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獨自走訪13座城市,會面找路突圍的出版行動實踐家:張紋瑄談《紙上極限運動》

出版可以很貴,但書寫是最便宜的事。相較於其他創作方式,藉由書寫以建構起一個可能世界所需要投注的成本,不需要舞台、樂器、畫具,只要一枝筆及一張紙,且「紙」的形態各異,納博科夫喜歡索引卡,華萊士喜歡廢紙片,海明威喜歡餐巾紙。

面對著差異極大的訪談對象,我嘗試著透過一種姑且命名為「實踐評論」的東西,拆解出在面對書寫這個便宜手段時,會有什麼樣的「誰」基於什麼樣的「當下」拿起紙與筆。

——張紋瑄,〈當文字決定長腳逃亡〉,國藝會線上誌

烈日當空,秋老虎發威的11月初,工作室落腳在台中的當代藝術家張紋瑄,穩健走在前頭,領著Openbook特派員來到台中旱溪。光照太強,眼前景物對比調到最大,恍惚間有如置身異國,正肩負任務、前往某處田野調查。

台中這麼大,為什麼專訪取景想去旱溪?

張紋瑄在聊天室鍵入:「我之前有一系列的計畫是做謝雪紅,然後因為她被賣到台中時,似乎住在旱溪附近,前幾年我出國之前也住台中時就會在旱溪晃。」查了一下,原來謝雪紅跟張紋瑄同樣出身彰化,只是年紀差了正好90歲。

2018年,張紋瑄獲得國藝會補助,2年間獨自踏訪巴西、祕魯、墨西哥、泰國、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等「非歐美中心」的13座南方城市,造訪地方組織、獨立出版社與圖書館,與近30位藝術家、設計師、理論家、史學家、NGO研究者、教育者交流。當時的他也不過27歲,剛從北藝大藝術跨域研究所畢業,同時成立了書寫公廠Writing FACTory。

旅途結束後,他精選了18個案例,收攏在2022年出版、中英雙語的《紙上極限運動:出版實踐的全球南方取樣》一書。自序中,他簡筆帶過旅行時當地的事態,讓人讀了驚心:

旅程中我遇到了墨西哥有史以來最血腥的總統大選的開票;遇到了巴西的世足賽狂熱;遇到了祕魯因少女被放火燒死而激起的性別熱議;遇到了新加坡開埠200年的砸重金歡慶;遇到了印尼前總統哈比比(Bacharuddin Jusuf Habibe)辭世;遇到泰國社會因為武漢肺炎升溫而越來越緊張。就算我對一地的經濟、政治、社會情況再不熟,訪談對象們在談自己實踐的緣由之時,各種議題的簡史就會鋪展開來。


《紙上極限運動:出版實踐的全球南方取樣》書影。(書寫公廠Writing FACTory提供)

張紋瑄分享:「面對這趟隻身一人的踏訪旅程,我期許自己不是外部評論者對上實踐者的客觀訪談,而是實踐者對上另一位實踐者的會面。這些踏訪都是我一個人跑。最近為了籌備展覽,翻找出書中不能放的動態影像,發現很多鏡頭都又晃又過曝,重新剪輯時,邊碎念當時自己怎麼沒有好好拍,才想起很多時候我並沒有能力好好拍。」他回憶:「可能正因為當時在異國,太緊張或太害怕了,可能隨時被攻擊的心理預設,總讓我全身皮膚感覺刺刺的。」

無法同行的讀者,透過閱讀張紋瑄的文字,得以了解不同地區的文化氛圍與政經局勢,並認識藉由書寫/出版作為藝術及政治實踐行動、五花八門的工作者。除了台灣讀者相對熟悉的台灣獨立建國運動先驅史明爺爺,還有諸多在日常中實踐理念的人物:有人創辦另類教育空間,讓無國籍的孩子有上學的地方,有人開設獨立書店、製作小誌及獨立刊物、翻譯引介國際思潮,拓寬威權體制下國民閱讀的尺度。

有的人更在意系統,而另一些更在意個體;有的人更在意理論,而另一些更在意實踐;有的人出了很多本書,而另一些可能一本也沒出過——無論如何,文字成為這些人最大的公因數,即使方向或許不同,但所有人都在越來越保守、右傾、基本教義派的世界中找路突圍。


張紋瑄在墨西哥訪問黑貓出版社(Gato Negro Ediciones)的里昂(León)。(書寫公廠Writing FACTory提供)

今年9月,《紙上極限運動》發行了韓文版。11月,在初選、複選評審的把關下,《紙上極限運動》確定進入2023年Openbook好書獎決選書單,亦是唯一一本自費出版的入圍書。

