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對於演技爐火純青、存在感強大的演員的最高讚賞，是「怪物級演技」。但上週末甫揭曉的台北電影節新科影帝影后的表演，我認為已超越了「怪物」，成為淨化人心、渡化眾生的存在，忍不住封他們為「觀音菩薩級」的演出。

最佳男主角是在曾威量導演的《白衣蒼狗》飾演外籍移工的萬洛．隆甘迦（Wanlop Rungkumjad，以下簡稱萬洛）；最佳女主角則是在潘客印導演的《我家的事》飾演彰化社頭小鎮傳統母親的高伊玲。兩部皆是新銳導演的第一部劇情長片，也是兩位分別在泰國與台灣耕耘許久、實力堅強卻少被關注的演員的破繭之作。

移工與母親，是近年台灣影視作品中常見的角色設定。然而，萬洛飾演的悟姆，是在貧窮偏鄉擔任看護的非法移工，要照料行動不便的病患日常起居，從沐浴、餵食、到如廁，擔任如母親般的照護者的角色。而高伊玲演出的阿秋，雖為傳統女性，卻為了守護家人，經常需顯現出剛強形象。

觀音菩薩也是超越色界性別的，既可男身，亦可女相。唐代以前，觀音菩薩被認為是「男身」，在《華嚴經‧入法界品》，形容觀音為「勇猛丈夫觀自在，為利眾生住此山」。而宋朝以後則認為觀音菩薩會因眾生需要而顯化為各種形象，漸漸被賦予慈悲、具母愛的女性形象。《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有云：「應以長者、居士、宰官、婆羅門、婦女身得度者，即現婦女身而為說法。」

慈悲與忍辱，是觀音菩薩的特質，恰也裡外體現在這兩個角色身上。

➤蒼茫無情的邊陲底層

《白衣蒼狗》從第一個鏡頭開始，就不打算讓觀眾舒服。橫躺的、沾滿糞便的屁股佔滿鏡頭。悟姆拿著毛巾幫腦性麻痺者阿輝擦拭清潔，來來回回，伴隨阿輝的喘氣與呻吟。灰暗蕭索的深山偏鄉，殘障兒與久病母相依為命，悟姆是他們的依靠。然而，悟姆也只是這底層食物鏈中的中下層，他的下層還有更多等工作等薪水的東南亞各國移工，上層則是他稱為「老闆」的管理者阿興（春風飾演）。我們不知悟姆的過去，他如何「爬」到變成管理階層的「幹部」，當阿興開著貨車載著一車人肉照護者時，悟姆小小的「權力」是可以坐到副駕駛座，阿興心情好還會請他抽煙。

悟姆與移工們的「宿舍」，是山路深處的工寮。員工們因為老闆積欠薪水而不滿，一位女移工英德莉生病猝死，大家爭搶她的工作，悟姆慈悲為懷扛下來：「她的工作我來做，錢，大家分。」

悟姆總是穿一件藍紅白相間的褪色舊夾克，背一只破舊的斜背包，一直在搬運病患、清潔、餵食，排解移工與阿興之間的紛爭，真的不行時，慈悲地任他們逃跑。逃了，就得再補新的。

怎麼補？

➤超越語言的環境音

這是我在《白衣蒼狗》觀影過程中最震撼、最開眼的一段戲。《白衣蒼狗》全片的環境音都巨大到要震破耳膜，一開始我的確感到干擾，特別是汽車的引擎聲。但此時，深夜十輛無牌廂型車一字排開，一輛接一輛畫過鏡頭，駛出偏鄉，我突然感覺那一輛一輛出任務的黑車，撞進了我的心裡，撞開了我未知的一塊世界。

阿興與悟姆一組，阿興開進市郊的觀光飯店（此片中唯一「都市化」的建築），悟姆下車等著。與其他掮客的嘍囉一樣，張望、徘徊、standby。突然，大廳玻璃門一開，旅遊團的東南亞團員一湧而出，悟姆上前搶人，抓到幾個是幾個，一邊把人趕上阿興的車，一邊甩開追上來的導遊。搶人任務完畢，悟姆揭去口罩，露出自信笑容，轉頭對那一張張新來的迷惘的臉孔說：「passport, please。」（麻煩交出護照。）

