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友人經常玩的一個遊戲，是為自己不滿意的作品設想一些可能的修訂。例如談起《坂道上的阿波羅》，「如果結尾的時候千太郎真的死掉的話，就會變得很厲害吶。」

「或者重逢的時候，兩個人的演奏技術都變很差，那樣也很惆悵，很棒。」

玩這個遊戲的時候，我與我的友人是殘酷的。「都當醫生當了7、8年，手指怎麼可能還那麼了解鋼琴呢？」角色的生命，作者的仁慈，以及世上幾千幾萬雙和我們共享那個故事的眼睛，忽然被我們放在次要的位置。一切以「創作」為優先，以「這樣寫比較好」為優先——我與我的友人知道，這樣的情境只能是遊戲，因為真正重要的事情往往是反戲劇性的。生活並不以精彩為最高原則來發生，我們只是比較喜歡那樣而已。

帥氣，戲劇性，伴隨英雄敘事的個人主義，還有情節大於意義的悲壯之舉。後來我們都知道了，活下來的人註定無法成為格瓦拉，因為那是格瓦拉的定義本身。然而，每個人的生命中，都確實有過把澎湃慷慨的東西，擺在重要卻無聊的事情之前的時刻。對我來說，這樣的例外狀態就是所謂的青春。

而「老去」，對我來說就是這份優先順位改變的過程：當我們終於把重要的事情，放在名副其實重要的順序上。當我們下樓梯時不再一次跨個三四個臺階，因為那樣會跌倒（但小時候那樣下樓梯，難道是因為小時候不會跌倒嗎？）當我們不再寫歌了，因為沒有人聽——在這層意義上，我一直認為，創作者就是把生命中的這種例外狀態無限延長下去的人。

某些時候，當一個作品真的穿過我們的生命的時候，我們也會暫時回到那個例外狀態，想起那些，不重要的事情對我們非常重要的時期。

在我的生命中，熊就是這樣一個，能夠延長他人的例外狀態的人。

有趣的是，《臺北是我的夢幻島》卻反而不是這種狀態的作品。

相反地，它所書寫的正是熊自己的例外狀態的末端、那個（或說這個？）內在的優先順位一一移轉、歸位的時期，那些讓我與我的友人以及像我們一樣的人完成我們的老去的事件，模糊忽然清澈的瞬間，還有當我們還不知道原來模糊保護著、率領著我們的時候，所發生的事。

一部見證自己例外狀態的終結的作品。寫起來一定非常痛吧。如果結尾的時候千太郎真的死掉的話，的那種痛。

我們可以直接把臺北比擬為文學嗎？

這個比法，在各種層面上都極不正確，對我來說卻是一把清晰透視《臺北是我的夢幻島》的鑰匙。當我們把同名散文中的每一個「臺北」都替換成「文學」，其中的拉鋸和抒情都有了另一層意思：

「說真的，有哪個臺灣人不喜歡看人談論臺北文學，說臺北文學壞話？臺北文學人或許是，但他們會假裝喜歡，附和其他人說的壞話，然後在心裡想：還是我嫌棄得更到位。」

「真正進入臺北文學時，我並沒有特別的想法。那不是一個選擇，而是自然現象。」

「臺北文學最令我難以割捨的是，這裡有無限多個討厭臺北文學的理由，只有臺北文學才找得到這麼多。我可以在剛睡醒時喜歡它，在穿衣時厭惡它，在移動時享受，在吃飯時沮喪，在睡前的狂歡重新愛上，我每天都能分裂成5個，去體驗豐富5倍的刺激，就算遇到難受的事，也只受了五分之一的傷。」

