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金馬獎的領獎臺上，最佳紀錄片獎落《由島至島》，這部片聚焦二戰時期臺籍日本兵視角下的東南亞戰場，告訴觀眾日治時期台灣人並非全然的受害者。

典禮上有限的致詞時間裡，導演廖克發特別著墨提及與該片歷史顧問藍適齊的共事回憶——藍適齊的母親藍林幸枝女士是片中人物之一。在追索家族的戰爭經驗後，影片發現藍林幸枝的父親在戰時並非單純的受難者。當母親困惑地問：「知道更多又怎麼樣？知道又不可以改變歷史。」藍適齊的回應，是一句略帶遲疑卻清晰的回答。

「你有勇氣知道（歷史），會成為一個不一樣的人。」

質問他人的過去或許容易，但當問題轉向自身，歷史便不再只是知識，而是一種選擇。而選擇，需要勇氣。

同樣取材臺籍日本兵的二戰經驗，並在近年引發廣泛討論的，還有2025年橫掃金鐘獎多項大獎的迷你影集《聽海湧》。《聽海湧》講述一群台灣青年被日本殖民政府徵召到婆羅洲擔任戰俘監視員，期間被捲入一樁屠殺暴行，導致戰後他們被送上國際軍事法庭，遭盟軍檢察官指控虐待戰俘。

這兩部作品形式迥異，卻共同指向一個難以迴避的命題：當我們開始理解歷史，是否也準備好承受理解之後的改變？

這些故事接受起來很困難，因為它們無法簡單被道德分類——有些人既無法完全歸為受害者，也難以單純指認為加害者。歷史因此變得曖昧，也使得理解更加困難。

談起《無處安放的記憶》，藍適齊並未將它視為全然嶄新的著作，而是過去10餘年研究成果的重新整理與再詮釋。從原本學術論文的成果出發，他試圖在保留史料與註釋嚴謹性的同時，讓更多讀者得以進入這些歷史現場。同時，他也試圖將臺灣人的經驗放入更廣闊的世界脈絡之中。

在戰爭與帝國之下，人群流動於變動的疆界之間，臺灣人因而與島外社會產生交織，特別是與東南亞的連結。因此，藍適齊也期待臺灣以外的讀者，能在這些故事之中，看見與自身相關的歷史。

➤當歷史有了面孔：小人物的大歷史

「我一直對歷史中的小人物比較有興趣。」

藍適齊對那些被忽略的人物之所以敏感，並非偶然。他回憶起在美國念大學時，曾試圖查找臺灣經濟發展資料的經歷。當時他以為從聯合國出版的統計資料中，理所當然可以找到臺灣的數據，卻發現自1971年之後，臺灣在這些國際統計中「消失」了。

「那對我來說是個很大的衝擊。」對藍適齊而言，那不只是資料的缺席，而是一種更深層的感受——在某些體系之中，臺灣人彷彿不存在。

這種「存在卻不可見」的狀態，成為他後來持續關注的問題。在歷史中被忽略、被排除，卻確實存在的人與經驗，逐漸成為他研究的核心。也因此，他最終從政治學轉向歷史研究。相較於傾向歸納與抽象的社會科學，他認為歷史更能回到具體的時空脈絡，呈現個體在不同情境下的差異與選擇——那些無法被簡化、也難以被單一敘事收納的複雜經驗。

談到帝王將相以外的歷史，藍適齊始終選擇與官方史觀與國族敘事保持距離。他不熱衷於道德批判，也不信奉成王敗寇的歷史框架，而是試圖設身處地，捕捉小人物在戰雲密布之下的處境與人性。

「歷史其實是不斷地因為人的選擇、眾人的選擇，而形成的結果。」他說，「當人在面對巨大的壓力與困境，兩難、三難，甚至是在自己無法掌控的情境中時，你會做出什麼選擇？」無數無名者的選擇，來自於人性，也形構了歷史本身。當這些「面孔」與「生命故事」被重新看見時，歷史才得以從冷冰冰的敘事中鬆動，開始帶有溫度。

在藍適齊看來，理解歷史的前提，從來不是評判，而是謙卑。

➤當歷史成為檔案：在史料限制中的拼湊與理解

然而，當歷史試圖貼近這些面孔時，同時也暴露出自身的限制。

在藍適齊的研究中，這些臺籍戰俘監視員的經歷，多半並非來自他們自身的書寫，而是保存在戰犯法庭的審判紀錄裡。我們今日得以閱讀的材料，往往是他人留下的觀察與紀錄，帶有明確的權力視角與制度窠臼，也難免夾雜偏見與誤解。

