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這4個字閣較嚴重」，前輩話說到一半，特別走回辦公室，找出朋友為他複印的舊公文，左手拿著文件，右手食指順著紙上的文字往下比，「『清查報繳』，各單位若是有這本冊（tsheh，書），就攏愛繳起去（kiáu khí-khì，繳交上去）喔！」

這位拿著公文的「台灣男子」名叫林文欽，1982年11月創辦前衛出版社，是40年來的社長，也是文化部第47屆金鼎獎特別貢獻獎的得主。他手上的這份公文，是由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發函，要求新聞局配合禁書相關作業的公文，查禁的正是前衛所出版的一本書籍。

被查禁的書是《島上愛與死》，書中收錄詩人作家施明正數則短篇小說，主題大多圍繞獄中政治犯的心理狀態，其中如〈渴死者〉、〈喝尿者〉等作，都已被認定為臺灣文學史上的經典之作。而當時，前衛成立還不到12個月，林文欽就決定出版這本危險的小說集，結果不出所料地遭到當局查禁。

林文欽並未因此退縮。「我彼當陣喔，是去食著好膽藥仔啦。」他笑著回想。在他的領導下，前衛出版社繼續出版各種臺灣文學作品，之後擴及歷史和政治評論，近期更發行《一桿秤仔（漫畫版）》、《小王子》臺語譯本等符合新世代需求的書籍。

事隔40年，這位當初吃下「好膽藥仔」的出版界前輩，收到了另外一份公文。這一次，公文帶來的是好消息：他不再是政府眼中的麻煩製造者，而是國家肯定的重要文化人。40年前的新聞局要清查他所出版的書籍；40年後，由新聞局轉型而成、國家最高文化主管機關文化部，卻要以國家級的獎項認可他一生的貢獻。

金鼎獎評審讚譽林文欽「秉持理念、與時俱進」，並肯定前衛出版社是「臺灣既有本土關懷兼具世界視野的民營出版單位之一」。究竟，林文欽如何從一名年輕編輯，成為懷有雄心壯志的出版社創辦人？

➤出道之路：從讀選集的人，變成出選集的人

林文欽是雲林人，1954年生於濁水溪南岸的崙背鄉，成年後到臺北的中國文化學院文藝組讀書，在陽明山上度過大學4年。畢業後以預官身分到高雄旗山的海軍陸戰隊服役，負責處理軍中公文。

1979年，才剛退伍的他回到臺北市，在三民書局擔任編輯。老闆相當器重他，不但為他配給宿舍，而且一聽到他晚上要去聯合副刊兼職，竟馬上問：「偌濟（guā-tsē，多少）錢？我加予（hōo，給）你！」到職才一年，林文欽就在這間當時最大的民營書店當上小主管，負責策畫一套臺灣老中青三代作家的作品集結。

這樣的「集結」是當時出版界的常見策略。林文欽回憶，他當時讀了鍾肇政所主編的《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工餘也經常在附設的書店讀書，對遠景出版社發行的各種國內外作家選集印象深刻。

所以，當3年10個月後他「出師」創辦前衛出版社時，也馬上許願能為臺灣作家出版選集。他觀察，那時不同作家作品散落各處，不利於累積能見度，選集因此是好的策略。經過多年準備，他終於在1988年正式啟動這項計畫，到了1993年終於出齊50冊，蒐羅57位臺灣作家的作品。

當時，與其說這樣強調臺灣主體性會引發爭議，更精確的說法是，文壇主流根本不認為臺灣有自己的文學可供討論。林文欽至今仍清楚記得那時的氛圍：有臺大教授輕蔑地說「哪有臺灣文學」，還有知名文化人甚至主張臺灣文壇所有作品「都只能算是邊疆文學」。說起那時出版的心情，林文欽是這樣形容：「我是賭一口氣——咱臺灣嘛是主體！」

➤警備總部迫使他成本加倍，反對運動則幫助他拓寬銷路

從《島上愛與死》等敏感作品，一路到《台灣作家全集》，前衛出版社對臺灣主體性的堅持也引起威權政府的注意。除了查禁之外，當局還有其他騷擾手法。「譬如藉口欲買冊，敲電話問一寡有的無的，問甲一小時。閣譬如彼時公司對面有一間便利超商，一行出去！喔！Big brother閣來看我矣！」林文欽現在說起這件事已經能夠大笑。