雖然是自費出版,張紋瑄從內容到裝幀卻絲毫不馬虎。他找來擔任2020金曲獎裝幀設計評委、執行2021金曲獎視覺設計,在專輯設計領域名聞遐邇的楊士慶為書籍設計操刀,並邀請熟悉藝術理論與表演藝術的賴柔蒨擔任編輯,端出一本書衣以銀粉為底,書名用搶眼螢光綠字體印刷的厚實小書。

《紙上極限運動》限量500冊,封底邊角印著序號,內附迷你攝影別冊。把書衣卸下展開,還可以看到記載作者足跡的全彩世界地圖,比照明星出新專輯的重金規格,工作團隊陣容跟產出成品都可說是非常豪華。

為什麼書衣要用銀粉?閱讀時讀者手指沾黏脫落,不就破壞原狀了嗎?

「就是想讓大家留下閱讀的痕跡,」張紋瑄說。

那書內的畫重點跟空白處的手寫字呢?

「透過手寫字帶來的第一人稱印象,希望引誘讀者挖掘更多比較文本,展開網狀閱讀的可能。」他補充:「這些超連結的功能不是註腳,而是為『為何出版』的不同理由說情,讓每個具有差異的南方個案都不會只是孤證。」


(書寫公廠Writing FACTory提供)

特派員忍不住低聲問,這書成本很高吧?張紋瑄聽了露出苦笑。他坦言,初次做書又是自費出版,沒有人能討論,不懂如何拿捏發行成本,「這已經是一本artists' book了。獨立書店進貨七折,賣一本賠一本。」沒有出版社的業務跟經銷商,都自己送書舖貨嗎?「對,騎車去一家一家(書店)送書,也自己排版、跑印刷廠。」

張紋瑄看起來無奈,但沒有懊悔的情緒。他認為,書擁有得以承載「可觸、可感、可流通資訊」的特性,而不僅只是「列印上文字、圖像內容,一落被裝幀起來的紙」。他打造的書,本身就自成一個展覽空間了。

談起自己作為創作者時,涉及印物、書寫的藝術計畫,他說:「我想做的事情與其說是實驗,不如說是一點都不現代、不跨域的嘗試:有沒有可能回到專業分工之前的狀態,來想書、做書、讀書?當創作、流通、評論等動詞分別被發派給作者、出版者、讀者,當各種分工之間沒有任何換位的可能,也就更難期待書籍出版後,有什麼新的思想啟發或後續行動產生。」因此,對他而言,在自由嘗試書本「內容的形式」之外,「形式的形式」更是重要的命題。

張紋瑄分享:「在書性(bookness)的思考上,我從兩條路徑得到許多養份,一條來自極權下的獨立出版(samizdat),另一條來自詩歌運動與前衛藝術匯流的另類出版。」

他深受烏利塞斯.卡里翁(Ulises Carrión)的啟發,這位墨西哥觀念藝術家將書視為時間與空間的連續體(space-time sequence),並認為作者寫的不是書,而是文本,在〈做書的新藝術〉(The New Art of Making Book)這篇宣言般的短文中,他說:「舊藝術的作者寫字,新藝術的作者做書。」(In the old art the writer writes texts. In the new art the writer makes books.)

在書裡,張紋瑄交代,選擇獨立出版(samizdat)作為首章節的名稱,目的就是想整合「以書寫、出版想像一種社群的生成」的專訪案例:「由書的製作及流通所連結起來的人們,同時也建立了當權者不允許,或是實踐者認為需要,卻尚未存在的結社。」

他提到俄裔英籍的人權運動家布可夫斯基(Vladimir Bukovsky)對samizdat的定義:「我自己寫作,我自己編輯,我自己審查,我自己出版,我自己發行,並讓自己為此去坐牢。」在這樣的語境中,作者自身的理念思想跟書頁文字,成為彼此密不可分的存在,並透過出版成書的行為,賦予思想存在的明證及動態的傳播性質,同時給定了出版行動介入公共的政治意涵。

張紋瑄曾於2018年前往秘魯,訪問藝術家安德烈.馬洛根(暫譯,Andrés Marroquín)。他在2010年與友人共同創立梅爾與穆勒出版社(暫譯,Meier und Müller)、2014重啟出版計畫時,將名稱改換為梅爾.哈米里茲(暫譯,Meier Ramirez),並在藝術家、策展人、做書人、教育者的身分間自由切換。

受訪時,馬洛根面對張紋瑄,分享他對於是什麼引發運動(movement)的思索:「音樂或是語言,但目前為止我在想更大的可能性是語言,只有語言有能力催生、發動所有運動,而且和其他所有東西比,它也是唯一有辦法反身地分析、定義自己是什麼的工具:我們用語言談藝術,用語言談音樂,但只能用語言談語言。」

