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一旦被奪走，就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這是《神隱少女》當中白龍對千尋說的經典台詞，像是咒語，帶著魔幻與浪漫。但是何以名字和回家彼此攸關？有些論者單純將之視為一種奇幻設定，也有論者將之比附到日本傳統的言靈信仰，強調語言與名字的重要云云。

有趣的是，讀Nakao Eki Pacidal《蕉葉與樹的約定》時，我竟聯想起這句話，彷彿兩者可以互為註解：名字，其實就寄寓著一個人的出身與來處。

➤穿梭時代之名

《蕉葉與樹的約定》也同樣是一部關於「回家」的小說。開啟故事的阿美族青年其朗，是位野球留學生，在假期返臺前夕，他意外撿到一塊有鬼魂憑依的石頭，而那鬼魂的名字竟同樣是Kilang——即阿美族語「樹」之意——而鬼另有日本名青山嵐。

其朗與好友小薰協力探尋鬼魂的身世，進而觸碰到一段曾經發生在日治時期，圍繞著樹／青山嵐、蕉葉／青山半次、莎莎展開的美麗而蒼涼的故事：樹與蕉葉因為具有打棒球的天分，得到去日本留學的機會，沒想到歷經艱辛，結局卻是四散分離。

為何樹的鬼魂徘徊不去？真相與眾人的下場究竟是什麼？這些謎團成為故事強勁的動機，充滿閱讀趣味。

儘管「名字」或「失去名字」並未成為前景——當然，有人物改名的情節，但這並未成為推動故事進展的關鍵元素——這件事情卻仍展現在每個細節裡：相較於兩個主要核心的角色，其他角色的稱呼大多十分固定且單一；然而小說中要指涉Kilang時，有以羅馬字母拼寫，有日文片假名的キラン，有稱樹，也有稱嵐或Ran San等等，而另一主要角色蕉葉的相關情節也是如此。

如何（被）稱呼，直接反映著角色的狀態，以及如何（被）看待；這關乎身分，關乎權力，當然也關乎記憶與歷史。稱呼的多變與不穩定性，一方面代表著角色隨著故事進展而發生的轉變，另一方面，卻也暗示著原住民族長久被他者化、受人翻弄而無法遂行主體意志的處境。

➤殖民感受只需刺那一下

讀這部小說經常有種「『錦』裡藏針」的感受：故事如錦緞一般，以優美如詩的文字、個性立體的人物造型織就，吸引人撫觸，卻忽然就感受到一種尖銳。那當然潛藏著批判的意識，但這批判卻不是以窮追猛打的姿態展現，同時，故事裡也不輕易將問題化約。我想這部小說最優秀且動人之處也就在於此了，它有意識地拒絕刻板與二元對立化的想像，方能穿透表象，深入核心，勾勒出讓讀者感同身受的複雜困境，進而與小說中的人物有所共感。

比如莎莎面對朝日組梅野先生的態度。一開始，梅野的形象開明、和藹，完全不像是他手下的工頭或其他日本人對原住民百般虐待蔑視，反倒是特別善待，尤其是守護照顧他起居的莎莎；然而，當梅野遭遇低潮與寂寞侵襲，最終仍是出手染指了莎莎。縱使之後，他甚至願意帶莎莎到日本生活，但從莎莎的視角卻有所醒悟：「儘管梅野一直對她很好，她心底深處還是畏懼這個男人。」

或許她真正畏懼的是那個結構上始終無法消彌的不對等權力位階：無論人有多「好」，但只要處於一個可以任意行使權力、將別人他者化的位階（可能是殖民者、主人，或者是男人），就難保會有恣意遂行權力的那麼一瞬間——而即使僅僅只有過那麼一瞬間，傷害依舊確切。

