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場新書座談裡，一個不斷重複出現的動詞是「找」。更準確來說，是要「找到這個點」，在宜蘭與桃園交界的深山裡，找到一個又一個人們曾經死亡的地方。

為了《西納列克Snaliq》這本併置小說和紀實寫作的作品，高俊宏在5年內．21次深入經常無路可走的山區，冰斧和徒手並用，親身爬過斷崖，以走向百餘年前的隘勇線，尋找原住民族人與日本軍警決戰的地方。「那條路真的是地獄，沒有人走了，只有山老鼠的布條，沒有人走，所以我必須要開路。」

「我要尋找的這個點呢」，他分享，「是你可以看到在日本的軍事地圖裡面，鞍部附近有架設一些山炮，日本佔領這個點以後就控制了卡奧灣群，這附近都是斷崖。」然而，1910年臨時搭建的隘勇線道路已經崩塌，所以高俊宏深入山區4次都未能找到文獻上提及的西納列克鞍部，只有一次找到「很接近那個點的、山的稜線」。他在該處搭建帳篷，就這麼獨自睡了一晚。

不過，他反而找到了芃芃山上，泰雅族人一度反攻、圍困日本警察的地點：「日本的員警部隊是在芃芃山上的第四高地被包圍，已經開始把大炮都丟掉了，後來日本動用臺灣守備隊上去支援，才得以解圍。」他解釋，日本的警察部隊即使動用山炮，卻仍一度敗北，逼使日方動用正規軍隊支援。「你看到他們把那個瓶瓶罐罐整個都吊在掩堡外面，用來警戒，表示情勢是很緊張的。」

除了找到瓶罐之外，高俊宏也找到這場戰爭在此處留下的、令人意想不到的其他遺跡——比如一群「很老很老的櫻花樹」，推測是日本人於強勢取勝之後所種下的」。「很恐怖」，高俊宏如此形容他看到這些樹時的心情。「爬到那邊的時候坐下來，看到地上有粉紅色的花瓣，我抬頭看，才看到那是一整片的櫻花樹，大概也就是那時在炮臺上的日本人所種的。」

下山之後，高俊宏完成了這本前後共計有7位主角的創作。

「大家都在墜崖」，而這是有意義的互相投影

這7名角色的「命運是有種互相投影」。這場發表會的與談人、著有《沒口之河》一書的黃瀚嶢這樣解讀。

在這樣的山林裡，曾有這些不同的角色：比如彼時入山戰死的日本士兵，又比如部落裡當前的一位耆老，或者一位當代的森林研究者W。黃瀚嶢對在場聽眾解釋，耆老這樣的角色「可能承載著部落觀點的記憶，是可以跟祖靈溝通的」。

至於森林學家，黃瀚嶢則特別注意到這個角色並無姓名，只有英文字母代號。他好奇這樣的命名方式是否帶有某種象徵意涵：「他們是以一個西方知識系統進來，想要理性地管理山裡面的一切……各種東西就變成一個代號，我覺得多少有符合他們的身分。」不過他也強調，書中的W其實是反對科學管理的立場，與另一位C形成了對照。

而這些角色的命運，就在此處交疊。套用黃瀚嶢的說法，就是故事線經常「互相映射」，互相有所對應，讀起來很迂迴。高俊宏就半開玩笑地提到：「大家都在墜崖，不知道為什麼。」

當然，作者本人是知道為什麼的，或者說，這些墜崖對他而言都是有意義的。

比如漆崎。大日本帝國的步兵大尉，率領部隊擔任攻佔台灣山林的先鋒部隊。書中，他這樣交代屬下：「這是最後一座山了，越過這座山，我們將功成身退。」但就在西納列克這最後一座山，帝國的大尉中了巨樹部落泰雅族人的埋伏，墜入了烏鴉溪谷。

在高俊宏的安排裡，漆崎偏偏是羽田的好友，而羽田的原型則是確有其人的藤村操——他是明治時期的菁英中學生，1903年在華嚴瀑布跳崖自殺，當時引起多名青年效法。最終，漆崎和羽田都分別死於臺灣與日本的河谷。

