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在問題與答案的中間地帶:楊翠讀《他們說我是間諜:人類學家和她的祕密警察監控檔案》

本文監控檔案圖片由衛城出版提供

閱讀凱薩琳.韋德瑞(Katherine Verdery)的《他們說我是間諜:人類學家和她的祕密警察監控檔案》,有一種分分秒秒都在走鋼索的感覺,搖擺、暈眩、猶疑、困惑,各種不確定,直到掩卷那一刻。

你感覺自己做為一個讀者,無法拿捏與這本書、與作者韋德瑞的經驗、情感、論點,以及與書中所述及的事件與人物之間的最適切距離。這還不是真正的難題,由此衍生的真正難題是:你因為感到自己對於極權國家中負責執行監控的線民,竟然無法明確堅定並且一以貫之地站在批判位置,反而隨著韋德瑞一起猶疑與轉換,而感到焦慮困惑。

如果你閱讀《他們說我是間諜》遭遇這樣的艱困,那才真正讀進這本書,也得以窺見一點點極權國家威權體制的治術,以及這個治術所形構的複雜社會關係與它對主體與自身關係的影響。

1973年,還是人類學博士生的韋德瑞,從美國前往羅馬尼亞的一個小村莊進行民族誌研究,8個月後,1974年3月底,羅馬尼亞國安局正式建立了關於她的監控檔案。2006年,韋德瑞得知這份監控檔案的存在,2007年申請調閱,次年,她拿到超過2700頁的檔案。


凱薩琳.韋德瑞的監控檔案(圖片來源:檔研會資訊組)

以祕密警察檔案為研究素材,韋德瑞先是寫了《祕密與真相:羅馬尼亞祕密警察檔案中的民族誌》(Secrets and Truths: Ethnography in the Archive of Romania’s Secret Police)一書,其後再寫《他們說我是間諜》。後者以人類學者的經驗為主體,大量運用了她自己當年的田野筆記、日記、書信,以及後來循著檔案的線索,訪談線民、祕密警察的二度田野筆記,並且交織國安局檔案內容,形成多視角、多聲部、多線圖的敘事風格。

單就時間線來看,就至少有4個時間同時作用在敘事推進上。一個是她當年在羅馬尼亞進行田野工作的時間歷程(1970、80年代的田野筆記、日記、書信);一個是國安局監控檔案中對這個時間歷程的複刻與重製(檔案紀錄中,她在什麼時間做了什麼);第三個,二次田野工作的時間線,是她針對檔案中出現的線民與祕密警察所做的訪談筆記;第四個時間,則是本書敘事推進的時間,透過敘事,貫串4個時間線,也具現了主體與他者(包括線民、祕密警察,甚至更大體制,如國安局、羅馬尼亞國家),主體與自身,不斷溝通、對話、爭辯的痕跡。

這些痕跡,每一縷都寫滿複雜交織的紋理。我們可以讀見韋德瑞身陷學術倫理、田野關係、體制反思、道德批判、情感連帶的難題中,面對曾經在情感上倚賴的親密友人、在田野工作中信賴的引路人,如今成為檔案中的線民,讀著他(她)在報告中所寫的字語,她們所描繪與創造的各種「自己」(韋德瑞稱為「邪惡分身」),甚至面對重新坐在她面前的友人/線民,兩人交換著當年種種,經常前一頁滿腔憤怒,下一頁同情自責。

閱讀這部超過500頁的書,我們所遭遇的困難,無關書頁篇幅與複雜時間線,而是這其中有太多灰色地帶,與一般人的預期未必相合。而這才是此書最有價值的地方。


普利摩.李維(圖片來源:wikipedia

我想起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做為納粹集中營倖存者,李維早在1948年就出版了集中營見證之書《如果這算是人》(Se questo è un uomo),然而,一直要到將近40年後,1986年,《滅頂與生還》才出版,而這已是他辭世前一年。

《如果這算是人》中的集中營見證,直接指認惡的來源,直接召喚我們的憤怒與悲憫,無論書寫或閱讀都是相對容易的;《滅頂與生還》寫的則是惡的擴散與變形,觸及許多晦暗不明的灰色地帶,包括集中營內部群體關係、加害與被害、妥協與反抗、善與惡……等等,而面對灰色地帶是艱難的,大多時候我們都選擇逃避。


