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工之死：後工業時代，一則關於鬧鬼和空間記憶的人類學敘事》年中於台灣出版後，李安如便時常聽人向她說起靈異經驗，有時這些故事會特別透過email的方式，遞送到她的眼前，讓這位紐約市立大學約翰傑依學院（John Jay College）人類學系教授見人便不斷強調：「我很怕鬼，我真的很怕鬼，不要寫信給我，跟我說鬼故事！」

但這個怕鬼的學者，探問「女工之死」的原因，卻是「神鬼」——2008年，在中山大學擔任訪問學者的李安如，聽社會學家唐文慧說起高雄旗津有個「25淑女墓」遷移改建之事，提到家屬會替自己罹難的女兒、姊妹「裝金身」時，眼睛為之一亮。

25淑女墓裡葬的是25位年輕未婚女性，在高雄加工出口區工作的她們，在1973年9月3日搭渡船上班的途中，因渡船翻覆而溺斃。在台灣民間習俗裡，未婚女性死亡，牌位不能迎回家（父系祠堂），罹難者父母對女兒的未婚早逝傷心難過，覺得她們辛苦賺錢養家不僅沒有得到相應的回饋，還淪落到「無家可歸」的命運。因此，即使國家將她們合葬，家屬仍會擔心她們的永世安寧。

但或許得不到安寧的，是這些家屬——每當家裡有人生病、發生不好的事，或出現一些不可思議的現象，便是他們感知到鬼魂有所要求。最終，25位死亡女工中有22位因託夢或乩童轉告，說她們即將成為神明，而得到金身。這也意味著，家屬可以透過「裝金身」的方式，將女兒（姊妹）迎回家供奉。

「人類學家對這樣的事會比較敏感。」李安如解釋，在漢人文化體系中，未婚女性死亡，牌位不能夠被帶回家，即使不願意信服這樣的文化，但如果有一天家裡有人莫名其妙生病或出事情，你也會半信半疑，「文化的韌性就在這裡。」

原本埋首於台北、高雄捷運研究的李安如，因此探出頭，走往一條分岔的研究方向，探討「後工業時代」女性勞工角色跟其公共敘事的轉變。疫情期間，她專心寫書，成果最終於2023年以《鬧鬼的現代性》（Haunted Modernities）為名出版。當此書來到台灣，在編輯的建議下，書名改為《女工之死》，讓「女工」的主角地位更為凸顯。

但這其實不是李安如第一次面對漢人父系結構下的女性勞工處境，甚至可以說，《女工之死》是她第一本書《以和諧與繁榮之名：台灣經濟重組中勞動與性別政治》（In the Name of Harmony and Prosperity: Labor and Gender Politics in Taiwan's Economic Restructuring）的回溯：假如這25個加工出口區女工是第一代的話，那麼，她最初田野地（彰化縣和美鎮）的女工，便是第二代。

➤ 「以人為本」的觀看視野

1990年代，在紐約市立大學就讀人類學博士班的李安如，為了完成「人類學的通過儀式」（Rite of passage），前往台灣的紡織重鎮——彰化縣和美鎮做田野調查。當時產業大量外移，原本光是和美鎮的鎮平里就包辦全球三分之一雨傘的生產量，卻在短短5年內，有九成以上工廠出走。與此同時，留在台灣的傳統工廠，也面臨「缺工」的狀態。

「工廠使用女工，當然是和台灣的父系結構是有關係的，這個社會把女性放在一個重要卻又次等的地位，想說她們反正後來都是要嫁人的，薪水不用給太高，也不需要讓她們升遷。」李安如指出，這是父系制度和資本主義的結合。而她也在田野調查中，看到台灣的女性勞動力如何被融入全球的工廠裡面，而全球的工廠又怎樣有效地利用漢人的父系家庭制度中的「女兒」，達到最大的資本積累功能。

然而，作為人類學者，透過人類學這個以人為本的學科，李安如更希望在這個田野調查中，看到人對文化結構的抵抗。

李安如是五年級生。從小就想當大學教授的她，目標是成為科幻作家張系國那樣，既懂科學又能夠寫作的人。進了台灣大學農化系後，察覺自己對實驗室毫無熱情之時，意外閱讀到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書，受到人類學「以人為本」的精神感動，便趁著大四課少，選修了人類學系的課，畢業之後，順利考上台大人類學研究所。

「我第二本讀到的人類學著作，就是潘乃德（Ruth Benedict）的《文化模式》，現在我教書，從美國人類學家談起，談到米德跟潘乃德，都會哽咽，想到人類學給我的養分，還有人類學這學科的人本精神。我總對學生說，we love anthropology（我們都愛人類學）。」李安如戲劇性地喊了這一句，召喚現場幾位同為人類學背景的聽眾共鳴。

