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4月，法國高等社科院教授夏苾洛（Gisèle Sapiro），與臺灣文學學者林巾力、蘇碩斌，以及任教法國國立東方語言與文化學院的劉展岳，在巴黎第六區街頭咖啡廳，聊起了小國翻譯的契機與危機。夏苾洛接受首度探訪臺灣的邀約，也牽成蘇碩斌及劉展岳翻譯La Soci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成為《文學社會學》的緣份。

《文學社會學》屬於法國發現出版社（Éditions La Découverte）帶有傳奇色彩的Repères書系之一。該書系邀請作者以清晰、嚴謹且易懂的方式撰寫特定學術領域的入門指南，頁數128頁、訂價11歐元。書系迄今已出版逾800種，近年頗受注目的皮凱提（Thomas Piketty）《不平等經濟學》（L’économie des inégalités）也在其中。

「文學社會學」早已是法國學界承認的研究領域，而在臺灣，「文學社會學」上回出現在書市已經是1990年的事了。不過，臺灣知識界最仰賴的美國和日本也差不多。美國以Sociology of Literature為名的書，1979年後就消聲匿跡；而日本前一次見到「文学の社会学」書名，是1959年。

臺灣的文學和社會學一直相互關注對方已久，但「文學社會學」卻是二個學門之間的空白地，因此臺大出版中心的這本譯作，更顯意義不尋常。

在夏苾洛訪臺之前，臺大臺文所及臺師大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已先舉辦了兩天的限額閉門讀書會。除《文學社會學》二名譯者之外，另包括學者邱德亮、劉雅詩、李令儀、洪儀真、林祈佑，學界新秀湯舒雯、顏訥、魏龍達，作家鄧九雲、評論家印卡在內的25位成員，讀完全書後扣合臺灣現況，提出幾個貫穿臺法現象的問題，等候夏苾洛親自回應。

3月6日晚間，世界棒球經典賽臺日戰的同一時間，工作坊在臺大人文館舉行，座無虛席。首次訪臺的夏苾洛感謝讀書會問題的有備而來，讓她檢視自己和老師布赫迪厄理論及方法。

夏苾洛強調，布赫迪厄理論的誕生，是奠基於有具體方法及材料，經得起檢驗的實證研究，因此理論並不是懸空，而必定會因不同實證材料、不同文化碰撞而不斷調整。一番話正呼應工作坊的核心：臺灣迫切希望了解《文學社會學》展示的理論及方法，落地到文學、文化觀察及研究的可能性。

➤法國理論可以看臺灣？文學評論、跨語世代的方法論橋樑

工作坊的上半場，夏苾洛逐一回應讀書會提出的問題，多數是確認布赫迪厄理論若用在臺灣是否依然有效。夏苾洛的回答，也構成文學社會學方法論和研究方法的橋樑。

問題一：臺灣文學界只有「和氣評論」，而沒有法國超然的「獨立評論」作為文學場域基礎，怎麼辦？

夏苾洛回答，文學評論其實在全球都處於式微狀態，主因是市場邏輯的主導下，書商的強力行銷手段，諸如獨佔大型書店展售櫃、強打高利潤暢銷書，都是對於文學場域既有書評權威的抗衡。

然而，有沒有新的文學評論替代機制？夏苾洛觀察到，法國的文學節不只促使愈來愈多作家與讀者的直接互動，更重要的，評論家和學者也陸續加入這種討論，形成對抗排行榜的新方式。這個現象在全球也正在持續發展，是值得注意的一種評論替代機制。

問題二：文學社會學能否處理作者個人的「天分」與「靈感」？有沒有實證研究的處理範例？

夏苾洛建議，可以利用「作者策略」與「書寫策略」的概念來分別觀察。「作者策略」是指作者在公共面前自我展示、塑造形象的策略，可能跟寫作方式無關。若是想了解作家如何創作，最基本的研究途徑是透過其閱讀及教育歷程。例如有學者研究過沙特在學生時期的學校作業，這種文本發生學（génétique textuelle）有一門分支就在探討作家的「社會生成」。

然而，這個作法取決於能找到多少檔案文獻。如果作家還在世，也可以透過訪談，但就必須注意他們的「策略」，因為作家總是想要展現學識，會說自己讀過很多資本價值高的作品（如卡夫卡或福克納），但就未必會提到他們也讀通俗讀物。