(圖片提供:啟明出版)

正如李維先寫《如果這算是人》再寫《滅頂與生還》,韋德瑞也必須先寫《祕密與真相》,然後才能寫出《他們說我是間諜》。因為關於灰色地帶的艱困思考,無法立刻清晰明朗,必須一再自我辯證。

《滅頂與生還》面對集中營內部、特別是被害者群體內部的灰色地帶,而《他們說我是間諜》中的被監控者與線民,表面看來是分屬內部與外部,事實上卻不然。韋德瑞監控檔案中的線民,在兩種意義上都曾經被她視為「內部」:首先,他們是她民族誌工作的協助者與引路人,是她基於人類學嚴謹的學術訓練所建立的田野網絡;其次,經由共同生活、志趣相投、情感相吸,在日常生活中,他們也已成為相互信賴的親友,是韋德瑞在異鄉生活的情感倚賴者。

然而,檔案揭露,引路人是監控者,親友是線民,他們曾經協助體制窺視她的一切,包含她的生活、隱私與學術,他們再製她的所有,成為如今擺在眼前令人尷尬的國家檔案。對韋德瑞而言,這是一種三重崩毀,包含身為人類學者基於嚴謹學術規範所建立的信賴體系,與身為人所建立的情感信賴體系的雙重崩毀,再加上她在檔案所孵育的「邪惡分身」中,對於自己的認知與理解,對於「我」是什麼「我」的身分認同崩毀。

一切都要從這個崩毀中重建。只有面對崩毀,重建才有意義。

因此,《他們說我是間諜:人類學家和她的祕密警察監控檔案》雖然書名很長,但我們無法省略副標題,它才是本書核心。韋德瑞看見檔案中的自己,看見自己如何被寫,看見自己日常生活的時日分秒都被銘刻,也看見自己做為人類學家,如何連學術主體都被介入,從第一份被蒐集到的研究計畫,到與她討論研究論題、研究取徑與研究價值的學者,目的其實是供輸她「正向影響」,或讓她產生自我懷疑。

最驚恐的不只是日常生活、學術專業都成為監控目標,檔案裡甚至寫著她的性愛關係與親密對象,上級還在報告中批示,可以考慮以性愛為監控手段:「讓一個線民和她發生親密關係,好讓我們更有效控制她。」而她在臥室裡的半裸照片,赫然出現在羅馬尼亞的國家檔案中。


韋德瑞的監視照(圖片來源:檔研會資訊組)

這些都非常觸目驚心。但是,韋德瑞真正要告訴讀者的,並不是她在檔案中如何被寫,而是她如何閱讀自己如何被寫。「一個被建立監控檔案的人類學者」並不是這本書的主題,「一個閱讀自己監控檔案的人類學者」才是。

被曾經信賴的人出賣、背叛,從而產生疑惑、震驚、憤怒、傷心,以及情緒的轉折、觀點的變化,甚至換位思考,為線民的困境設想,這其間種種自我辯證與拉扯,才是這本書的核心。

監控體制最可怕的地方,就在於利用被監控者(書中所謂的「標靶」)的人際網絡與情感連帶關係,這被認為最便宜、最有效,舉世皆然。而對於線民甘為黑暗權力的耳目,不惜背叛親友,摧毀信賴關係,我們很容易、也應該提出批判與指控,但是,韋德瑞身為檔案中的當事人,卻為我們揭露了灰色地帶,包含辨識、指認、對話、辯論、赦罪、和解(或者不赦罪、不和解)的艱難複雜心理過程,從而延遲我們明快的道德批判。