但是，那時的情況其實並不輕鬆：「管區、調查局攏會來tshiau（搜）看我最近敢有啥物批（phue，信），阮擱有出啥物書。我後來發覺，警察攏會趁我無佇公司的時陣來，這可能是因為有一擺警備總部欲去地下室看，我著甲伊的人㨑咧（tsang-leh，抓住、逮住），叫伊擋咧（叫他站住）。」說到自己親身擋住幹員的往事，林文欽又再度面露微笑。

他並不害怕警察，但當時最讓他感到困擾的，其實是政府審查所造成的公司財務負擔。那些數字到現在他還記得清清楚楚——比如他出刊《臺灣新文化雜誌》，發行20期當中，有16期被政府查禁，雜誌的成本本身已要90元，海外郵資又要88元，而政府經常等到他已經將雜誌送去郵局才宣布查禁，把郵包通通扣下來，郵資又不退回，讓他損失馬上翻倍。「真夭壽！」林文欽忍不住唸了一句。

不過，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這段時間，也是臺灣反對運動風起雲湧的時候。「我是坐著臺灣反對運動的便車」，身為先行者，林文欽這句話顯得有點太過謙虛，但從銷量來看卻似乎不無道理。他說，會去參與抗議場合的人，經常對臺灣社會充滿熱情，卻並沒有常逛書店的習慣，因此，反對運動現場替前衛出版社帶來另一群新讀者。「彼時全臺灣有十幾臺發財車，銷路攏真好。」

發財車上陳列的那些書，包含流亡臺獨運動者彭明敏的自傳《自由的滋味》，以及二二八事件時美國駐臺副領事柯喬治（George Kerr）所著作的《被出賣的台灣》。

林文欽說，當時這些書有許多版本已經在地下流通，但翻譯與編排的品質參差，也有許多缺漏，而這正是專業出版人可以介入的時候——「我定定講，編輯就親像廚師，毋但愛做甲好食，嘛愛予伊看起來好食款（看來好吃的樣子），予人想欲了解其中的內容。」這是林文欽心中編輯的手藝，也是編輯的使命。

➤得獎的呼籲：希望政府運用經費協助提升「臺灣智識」

但在此同時，出版人也必須與時俱進。舉例而言，林文欽就認為「選集」已非現在最重要的出版策略。他分析，過去臺灣本土作品缺少發表空間，最糟的時候只能仰賴林海音在《聯合報》副刊撐起一塊園地，但氛圍改變的第一波訊號，是連宋澤萊的作品都能登上《中國時報》副刊。到了現在，林文欽半開玩笑地說，作家自己根本不需要出版社幫忙出選集。

而另一項時局的改變則令人心情更為矛盾。近來很多文化人都會擔憂讀者下滑，但林文欽說，前衛早在1990年代就已經經歷一波流失。他觀察，早期黑名單上、被政府禁止回臺的人，在國外會常訂前衛的書，訂單一次都上百本，但他們能夠回國之後，反而不再那麼渴求臺灣社會相關的知識。

同理，解除戒嚴、李登輝當選總統等等變遷，也帶來類似的影響。「逐家（大家）感覺臺灣已經解禁矣，氣氛上自由，意志就放較冗（līng，放鬆），知識追求的熱情嘛降低。」對林文欽來說，近年來網路資訊的興起並非全新的問題，而是同一問題的新一版本：「逐家認為有需要才去買就好，橫直（huâinn-ti̍t，反正）網路頂面已經有真濟（tsē／tsuē，多）好看的，結果就攏無買、無看。」而由此造成的出版業營業額緊縮，當然更是他與許多人同樣擔心的問題。

面對這樣的問題，一方面，前衛出版社確實以不同的出版策略因應，但另一方面，在獲得特別貢獻獎肯定的此刻，他也呼籲政府多多注意。林文欽相當肯定教育部的做法，認同教育部撥款給各級學校圖書館，直接讓教師有更多資源購置書籍。他呼籲，文化部和其他部門也可以效法，「至少得著金鼎獎的好冊，文化部著會買來配送予全國的圖書館，予有興趣的人攏看會著。」不但推廣具備知識內容的好書，也讓發行這些書的出版社有錢能夠繼續存活。

畢竟，如同林文欽所說，要有一個強健的國家，就必須要有強健的「精神素質」。他相信，徒有「臺灣意識」是不夠的，知識人更必須推動「臺灣智識」的真正提升，而這既需要出版社的持續推行，也需要讀者們的持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