將自己的理念思想書寫下來,以獨立書刊(independent publications)的型態出版,亦延續了挑戰主流意識形態、貫徹反抗精神的DIY文化實踐。

張紋瑄表示:「在這些獨立出版品中,有的像藝術家的書,有的像期刊雜誌,有的像報紙,甚至有些就像是一般連鎖書店可以買到的、再公式化不過的書籍,儘管形式迥異,相同的是每種形式都標定了實踐者想要觸及的目標客群。」

但對他來說,有個啟發是:不管形式是怎麼樣,這些實踐者似乎都是從閱讀寫作以及最終的出版中,回應了一種他們觀察到的「暴力」。「透過實踐,讓人類處境中的暴力形式明確化,也讓他們想像中的公眾也能指認暴力是什麼。因為出版就是使內容得以面向公眾,所以不管有沒有人標誌這份刊物是政治實踐,它本身就是隱含政治性的行動。」

張紋瑄看著桌上的《紙上極限運動》,侃侃而談:「它同時是我在實踐的一種評論方式——可不可能存在一種評論方式叫『實踐評論』呢?不是針對這些實踐對象的最終成果(他們的書)來做書評,而是針對他們在出版實踐中如何想像、如何重新放置自己,同時又如何以出版實踐來回應世界的變動。」

新北市美術館今(2023)年4月於鶯歌啟用後,11月10日舉辦大型展覽「2023移地行動—游人如織」,書寫公廠亦是參展單位。問張紋瑄這次又想怎麼玩?他眼神明亮:「這次展覽《又是國王叫我騙子,客人叫我醫生的一天》,我給了一個基於《紙上極限運動》踏訪成果所衍生的虛構框架——假設不同背景的出版實踐者為『密醫』,為社會診斷的病況,將成為各自的出版原因及結果。」

張紋瑄說,這次他運用了兩個展間,規劃出三個子展區:「好孩子症候群」對應《紙上極限運動》第一章節「獨立出版」案例,「人稱失用症」對應第二章節「宣言」,「因果恐慌症」對應到第三章節「檔案」。展區內陳列了實踐者的出版品,同時會播放重新剪輯的踏訪錄像。

此外,他還在展覽空間放置點滴架,上頭掛著依照三種社會病情所寫就的極短篇書頁。觀眾可以拿了紙頁,走到展間內另闢的診療室,透過諧擬臨床教學的影片,自由運用桌上的工具縫製成小誌帶走。


新北市美術館「2023移地行動—游人如織」中,《又是國王叫我騙子,客人叫我醫生的一天》展覽現場(書寫公廠Writing FACTory提供)

訪談進入尾聲,張紋瑄要分享自己深受啟發的4本好書,推薦給Openbook讀者:

  • 鈞特.葛拉斯(Gunter Grass),《鐵皮鼓》(推薦原因
  • 魚豊,《地。-關於地球的運動-》(推薦原因
  • 尚.惹內(Jean Genet),《陽台》(The Balcony)(推薦原因
  • 姚一葦,《姚一葦劇作六種》(推薦原因

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時間的噪音》沒有列於書單內,卻有一句書摘,在不同場合被張紋瑄書寫、投影、傳誦:「當不完全的記憶遇到不充足的紀錄時,那一刻所產生出的確定性,就是歷史。」不論是寫書人、製書人、讀書人,或者抹消身分界線的出版行動者,或許都在各自的戰鬥位置上,為世界創造及延續不同質地的歷史。

在《紙上極限運動》扉頁,張紋瑄致敬的對象是一生致力推廣左翼台灣民族主義的史明歐吉桑。

在他流亡日本時,白天賣餃子、高粱,收店之後到凌晨三點才是寫作時間。1962年發行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日文版、作為獨立台灣會的機關報發行的《獨立台灣》(1968-1974)都是在這段斜槓時間中完成。《獨立台灣》的內容包含讀者投書、行動報告、時事評論等,也有不少由歐吉桑撰寫的歷史、理論、戰略相關文章,每月發行量3000至7000冊不等,寄送到北美、歐洲、巴西等地免費贈閱,台灣本島則由地下工作夥伴偷渡帶回去秘密流通。

2014年至2015年間曾協助史明整理、撰寫回憶錄的張紋瑄認為,史明終其一生似乎都在想著如何把資訊透過有效形式——歌曲、地下刊物、傳單、書籍、地下電台、講授——來與大眾溝通,其精神讓他感佩。若有機會再見到史明,他想悄悄對歐吉桑說:「雖然您在世時,講的內容都是歷史、理論、戰略,沒直接提到出版策略,但是您讓我意識到『出版』這個將大千世界折疊起來的關鍵字。」張紋瑄在旱溪草叢間,展露真摯笑容,感激之情,溢於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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