「真正屬於他們自己的聲音，其實非常少。」除了在審訊中留下的口供，或是在判決前後提交的請願書，多數紀錄都來自他人的轉述與書寫。藍適齊因此始終對歷史保持一種謹慎的態度：「我們能看到的，其實是非常有限的。」

在有限的條件之下，歷史學者所能做的，並不是還原一個完整無缺的過去，而更像是在殘缺的拼圖之中，嘗試拼湊出某些可以理解的輪廓。

這也反映在他對個案的細緻處理之中。

例如，在馬來半島的戰犯法庭上，曾有幾位臺籍通譯——如郭張興、楊樹木與許祺禪——在審判中使用臺語姓名，而非許多台籍軍伕常用的日文姓名。這樣的差異，並非只是形式上的選擇。

在戰時，這些臺籍軍伕與通譯，往往因為能以母語與當地華裔居民溝通，而被日軍指派從事翻譯與中介工作；也正因為語言相通、往來密切，他們在戰後反而更容易被當地居民辨識與指認，進而成為被定罪比例較高的一群人。

在這些零碎而有限的法庭紀錄之中，藍適齊所看到的，並不只是「戰犯」的單一形象，而是一些在戰爭體制下被迫捲入、同時與不同群體產生連結的人。他們既可能是帝國機器的一部分，也同時深陷於在地社會的複雜關係之中。

也因此，他選擇透過一個又一個具體個案，去辨析這些個體的差異、處境與際遇，而非將「臺灣戰犯」簡化為一種單一而一致的歷史形象。

這些細節，也正說明了檔案所能提供的，從來不是完整的答案，而是帶著限制的線索。

「如果歷史像一幅拼圖，我們其實只拼出了其中一部分。」他說，「我們不能因此就宣稱自己看到了完整的圖像，但可以去理解，這一部分所呈現的意義是什麼。」藍適齊始終提醒自己，在面對歷史時，必須虛懷若谷——在掌握全局前，不輕易妄下斷語。

➤當歷史進入影像：不只屬於歷史學家的歷史

正因為歷史無法被完整還原，如何在理解與再現之間取得平衡，反而成為另一個問題。在這樣的限制之下，影像的介入，提供了一種不同於學術書寫的可能。

身為《聽海湧》的歷史顧問，藍適齊並不將戲劇視為對歷史的「還原」，而更像是一種在既有史料基礎上的延伸與想像。當檔案無法完整呈現個體的處境與情感時，戲劇反而能在合理的範圍內，補足那些歷史難以留下的空白。

這樣的可能性，也與他長期關注的小人物視角密切相關。那些在歷史中被忽略的個體，本身就處於多重壓力與矛盾之中——在制度與生存之間，在服從與選擇之間。正是在這些模糊與張力之中，人物的行動變得立體，也使故事具有了戲劇性。

提起紀錄片《由島至島》與《聽海湧》的創作團隊找上門，藍適齊坦言，這幾乎是「求之不得」的機會。他長期關注被忽略的小人物，若能透過影像讓更多人看見他們的故事，自然樂見其成。而這樣的合作，也讓他意識到，歷史顧問的角色並非單向提供資料。

「其實是雙向的。」

在與導演及編劇的互動中，藍適齊不僅協助釐清歷史脈絡，也重新思考歷史該如何被傳遞。學術書寫往往偏向冷靜與節制，但人的情感與處境，卻是歷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正是影像得以補足之處。

與此同時，歷史學者的角色，也並非替戲劇「驗證正確與否」，而是在創作與史實之間，判斷其是否「合理」。

他舉了一個例子。在《聽海湧》的戰犯法庭戲中，一名年輕的日方辯護律師被設定為剛畢業不久。乍看之下合理，但若放回戰爭時期的歷史脈絡，日本早已在戰爭末期徵召文科與法科學生上戰場，幾乎不可能在1945年仍有剛畢業的法律系學生。

「那怎麼辦？」最終的處理方式，是為角色補上一個合理的設定——因為身體條件未通過徵召，因此得以完成學業。此段或許並非劇情重點，但讓戲劇在歷史脈絡中變得更合理。

另一個更細微的例子，則發生在拍攝現場。劇組原本使用「Taiwanese」來指稱臺灣人，但在1945年前後的國際語境中，國際社會更常使用「Formosan」。因此，劇中對臺籍角色的稱呼最終修正為「Formosan guard」。這樣的細節，觀眾或許不會察覺，卻構成了歷史再現的可信基礎。