又比如小說末尾，寫到蕉葉認識了好友田時太郎，兩人聊天提及日後要當律師，也說到蕉葉出身臺灣，曾經當過苦力：

蕉葉忍不住大笑起來，「放心吧！苦力不會需要律師的！」

「為什麼？」

「因為不論對苦力和生蕃做什麼，大家都不覺得違法呀！」

話說得輕巧甚至帶有幽默，卻道出沉痛現實：就連法律也沒有納入被殖民者的位置。沒有法律的位置，即便依然可以活下去、可以努力出人頭地，內在卻始終擺脫不了惶惶惘惘的困頓。

誤以為憑靠一己努力，就能跳脫或是推翻外在結構性的限制，這樣的想法太過天真；偏偏，不去實際走過一遭，也無法體悟到這份天真。無怪乎，之後成為鬼魂的樹／青山嵐／Kilang的態度，不是積極地批判介入，或是高舉某些價值，而是一種過於老成世故的經驗談：「雖然已經過了一百年，雖然世界好像變了非常多，但生蕃依舊是生蕃吧。你會感覺這麼厭煩，這麼困擾，不就是因為你們的背景差太多了嗎？（中略）你不知道怎麼處理的話，就不要處理。沒辦法說友善的話，那就不要說話。」令人玩味的是，如此消極的態度，很難讓人想像他的身分是一名棒球運動選手。

➤接近棒球卻遠離了故鄉

小說的一大主軸為如今被視為「國球」的棒球／野球，而其原型本事，就是高砂棒球隊與能高團。在故事裡，想要籌組棒球隊的日本殖民墾殖者是希望藉此來宣傳花蓮、臺東的開墾價值，這目的其實和當代建構的棒球史敘事頗為類近，都帶有或多或少強調民族激情、本質化在地特色的意圖。然而，在小說提供的原住民族視角當中，這樣的內涵卻鮮少見到，更多的是純粹的、對於這種運動與競技本身的專注。

換句話說，棒球／野球這個符號，本身就具有多重向度，它可以是凝聚民族激情的工具，可以是藉此出人頭地的跳板，可以是娛樂或興趣，但也可以就只是運動本身。正因為各方意圖交匯、凝聚於此，才使得這個符號如此重要，而小說卻隱然戳中了其中的同床異夢。

我不禁再聯想到另一部近期的電影《罪人》。電影裡有段劇情談到了宗教之於被殖民者的意義，當中的角色雷米克——他是一個活了超過千歲、出身愛爾蘭的吸血鬼，其文化曾受到基督宗教的侵襲——提到：「我討厭這些強加在我身上的宗教，但聽到它經文裡的文字時還是很感動。」這意指，宗教可能被殖民者利用作維持統治秩序的工具，但它所提供的慰藉、給予心靈的激勵與提升，卻也同樣真切。

在《蕉葉與樹的約定》裡，棒球就彷彿扮演宗教那樣的角色，一方面，透過棒球，樹與蕉葉在專注運動技藝的過程裡磨練心志，也因此獲得一條改變人生際遇的道路，得以去到日本、改日本名；但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棒球，才致使兩人與故鄉漸行漸遠。甚至在樹死前內心還曾感嘆：「他想告訴蕉葉，現在他非常懊悔。（中略）何必在他們的世界裡競爭？」

學者們早已指出殖民與現代性密不可分，宛若雙面利刃。如何蒙其利而避其害，未必一次就能上手。這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歷史，方能從中汲取教訓。小說的時空橫跨許多年，安排了現當代的故事軸，還刻意讓其朗與Kilang同名且身分背景相似，形成對照與呼應。這樣的設計彷彿就暗示著歷史的悲劇既已鑄成，無從更改，但後世的人們有辦法以當下的選擇及作為來造就不同的未來。

令人玩味的是，小說結尾，一人一鬼反倒是一同離開家鄉花蓮，返抵小說開頭的京都，像是繞了一圈，回到原點——但回到原點，並不等於維持著原樣。小說人物探尋歷史線索走了一趟，無形的成長存乎內心，也得到昇華；而讀者跟著文字敘事走了一趟，也彷彿贖回了曾經遺落的名字，找到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