問題三，「場域理論」看來很適用於長期穩定的法國文學界，但在臺灣這個百餘年來政權多次更迭、語言強制轉換、文學屢遭嚴重扭曲的地方，是否適用？例如「跨語世代」？

夏苾洛感慨說，臺灣的確是引人深思的極端案例。她從學生的研究知道阿爾及利亞是「雙語國家場域」，同時處於法語和阿拉伯語兩個語言區的邊陲，國內兩種作家依然存在鬥爭。臺灣或許更特殊，甚至有「三語場域」，這也可能形成更大的跨國比較可能性。

她提及自己前一天聽說如詩人林亨泰那樣的跨語作家境遇，就會好奇他們是否將失落的傳統形式和主題轉置到新的語言？譬如如果在法國讀到一本書《阿馬杜・庫巴的故事集》（Les Contes d’Amadou Koumba），表面上是法文寫作，但實質上則是非洲口述傳說的文化和形式可能已迂迴進入法語世界，這也是後殖民研究視角關注的現象。

➤臺灣是國際比較案例？有關文學翻譯、世界流通的暗潮和因應

問題四：如何看待國際文學獎項？雖有助小國打開國際知名度、增加銷售量，但另一方面，國際獎項其實也是中心邊陲的權力不平等賽局，文學社會學如何切入研究？

夏苾洛先引法語諺語「在自己的家鄉當不成先知」，笑稱國內和國外受到認可的，經常不是同一批人。對小國而言，國際認可往往更可能回頭影響國內評價，甚至得獎也可能伴隨負面效應。

匈牙利作家卡爾特斯（Imre Kertész）是猶太裔的集中營倖存者，2002年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匈牙利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作家就說，哦，那不是匈牙利文學！法國第一位女性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艾諾（Annie Ernaux），得獎後在法國也引起敵意，都是文學獎引發的鬥爭議題。

夏苾洛指出，「國家文學場域」鑲嵌在「跨國文學場域」之中，並不是一種自動必然的對應關係，而是可以透過研究找到其間的具體關係。

問題五：文學作品被翻譯引入到另一國，免不了有「挪用」與「選擇性接受」的狀況，如何探討？

夏苾洛引用布赫迪厄一篇談文化產品流通的論文，認為可從三個步驟進行分析：選擇（selection）、標示（marking）和詮釋（interpretation）。

誰在選擇、如何選擇翻譯作品？答案主要是出版商。「標示」就是更值得分析的一點。將福克納引進法國的出版社是伽利瑪（Gallimard），夏苾洛從蒐集到的通信檔案查知，伽利瑪10年間忍著賣不出書的壓力，甚至找名家馬樂侯（André Malraux）寫序，盛讚福克納的書有如「希臘悲劇對偵探小說的入侵」。福克納1949年獲得諾貝爾獎，回頭再看，希臘悲劇是高級文類，法文是世界文學中心的加乘「標示」作用，或許才是世界認可福克納的原因，而伽利瑪的長期投入，也在經濟價值上獲得回報。

問題六：閱讀經驗真的是「黑箱」嗎？怎麼研究？問卷調查愈來愈不可靠，還有什麼方法？

夏苾洛坦承這是棘手的問題。雖然法國有一些可靠的調查數據，如文化部大約每10年一次的文化實踐調查，應用嚴謹的社會學方法，可以獲知70%當代小說讀者是女性、男性讀的歷史小說比女性多，閱讀散文和非虛構作品也比女性多。但這當然不是「閱讀體驗」本身。

有一些質性方法如「讀者傳記」研究，可對讀者進行深度訪談，並結合個人生命歷程進行分析。但真正深入「體驗」非常困難，或許腦神經科學的審美體驗研究可參考，但夏苾洛坦言這已不在自己的知識範圍。

問題七：現今的高科技，如網路社群與AI書寫工具，對文學造成什麼影響？

夏苾洛說，網路社群的效應在過去幾十年已明顯但也複雜。目前美國只有300家獨立書店，紐約只剩下一家，看似被網路書店擊垮，但其實也是網路銷售助他們生存下來，另一方面網路也新賦予讀者權力，譬如Goodreads之類的平台就強化了業餘評論家的權力。