訪談過程中，李安如幾次提到對「女性」題目有興趣，但問她原因，又說不上來。當她提到對她產生影響的前兩本人類學民族誌時，我注意到都是女性人類學家，她則哈哈大笑，說自己沒有刻意挑選性別。或許，人生所有的選擇都是這種無意之中，包含她自己生長的時代和階級位置，也為她帶來不同的選擇和觀看視野。

➤女工——重要卻又次等的勞動力

生於淡水「鎮上」的李安如，國中畢業後「進城」（台北市）讀高中，有些從「山上」下來鎮上讀書的同學卻是到工廠當女工。「我們這代很幸運，階級翻身就是在我們這代，那些住山上的同學雖然家裡當時是沒錢的，但是有土地，加上她們很努力，不會只停留在原本的階級，而是『翻上去』了。」

「這個時候，透過加工出口區，台灣的財富已經累積一段時間，出現『黑手變頭家』的情形，許多在工廠工作的男性結婚後，開始經營一個小工廠。」李安如到和美做田野的第一個報導人，就是自營小工廠家的女兒。雖然勤勉好學，家裡也供得起她升學，但因為「缺工」的窘境，讓她不得不留在工廠，填補缺少的勞動力。「她的父母會說，你不幫你哥哥做，你幫誰做？她因為未婚，勞動力就是自己家的。」

在這個報導人的介紹下，李安如後來進了一家紡織工廠做田野，居住在女工宿舍裡。有些室友是一貫道信徒，信仰之外，她發現這些女工們追求的是「不婚不育的生活」——透過清修來解開現世的纏繞，也跳脫來世的輪迴。

「她們能夠可以任性地維持未婚的狀態，是因為當時台灣的經濟結構，剛好提供她們繼續工作的可能性，她們的經濟狀態足以支援自己的生活，所以做了這種選擇。」李安如從這個田野中發現，「未婚女性」在台灣這個文化系統裡，是有趣的角色——因為挑戰了女性在現實中既有的文化位置，也回應了往生後祭祀的問題。

李安如以一個已婚研究者身分，進入這些女工的生活裡，其實是兩種階級的碰撞。原本在都市穿著洋裝、個性直率的她，在做田野時則穿著白T恤、卡其褲，一副乖巧的樣子，女工們也會嘲笑她：「在我們這邊，沒有人會穿白色衣服，會弄髒。」

女工們不相信她已婚，因為沒有哪個30歲的已婚婦女還可以繼續讀書。她們也會要求看她手相，好了解為什麼她「命這麼好」，當知道李安如父親是醫生後，對這一切恍然大悟。李安如指出，「她們不是用你個人表現來評斷你的成就，是根據你的父親是誰去理解你為什麼現在是這樣子。就因為我生在醫生家庭，所以我不用做工。」

「這些看起來弱勢、沒有辦法掌握自己人生和前途的女性，其實很有意識地知道自己為什麼在這個位置上，並且在所能容許的一些空間裡，盡自己的努力。」李安如說，這裡有她們作為一個人的identity（認同）與尊嚴。而從第一個田野開始，「未婚女性在父系體系中的能動性」就一直吸引著她，讓她深感到這是個值得研究的議題和挑戰。

➤鬧鬼是為了實現公義

《女工之死》中的25位女性也是如此。她們同樣活在經濟不公平、階級不公平狀態中，但在李安如眼裡，這些女工也是有意識地認知到：沒有人逼她去加工出口區工作，但如果不去，我們家就是沒有飯吃，「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但也是她們的選擇。」

「這雖然可以說性別不平等，但我寫這本書是想把這個故事講得更完整，它不只是個性別故事而已。如果真要談性別，也必須重新回到既有的情境脈絡裡看。」李安如舉例：這些父母不是不愛自己的女兒，所以才讓女兒去加工出口區工作，而是因為加工出口區需要的，是女工。「現實環境讓他們做了這樣的選擇，但如果發生問題，應該怎麼解決？」

這些父母會說因為家裡窮，女兒又很孝順，所以去賺錢，但正是因為如此孝順的女兒就這樣死去了，更讓他們心裡難過不捨，才會設法讓死去的女兒能夠「過得好」。「但這群女工已經過世了，所以，她沒有辦法出面替自己爭取什麼的，只能透過活人來講話。」李安如表示，「鬼魂徘徊不去是慾望尚未實現的表現，其中有生者的願望，也有逝者的願望。它是雙方的，所以它不是一件壞事。」