這些看似微小的調整，正是歷史顧問的工作所在——不是重現歷史，而是讓故事在歷史事實之中說得通。

在這樣的過程裡，藍適齊也重新理解歷史學的意義。歷史研究所累積的材料與知識，使跨領域合作成為可能；而影像創作，則讓這些原本停留在文字中的歷史，得以轉化為更具感受力的經驗。

「能參與這些作品，對我來說，是我的福氣。」藍適齊為這段跨越學術與影劇的奇幻旅程，下了註解。

➤當歷史彼此牽連：在受害與加害之間

無論是《聽海湧》中的臺籍戰俘，抑或是《無處安放的記憶》裡形形色色的海外臺灣軍屬與商人，都同時處於加害與受害之間的灰色地帶。當個體的選擇始終受制於結構與處境，歷史也因此難以被簡單劃分為對立的兩端。

在書中，藍適齊引用歷史記憶學者麥可．羅斯柏格（Michael Rothberg）提出的「牽連性的主體」（implicated subject）概念，試圖鬆動這種二分法。個體往往同時處於多重位置之中——既可能是制度下的受害者，也可能在不同情境中，參與了傷害他人的過程。

這樣的視角，使歷史不再只是對立的敘事，而是一種彼此交織的關係。在這之中，我們所熟悉的界線開始鬆動，而理解也變得更為複雜。

這一點，具體的體現在藍適齊對二戰的研究之中。在帝國體系之下，臺灣無論情願或被迫，都是日本殖民與戰爭機器的一部分。許多臺灣人既承受戰爭帶來的壓迫與傷害，也在某些情境中，參與了帝國的運作，甚至與當地社會產生複雜的互動關係。

這樣的歷史位置，使他們難以被單純地歸類為受害者或加害者，而更像是被捲入其中、在不同情境中做出選擇的行動者。

「我們很容易去區分誰是受害者、誰是加害者，」藍適齊說，「但當我們退一步看，很多人其實都曾經以不同的方式，成為這個體系的一部分。」

在史學界針對一般平民處在白色恐怖時期臺灣或納粹德國的反思中，也曾出現如此思考——並非為了重新分配責任，而是為了理解那些由無數無名者所共同構成的歷史結構。

於是，歷史不再只是關於誰對誰錯，而是關於我們如何曾經置身其中。當我們不再急於劃分立場，而是承認彼此都曾在歷史之中相互牽連，或許才有可能在理解之中看見人與人性，為過去與未來留下更寬廣的空間。

➤當歷史回到自身：在理解之後，我們如何面對？

這樣的理解，也與世代之間的距離有關。

藍適齊指出，真正經歷戰爭的第一代，往往擔負著強烈而深刻的情感。相較之下，後來的世代，或許更有可能在某種距離之外，重新認識這些歷史經驗，而不必全然承擔其中的重量。

在與《聽海湧》的年輕創作團隊合作時，藍適齊特別感受到這種差異。相較於過去較為單一的國族敘事，這一代創作者的歷史包袱較輕，也更傾向從「人」出發，關注那些處於矛盾與困境中的個體。這樣的距離，未必意味著冷漠，反而可能成為了解歷史的另一種條件——讓我們有機會在情感之外，以更冷靜的方式面對曾經發生的事情。

藍適齊並不認為我們必須繼承過去所有的情感與立場。對他而言，理解歷史並不意味著背負同樣的仇恨或認同，而是在理解之中，重新思考我們與過去的關係。當歷史不再只是國族敘事，而回到家族、回到個人的生命經驗時，它或許才真正開始與我們發生關係。

藍適齊在課堂上總特別鼓勵學生從家族史出發思考歷史。「家族史並不只是知道祖先的名字與生卒年，」他說，「更重要的是去理解：為什麼這個人會在那個時候做出那樣的選擇？是什麼樣的歷史脈絡，使這些行動成為可能？」

當問題這樣被提出時，歷史將不再只是遙遠的事件，而能從個人的生命經驗出發，逐漸擴展到對整個社會的想像。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們才能學會對歷史保持謙卑——不急於論斷，而是試著理解；不只是觀望過去，而是意識到自己也身在其中。

也許，理解歷史的意義，不在於給出答案，而在於，我們是否願意在知道之後，成為一個不一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