夏苾洛也直言，AI未來必將大幅改變遊戲規則，至少已經改變文學著作財產權的規則。最近英國作家簽署合約都須同意該書可被用於AI大型模型訓練，作家群起提出抗議，是引人深思的現象。另外，未來AI很快就能生產大眾市場流通的書籍，因為寫作有固定套路、產製有工業化流程。但反過來觀察，或許反而可以強化「小規模出版流通」的角色。在小規模流通的書籍領域，當然也會使用AI，但人類創造的價值應該永遠不會被取代，從而形成另一種優勢佔位。

➤理論之後：在複雜的現實中找方法

工作坊下半場，進入開放自由交流的時段，主持人蘇碩斌首先感謝讀書會提問的深度，同時也感謝夏苾洛回答得輕鬆自如。為了呼應《文學社會學》書中對於「英語霸權」的反省，臺大臺文所特別安裝了一套即時AI翻譯系統，問答者對著麥克風講的話，可直接在螢幕呈現華文、英文、法文三國字幕。現場眾人可逕以母語發言，不一定需要透過英語中介。

第一個問題來自社會學者的提問：研究臺灣左翼文學的學者，通常假設這些作品「忠實」反映了農民和工人的「真實生活」，但《文學社會學》挑戰了「文學對現實的反映論」，文學史詮釋社會現實的分際是什麼？

夏苾洛回應，歷史學家確實有人將文學視為一種反映社會的資料來源，但作為文學社會學者，必須拒絕這種對於文學的簡化。

文學的「真實」並不等同於事實直接再現，文學和藝術作品也不能被當成一般的歷史材料來研究使用。夏苾洛說，在法國，寫實主義傳統曾經受到馬克思主義者的大量研究，但後來趨勢逐漸走向研究非現實主義文學、現代主義文學，也就是說，研究文學的「形式」其實已經重於研究文學的「內容」。

另外，也看到回歸「觀念」的研究趨勢，譬如義大利多從觀念的視角來研究文學。還有討論道德價值議題的趨勢，文學本身可傳達非常不同的價值觀，讀得越多，就越有能力挑戰既有的價值觀並具備批判性。當然，這都是因為文學絕不是單純反映現實。

接下來有提問者想知道面對檔案、量化和科技工具，研究者應抱持何種態度？

夏苾洛先強調，現實往往比理論更複雜，「迷失在檔案裡」不一定是壞事，因為若一開始就只專注尋找自己假想的材料，反而容易錯過檔案的細節。至於找不到檔案，也並不意味研究無法進行，方法選擇愈多，反而可能促使研究者去建立更有彈性的論點。

另一方面，夏苾洛透露自身文學及哲學背景的經歷，也曾對詞彙計量學之類的量化和科技方法抱持懷疑，因為不認為文學文本的歧義、隱喻、敘事位置等可以被機器辨識。但是，她同時也提醒，當研究者面對成千上萬筆文本時，數位方法確實提供了必要的處理能力。

下一個重量級提問，來自德州大學教授張誦聖：何謂「世界文學」？夏苾洛回應，「世界文學」或者「世界正典」，都是文學場域建構的分類，而更應關心的是，什麼條件有利或不利於獲得跨國認可。

她以諾貝爾文學獎檔案為例，西方作者受推薦時，往往只需要一個推薦人就足以進入評審視野，而非西方作者則還必須附上大量翻譯清單與說明。這顯示所謂「世界文學」從來不是中性空間，而是蘊含不平等的跨國文學場域。

布赫迪厄扛鼎巨作《區判》的譯者邱德亮問了關於「自主性」效力的問題。夏苾洛指出，自主性意味場域具有特定的、須遵守的資本轉換規則。然而，這種自主性始終是相對的，並可能在不同歷史條件下被侵蝕或重構。她強調，比起論述，自主性更關乎實踐。她以戰時的法國為例指出，表面維持文學形式、留有論述的正式機構，未必真正具有自主性，反而是地下文學更可能在對抗壓迫中，完成場域規則的「實踐」。

活動的最後一個問題，是詢問夏苾洛自己有否「文學創作」的想法？夏苾洛微笑頓了一下說，這就留下空白的答案吧！三個小時高密度的思想論辨及案例討論，也因這個空白而舒展、緩和了下來，在輕快熱絡的氣氛中畫下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