「當他看著臺北文學，他就暫時消失了。」

不知道有意或無意，熊在書寫時，將文學和臺北在場域、個人經驗等意義上疊合在一起。例如當他寫自己踏入寫作的內心活動：

「我覺得，我是有寫作才能的。⋯⋯沒有作家、沒有文學，只有寫，寫作文、寫作故事。回頭想想，我就是喜歡這件事。」（那不是一個選擇，而是自然現象。）

例如，寫對文學介入現實的矛盾與浪漫：

「324過後，一群死文青組成的輕痰讀書會向我們認識的許多寫作者邀稿，印了兩份《街頭副刊》在靜坐現場發送，嚷嚷『有人需要文學嗎』。我自己並不非常清楚這樣做有什麼意義，也沒有餘力思考。我認真希望拯救過自己的文學能夠拯救其他人，但這種心態不就跟為壓根不信教的人祈禱一樣嗎？我可以列出一百個不應該這麼做的理由，但沒有一個成功阻止我。」（這裡有無限多個討厭它的理由。）

又例如寫「寫作」與自身的關係：

「追尋自我價值的寫作，多少也是渴望報復他人的寫作。若對表現溫柔有所執著，多少也由於看清自身行使的暴力。若是一直寫下去，還得為那麼多沒能在寫的人寫作，替他們指認事物。只有將正反兩面全部攤開，我才能說服自己，算是滿足了能夠寫作的最低標準。」（當他看著它，他就暫時消失了。）

而籠罩著這些文學情結的巨大背景，反過來又可以用北上遊子的臺北情結去詮釋，並且投射到熊對性別、對親密關係、對次文化場景的思考上：當他質問自己有沒有資格寫作、有沒有資格當一個伴侶、有沒有資格當一個異男、夠不夠「酷」，往往從自己「本來不是」的立場出發，一種自視為外來者的姿態。

非臺北人想要成為臺北人的生長痛。最可怕的是，如果失敗了，這個背景又總讓我們覺得是自己的錯。這是臺北的黑魔法，臺北的文學性，讓我們忘了去問：難道生長是可以失敗的嗎？

一定非常痛吧。懷疑自己到底能不能長大的那種痛。

於是，當書中的熊終於不再把「文學」的終極理型視為自我的完成，那本應是青春的消逝的悵然，卻同時有了更幽微、更積極的意義——放下。不同於放棄，放下是讓一件事情不再審視自己，是肯認自己「已經是」什麼。

這部作品藉此提醒了讀者，浪漫的例外狀態的末端，並不等於一切的結束。它只是某段時期的尾聲而已，而非所有事情的結局。

而我與熊經常玩的一個遊戲，是把自己的作品丟給對方看，要對方假裝不滿意它。然後，設想一些可能的修訂。

我也是這樣第一次讀到這部書稿的。當時我這樣回訊：

「在書裡，台北就是文學。而整本書有一個潛流，是離開台北，也就是放下文學。令我感到最迷人之處，是你成功把『寫作』和『文學』切分開來，自然到彷彿把『唱歌』和『音樂』切分開來一樣。光是這一點，這部作品已經贏了。」

「在書中，與『文學』拉鋸的，是『生活和愛情』。放在全書的脈絡下看，〈少年經事〉原來不只是在談性別，而是在談生活對創作的那道反作用力啊。（好好笑，我太慢了嗎，之前根本沒讀懂嗎）。在這個理解之下，我會建議〈預告〉和〈寫作〉的篇序一起提前到〈可是亂馬就可以〉之後，讓『離開台北／放下文學』的領悟，提前到全書大概第二幕下的位置⋯⋯」

「我好想直接稱呼這本書為《反文青》（？）」我最後寫，「我有資格提這件事嗎？總之我還是提了。拉票的理由：A. 這本書的修辭意圖低，取這個書名可以給那些不懂這樣有多好的人預先的直擊。B. 直接陳述本書主軸，而不經過象徵或典故，我覺得是近來讀者的偏好趨勢。C. 具有一丁點引戰的話題性，但不至於炎上。D. 氣勢上如同少年漫畫的絕招般帥氣。」

熊讀了我長長的訊息，然後回：「給我一點時間消化一下。」

這本書終究沒有改名為《反文青》。我喜歡這個一點也不戲劇性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