正如韋德瑞所說:「要對被朋友告密這件事建立觀點需要時間。」

同樣的,我們也無法在這本書讀到簡單明確的預期答案。她所寫出的,毋寧說是自問、拋問,更多的是停留在問題和答案的中間地帶。

她寫到摯友瑪麗安娜那一段,讓我非常動容。多年後,兩人面對而坐,韋德瑞聽瑪麗安娜說著自己如何被國安局帶去談話,他們如何以她祖父曾被國安局逮捕並槍斃的創傷為餌,經過長達7小時的凌遲,終於讓她答應當線民。韋德瑞理解了瑪麗安娜在執行告密工作那段時間,態度為何時而親密時而疏離,她感受到瑪麗安娜的情緒轉折,包括恐懼、不願想起、愧疚自責,最後,當瑪麗安娜反責:「妳為我帶來多大的傷害啊」,更是重重敲擊了她的靈魂。

為何「明明是她告的密,卻反過來是我傷害她?」這個問題看似荒謬,但是,在一個美國女性人類學者與羅馬尼亞田野工作引路人兼親友之間,卻非常真實。就如韋德瑞看著檔案中親友們所寫的自己,腦中卻總是浮現他們之間真實友誼的畫面一般。


國安局的監視照片:提著行李的韋德瑞(圖片來源:檔研會資訊組)

荒謬就是這件事情的本質。而韋德瑞的思考是:「但我和瑪麗安娜談話的最重要結論(如同她敏銳地揭示),在於國安局運用的方法是如何改變了我們與自身和他者的關係,就像被病毒擾亂的有機體一般,國安局翻轉了正面情感,讓我因為深愛我的朋友但沒有好好保護他們而感到內疚。瑪麗安娜差點說出口的話是,我因為想和她在一起而傷害了她。我對她的感情讓她變成她不想成為的人:線民。在我看來,我們不應該覺得這只是她在拒絕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雖然有一部份確實是如此),這也是國安局蓄意製造的結果。」

特別是韋德瑞是人類學家,她從美國來到羅馬尼亞,她依據人類學的田野守則,以及對人性的信賴原則,與當地人建立了一個可以推動研究、穩定生活、維繫情感的信賴體系,而這一點,恰好為國安局所利用,這個利用的傷害,也確實擴及了她身邊的親友。

韋德瑞在書中埋藏三層反思,一是主體在檔案中如何被撕裂、被重製,化變為無數「邪惡分身」,主體將如何重新面對自身;民族誌學者在一個充滿監控的體制中工作,如何看見它的複雜性與荒謬性,如何建立關係,如何面對你所建立的關係被體制所挪用;最後,就延伸到所有轉型正義都必須面對的,「傷害」與「責任」的課題。

責任容易談,但傷害卻非常複雜幽微,而且必須是創傷主體的自我言說,任何人無法代言。這正是監控檔案的曖昧與複雜,它既具公共性,又非常個人性。如何像韋德瑞這般,勇敢挖掘出、拋擲出我們國家在那個時代所埋下的種種難題,既將它公共化,承接它、面對它、拆解它,又關注檔案中個人主體的經驗、聲音、傷痛,是韋德瑞以她的生命經驗給我們的啟示。


多年後的宴會上,韋德瑞(右)與其羅馬尼亞好友梅妮,攝於2012年(Nicolae Mărgineanu拍攝)

quan_qiu_hua_de_shi_dai_w300.jpg 他們說我是間諜:人類學家與她的祕密警察監控檔案
My Life as a Spy: Investigations in a Secret Police File
作者:凱薩琳.韋德瑞(Katherine Verdery)
譯者:梁永安
出版:衛城出版
定價:65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凱薩琳.韋德瑞

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院人類學傑出教授,密西根大學的俄羅斯與東歐研究中心前主任,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

凱薩琳.韋德瑞作為美國學界研究東歐政治、經濟與文化領域先驅,在冷戰時期開啟羅馬尼亞的民族誌研究先河。她的著作包含《消失的公頃:後社會主義外西凡尼亞的財產與價值》(The Vanishing Hectare: Property and Value in Postsocialist Transylvania)、《祕密與真實:羅馬尼亞祕密警察檔案中的民族誌》(Secrets and Truths: Ethnography in the Archive of Romania’s Secret Police)等。

2020年,她獲得斯拉夫、東歐和歐亞研究中心(ASEEES)頒發傑出貢獻獎。她以親身經驗所寫成的《他們說我是間諜》一書出版後,同獲歷史學與人類學界肯定,該書並被譽為「人類學家和口訪歷史學者的必讀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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