高俊宏也曾親自走訪藤村操自殺的華嚴瀑布。他和聽眾分享：「我去年帶學生去東京藝術大學訪問，抽空就去華嚴瀑布，去找藤村操跳下的地方。但現在都進不去了，日本人都把它隔離起來了。」

「藤村操跳下去之前曾經在樹上刻了一段話，那段話我有在書裡面收錄，其實是非常存在主義。在19世紀、20世紀初，整個日本在朝向工業化的帝國思想裡面，其實很難容忍存在主義這種『虛無』的思考。」後續，在漆崎投入日俄戰爭、接著攻進泰雅族部落的大日本帝國的年代裡，竟有一位青年早就在思索「最大的悲觀竟等於最大的樂觀」、「大家都生活在希望之中，這才是真正令人絕望的地方」，對於周遭的人來說，這是太過個人中心、也太過缺乏進步動力了。

「可是這很重要，因為它是某種『風景』，而不是『憂國』。在當時明治時期的日本，好像所有人都在擔慮這個國家，但是沒有人看到『風景』。」高俊宏以此總結漆崎與羽田兩位兒時玩伴之間的對比——而到了最後，在相反世界中的兩人竟也都死於山崖之下。

親身入山歷經瀕死狀態，不可能再做理所當然的旁觀者

高俊宏自陳，他在創作時經常思考的也是死亡。「確實，我覺得那個起心動念、在思考要用什麼角色來寫的時候，我是想『如果我迷路了、回不來了，我會想要寫什麼？』」

這不是誇張的想像。書中沒寫到的是，他真的遭遇了瀕死的經驗。那時，高俊宏第一次上山尋找鞍部、尋找日本軍隊曾建起山炮掩堡的西納列克鞍部。為了減輕重量，他依循登山者攻頂前常用的方法，在途中將一些較重的裝備放進黑色垃圾袋裡，放在路邊、等到回程再取回。「我最致命的，就是把充電電池也放在那個黑色垃圾袋裡」，他回憶。下山途中，他驚覺自己偏離了原路，「偏離大概100多公尺。在山上100多公尺是很長的，甚至可能會翻過兩個稜線，最後我發現我的手機電量只剩下3%。」

「哇，那時候我真的就開始在想『欸我的遺書是要寫什麼』的這個問題」，高俊宏回憶當時的驚惶。迷路而又失去電力之後，體力也告枯竭，「下山的時候已經到了那種狀態，走十步就一定要停下來、走不下去。」也有些威脅來自於地貌，「我要經過一棵倒下來的扁柏，爬上去後，下來時我的背包卡到樹，所以頭上腳下往下滑。」最後，有賴「腳勾到一棵樹」，才終於終止了可能的危機。

對此，與談人黃瀚嶢則認為，這樣親身犯險的寫作準備，也導向了徹底不同的寫作邏輯。他提到，傳統上所謂山林書寫，有種「科普」的常規：「我查了所有的資料，我現在就依據我所見的風景，一個一個說給你聽，好像我是可以理所當然當一個旁觀者。」自然生態的書寫如此，文史踏查的書寫亦然。

這其實也比較接近黃瀚嶢自己的寫作體驗：「我很少有機會經驗到那種荒野的感覺，因為我畢竟都是在既有的現代化基礎設施下，再稍微岔個路去看一下，就可以回返了，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當然這樣的狀態之下就可以去建立一些知識系統，或者我可以去對照腦中的一些文本，慢慢去品味，甚至提出一種美學。」

但有賴最後成功用腳勾到一棵樹才能活著下山的寫作者，和山林、和自身創作的關聯就不會是這麼一回事。「可是剛剛大家看到老師的這種踏查，你在那種過程下沒有任何旁觀的可能，你的身體必須要隨時因應可能突如其來的死亡」，黃瀚嶢說。

的確，在書中高俊宏也這樣逼問自己：「如果不是為了趨近於死者，透過死亡去理解某種廣義的生命，那麼，對我而言，入山的意義在哪裡？寫作的意義又何在？」

去趨近死者，去祭祀亡魂，所以才必須入山寫作——在高俊宏的創作裡，他不是慢慢建立知識體系的旁觀者。為了「透過死亡去理解某種廣義的生命」，他必須親身到山林裡頭開路，去尋找曾經有人死去的、那一個又一個的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