是記者和研究者的職責，「因為，沉默不能擁有最後的發言權。」

停好車，沿著路標往多朗休洞窟前進時，許湖峻不發一語，兀自走在前頭。跟在他身後的我，即使嘗試揣想他的心情，但怎麼也無法想像。

路的盡頭有一個石頭堆砌起來的尖錐物，石頭與石頭縫隙間，擺放著黑色膠鞋，鞋旁則有參觀者擺置的花朵與柑橘。我以為這就是多朗休洞窟，才正要走過去，許湖峻卻比著對面那不起眼小土堆說：「這就是多朗休洞窟。當年我就是從這邊下去。」

就算土堆上方被砂石掩蓋，我也看得出來洞口頗為狹窄，不仔細查看，根本看不出來這裡有讓人擠身下去的地方。我甚至更懷疑了：「到底後來怎麼被發現的啊？」

「進入洞窟時，洞頂還滴了水，我感覺那是受難者的眼淚。」許湖峻回憶起當時採訪的情景，描述當時地面雖然排了11具骸骨，他卻不感到害怕，只想著讓世人知道這悲慘與殘酷的鎮壓。這是他的職責。

遺體出土的第45天，即5月15日，當地政府和罹難者家屬舉行了一個小型葬禮。當天早上，這些遺體被送往火葬場，骨灰則於下午被撒向大海。這個葬禮，是瞞著媒體進行的。許湖峻說，他們都不知道有這件事，事後才被告知。

之後，多朗休洞窟的洞口，被封了起來。

「這整個過程，是另一種國家暴力。」許湖峻表示，儘管當時韓國正走向民主化，但當政的是軍人出身的盧泰愚，整個社會還是在威權統治的氣氛下。多朗休洞窟遺骨的出土，對於軍人政府並不是什麼光彩的事，他們必須極力隱藏這件事。「最初當局試圖阻止多朗休洞窟遺骨被發現的消息擴散，但透過媒體報導仍傳遍了全國。」

然而即使多朗休洞窟遺骨的曝光無法被制止，當局還是積極干預，想要防止人們記憶。不讓家屬埋葬遺體，不給他們建立墓碑，甚至讓洞窟無法見光，就是這個國家阻斷人民紀念與記憶的方法。

「受難者家屬不願意這麼做，也沒有辦法，部分家屬想要捧一些骨灰回家造墳，也被拒絕。」許湖峻說，政府甚至瞞著媒體偷偷舉行葬禮，「這些遺骸就這樣被火化，被撒向大海，簡直就是二次殺戮（kill twice）。」

許湖峻再次強調：這是國家恐怖主義和國家暴力。

然而，濟州4.3這個歷史悲劇已隨著民主化浪潮被翻出，多朗休洞窟遺骨造成的震撼迴聲，也不是政府支手能擋的了。4.3的真相調查運動透過這場輿論，獲得巨大的能量，成為立法的助力，人們強調：「不能讓20世紀的悲劇，延續到21世紀。」最終促成《4.3特別法》在20世紀最後一刻通過，並於2000年公布。

濟州4.3再也不是那個手不能指，口不能言的「家族故事」了。

不過，在許湖峻心中，這不代表濟州4.3的轉型正義完成了。他說，除了加害者還未道歉外，這段歷史也還沒被「正名」。「正確的命名，不是語意的問題而已，它還是歷史平反的基礎。只有事件被真實命名，責任才能釐清，受害者的尊嚴才能恢復，社會也才能更接近正義，而不是失憶似地和解。」

如同台灣社會看待228，有著立場各異的詮釋，濟州4.3也因意識形態不同，而有不同的冠定，有人稱那是叛亂，有人說那是抗爭起義。儘管「濟州4.3特別法」以「事件」稱之，形似中性，但許湖峻卻認為這個詞彙沒有任何意義。

「包含我在內的研究者，都一直在思考，為什麼島民要拿起武器？」許湖峻表示，當時的背景，除了親日政策的延續、美軍政的腐敗、高失業率、從日本回來的6萬島民導致的混亂之外，還有霍亂疫情以及右翼組織殘暴鎮壓島民，這些都是島民起義的原因。

許湖峻以228為例，向我說：「228不也一樣？這些外來勢力、來自大陸的人，踏進這個平靜的島嶼，破壞社群，實施高度鎮壓，這教人如何忍受？」

「在4月3日武裝行動前的會議上，有人說：民眾在警察局被拷問致死，右翼組織強暴我們的姊妹、毆打我們的老人朋友，我們要怎麼坐視不管？站起來反抗而死跟坐以待斃是一樣的，既然橫豎都是死，不如站起來戰鬥。」許湖峻表示，那是當時人們的共識，沒有人反對這個決定，他們說，「鎮壓之所在，即是抵抗之所在。」

他進一步指出，所謂的轉型正義，應該是加害者感到悔悟，承認錯誤，而不是一昧地要求大眾和解與寬容。「如果要寬容，我們就要像對待一般受害者一樣，接納那些為了反抗右翼鎮壓挺身而出的武裝隊與領導人。」

在還沒有辦法正名之前，在無法肯認這是一段濟州島民抗爭歷史之前，許湖峻認為「和解共生」的口號都是假象。「如果真的和解共生，如果真的願意包容歷史，為什麼現在的歷史平反，要將武裝部隊領導人排除在受難者之外呢？」

濟州4.3的轉型正義之路，似乎還有段距離要走。我們的眼前，只有這個無法再見天日的多朗休洞窟，成為轉型正義路上的一個記憶標記。

2002年，多朗休遺體發現的第10年，民間團體在洞窟外進行儀式，並立了一座碑石，讓世人知道此地曾經發生的悲劇。碑石上題有一首詩，詩作為許湖峻的姊姊、曾任濟州4.3研究所所長的詩人許榮善所寫。

這首詩適切地呈現了濟州4.3的悲願。許湖峻將碑石的內容翻譯給我聽：

這裡曾是人類，這裡曾有生活，
我們是死者，我們雖已死去，卻不曾真正消亡。
我們被困於黑暗洞穴的煙霧之中，隨波逐流。
我們是不會消失的人。
我們傾聽一切，只為生存，直到最後一刻都未曾放手。
母親給予孩子呼吸，等待著煙霧的聲音傳遍人間。
請記住我們，願我們今天也成為你們的一天。
如今我們化為無畏的波浪。
你就是我們期待已久的春天。
所以，別再悲傷了。
這就是我們想說的。●

許湖峻著作：

• 《그리스와 제주, 비극의 역사와 그 후》（暫譯：《希臘與濟州，悲劇的歷史及其後》）
• 《4·3, 미국에 묻다》（暫譯：《4.3：借問美國》）
• 《4.3, 19470301-19540921》（繁體中文版：《濟州四．三：跨越沉默，讓真相走向世界》，黑體出版）

即將出版：

• 《4.3, 기억의 폭풍 속으로》（暫譯：《4.3：走進記憶的風暴》）
• 《4.3, 아카브로 본 역사 - 100개의 기록으로 만나는 그날들》（暫譯：《4.3：檔案中的歷史-見證當日的100個記錄》）

已出版的濟州4.3 相關小說：

• 《永不告別》，韓江著，盧鴻金譯，漫遊者文化
• 《都寧山脊的烏鴉：玄基榮精選小說集》，玄基榮著，張介宗譯，允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