下一場，是在移工陪酒的酒吧「慶功」，悟姆抓麥克風唱跳著泰語版的〈寶貝對不起〉。菩薩可以抓人、可以唱卡拉OK嗎？悟姆沈浮也臣服於五濁惡世，渡當渡者，樂所當樂。儘管這是全片唯一勉強稱得上「歡樂」的短短一場戲。

若以一個字形容《白衣蒼狗》，我想只能是「悲」，卻不盡然是悲情、悲苦，更多的是悟姆的悲憫與慈悲。泰國演員萬洛如觀音菩薩顯化般，進入了這個角色。如何才能辦到呢？我想他上台領獎時真誠謙卑素樸的態度與笑容（外加找不到站在身邊的翻譯時的天真可愛），已經回答了。

➤社頭一家人的日常與無常

若說悟姆是靜默溫柔的照護者，《我家的事》的阿秋則是菩薩的「憤怒相」擔當。會為小孩挺身而出，對財大氣粗開著豪車的家長大譙：「叭三小！」會對口頭上亂開支票的丈夫嗆：「豪洨。」高伊玲從語言到姿態完全融入彰化鄉間，身為彰化小孩，我真的覺得她就像堅毅又隱忍的彰化媽媽。

《我家的事》故事原型是導演潘客印家的事，先拍成短片《姊姊》，以自然細膩的日常情節與對白擄人淚腺。因為在課堂上作為教材播放，我重看《姊姊》不下十次，每次到結尾還是會被姊姊小春（黃珮琪）真摯的眼神感動，台下學生們經常也同步熱淚盈眶。《姊姊》只說了姊姊（身世）的事，《我家的事》則擴展到四個章節，分別娓娓道來姊姊、媽媽、弟弟、爸爸的事。

彰化社頭一家人的事，既很日常，也很無常。車著襪子、甩著芭樂的日常，偶爾想要奢侈慶祝就全家上牛排館的日常，雨天穿著藍黃相間小飛俠雨衣坐在爸媽摩托車後座的日常，全家人摩托車四貼的日常，自家門口被人停車會很不爽的日常。媽媽的無常來自「求子」一事，而傳統女性「生不出小孩」便只能隱忍。顧全丈夫尊嚴，忍著不說問題不在自己、忍著中藥的苦，忍著人工授精後的暈眩不適。

《我家的事》四位演員表現皆讓人激賞，三月在大阪亞洲電影節榮獲「藥師珍珠賞」最佳演出獎，頒給了一家四口，這次在台北電影節也是全家入圍（外加導演入圍最佳劇本獎）。而高伊玲與丈夫、女兒、兒子的互動更是場場精彩，就像觀音菩薩變化三十二相般，在悲喜之間游刃有餘。

向丈夫的軍中同袍借精時展現出的勇敢強勢，停水時和兒子騎摩托車去汽車旅館開房間洗澡滑稽逗趣，面對精蟲活動力不足、收入不足、成就不足的丈夫，更是在爽利對話後，展現萬般不忍。高伊玲沒有把阿秋演成（或者說潘客印沒有把阿秋寫成）連珠炮發牢騷的傳統母親，最關鍵便是在「忍」。忍著沒有對女兒說出非親生的身世，在女兒得知真相來與母親直球對質時，阿秋哽咽顫抖說出：「難道說我做到這樣，還是不夠嗎？」母親是做得最多的人，卻時時擔憂自己做得不夠，給得不夠，把小孩的事都當作我的事。

若把《白衣蒼狗》視作一部移工及長照議題的電影，或把《我家的事》視為導演家的故事，都很有可能因為「甘我什麼事」而錯失這兩部神作。當我們透過銀幕融入悟姆的慈悲，或感受阿秋隱忍背後深藏的愛時，都可以學習如何成為一個更強壯、更溫柔、更善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