李安如在書中以「幽靈政治」作為理論引用。她解釋，近年來，社會人文學界時常做「幽靈政治」的研究，來反映這個多戰亂、多紛爭的時代心理，指向「不正義」。她說，「鬧鬼」是一種隱喻，用來反映一種令人不安、遭到隱埋的歷史，而鬧鬼背後代表的意義，或許是失落或未竟之路的遺憾，因此嘗試將自己認為不公平的歷史轉變成公義，「（這樣的談法）從來就不只是要談過去，而是為了現在跟未來。」

➤國家、生者與逝者的折衝

而包圍著25淑女墓遷移改建的論述，便是反映各方觀點的「文化商品」——這25名女工，先是因為1967年高雄港第二港口的擴建工程，讓旗津從一個半島成為「孤島」，以至於非得搭渡船過海不可，才會因船難溺斃。後又因1988年高雄港擴建計畫，25淑女墓用地被徵收，安葬她們的墓地不僅被迫遷到旗津大馬路上，在2008 年甚至以勞工公園的概念改建。

「包含台灣在內，近期很多東亞國家都在侵佔墓地，將墓地移作其他用途，讓你再也看不到任何跟死亡、鬼魅、超自然、神明有關的事。」李安如稱她將著作命名為「鬧鬼的現代性」，重點其實落在現代性，「現代性不是只有女權主義說了算，或是國家說了算，可能就是因為鬼魂不同意你的現代性，所以要鬧你。但鬧鬼不一定是件壞事，只是一個以文化處理事情的方式。」

李安如進一步解釋：「鬧鬼的現代性」主要在傳達台灣社會中生者跟逝者之間的交流，也是生跟死之間的社會性連結，「不管是鬼真的來鬧你，還是你覺得鬼來鬧你，都是發生在生死之間的社會性連結，在不預期、不正常的情況下斷掉，而必須重新去修復這個連結的時候。」

「所有的社會文化都要處理死亡的問題，因為社會秩序跟宇宙的秩序要重新回歸到一個原點。」在李安如的觀點裡，25淑女墓除了有漢文化體系下性別不正義的問題，也有現代國家對空間運用的想像。將私人空間移為公共使用，進而要求這20幾個女兒或姊妹死亡的家庭配合遷墓或改建成公園時，就必須要溝通協調。因此，這本書呈現的是國家為了空間治理，和女性主義者要求政府正視女性勞工的貢獻，以及家屬為了親人死後安寧三方的角力與折衝。

《女工之死》以相當大的篇幅，處理國家、女性主義者和家屬的意見角力，因此，即使是國家公務員也必須透過擲笅作為國家和個人、生與死之間的折衝協調。

➤裝金身與紀念公園同樣重要

「人類學者常被問到一個問題：你相信鬼神嗎？」李安如強調，相不相信並不是她需要解決的問題，只要報導人相信這是真的，她就相信報導人的話。「不過，他們也可能是不相信的，還是會（對這種文化解決方式）抱持懷疑，所以即使把女兒的金身帶回家，還是不會跟祖先或神明擺在一起，會放在另一個地方。」

李安如進一步解釋，「裝金身」吸引她這個人類學者之處，在於這些父母找到一個「文化容忍」的方式，為他們的困境提供轉圜，解決了他們的問題。不管是將女兒的金身放在家裡的另一層樓，或是置放在當地的廟宇，「當代會用理性科學的方式去談論25淑女墓，談女性勞工的貢獻，談高雄是性別平權的城市，媒體說的都是這樣的事。裝金身這樣的故事，你可能沒有聽說過，但不代表這件事不存在，台灣民間力量是很強大的。」

對李安如來說，《女工之死》的出版是在2025年的今日回望1970年代的事情，藉此面對記憶、空間和時間之間的糾葛。「歷史跟記憶不只是談過去，它從來都是為了處理現在的問題、創造它所認知的未來而存在。過去只是一個很好的介面，讓我們合理化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李安如表示，這本書如果要拉出重點，她會說是：歷史如何變成記憶、記憶如何變成了遺產。遺產可以是空間，但也可以是文化商品，而25個淑女墓被改建成勞動女性紀念公園後，如何被介紹、行銷，背後會有一套論述，或是政治上，文化上的目的，都是我們可以好好去思考的。

「鬼魂的出現擾亂習以為常的現實，所以終極來說，它形成蘊涵改變潛力的場域。」李安如說，沒有人喜歡鬼，所以「鬧鬼」的事，一定要解決，才能產生生者跟逝者合力喚醒社會認知歷史的集體能力，從而認真面對過去的暴力和苦難。這麼一來，整個社會才可以徹底和過去社會撕裂摩擦告別，共同想像一個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