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多數人一樣,我的閱讀之旅,最初也是從虛構文類開啟的:我這個年代的台灣小孩,大概都曾在學校圖書室、教室書櫃中,看過亞森羅蘋、福爾摩斯,以及東方出版社的小說選集。
但再長大一些之後,我卻開始意識到,相比虛構文類,我似乎更喜歡非虛構作品,而其中一個原因,其實有點讓我難以啟齒:我總是記不住故事情節,角色關係和人名也經常搞混,幾乎所有看過的小說,只要過一、兩個月就會忘得一乾二淨。
此外,我也逐漸發現自己對工具書很感興趣,比如百科全書、地圖、教科書和字典。
於是我至今最喜歡的一部虛構文學作品,甚至就是一本佯裝成「非虛構形式」的小說:韓少功的《馬橋詞典》。這本書以字典詞條的形式編排章節,目錄看上去就像一份索引清單。
《馬橋詞典》也讓我頭一次看見,方言在小說中的生命力——儘管身為台灣人的我未必能懂,但光是看著湖南方言的詞彙,在敘事中穿插、流動,就已讓我足夠酣快,而充滿律動的故事線,也和詞典的工整形式、扁平意象形成了對比。
因為太喜歡《馬橋詞典》,有次我乘京廣鐵路的綠皮慢車,還刻意在湖南的汨羅下車。雖然故事真正的場景,其實是汨羅下轄一個叫馬橋的小鎮,但在我心目中,汨羅這個名字,就和另一個形似的漢字一樣,總能讓我聯想到一個畫面:文字正在汩汩地從某個鬼才、文豪的筆尖流出。然而實際上,當時的汨羅就跟中國任何一個普通縣城沒兩樣,車站外煙塵漫天,有供過客留宿歇息的鐘點房,還有夾道的燒烤串攤。
不過這種從符號、文字堆砌出來的想像,和真實場景之間的對照和印證,後來也成了我在旅途中閱讀的動力之一,其中一本我在路上最喜歡的書,則是歐罕・帕慕克(Ohan Pamuk)的《雪》(Kar)。
讀這本書的時候,我正好在土耳其的東部搭便車旅行,當時從湖畔的凡城(Van)到卡爾斯(Kars),路上有一半的風景,都屬於國界另一側的伊朗和亞美尼亞。我沒去過高加索地區,卻靠著幾趟土耳其的便車,在高加索的門前繞了一圈。
卡爾斯是個規模不大、人口也不多的省城,卻因為《雪》這本小說,而沾了諾貝爾獎得主的光,比起其他名不見經傳的土耳其省城,多了一些知名度。
從歷史來看,卡爾斯的血統頗為混雜:它曾短暫作為亞美尼亞巴格拉提德王朝(Bagratid Dynasty)的首都,後來在19世紀下半落入俄羅斯帝國手中;一戰前後,卡爾斯又牽連進三角關係,在土耳其、俄羅斯、亞美尼亞之間來回易手,最後才畫歸土耳其。
這種複雜的身世,也展現在卡爾斯的城鎮紋理之中。
鄂圖曼帝國在河邊的山丘上,留下了土耳其人的堡壘和聚落,而俄羅斯人則繞過了這些舊聚落,在不遠處起造新的城鎮。卡爾斯至今仍有棋盤狀的俄羅斯街區,而街上的一層樓平房,則融合了沙俄的建築風格、以及土耳其的石砌匠法,每幢各有特色、神情各異。
建築是權力的化石,可見可觸還硬梆梆;相較之下,街道交錯的角度、巷弄的寬度、樹蔭的密度,則更像空間的口音,雖然是觸摸不到的「虛空間」,卻也在幽微地洩漏城市建造者的出身——如果你去過其他沙俄帝國前沿的中亞、高加索城鎮,那麼卡爾斯的街道空間感,或許會讓你覺得似曾相識。
《雪》的故事情節,是一個流亡海外的土耳其人,以記者的身分重回土耳其、前往卡爾斯,採訪當地少女反抗「禁戴頭巾」政策而自殺的現象。而之所以會有「頭巾禁令」,是因為一戰後的土耳其力圖西化,因此決心實踐政教分離,禁止戴頭巾的女性進入學校、政府機關等公共空間。
這個現象的背後,則是當代土耳其一直在面對的二元課題:到底應該繼續西化、進一步往西方靠攏呢?還是應該「恢復傳統」,讓伊斯蘭教更緊密地與政治、生活結合呢?
由此,帕慕克會將《雪》的一大半場景設定在卡爾斯,確實也頗為合適——那裡位於東部國境地帶,是土耳其介於「東西方之間」的另一個前沿、另一個斷層,是各個文化交鋒的場域,虔誠的穆斯林也更多。
於是這本書讓我覺得迷人的地方,就是故事情節與歷史脈絡來回對話的虛實轉換。
巧合的是,我在世界各地便車旅行之後,也和《雪》的主角一樣成了一名記者,從此愈來愈常讀記者、新聞工作者寫的書:除了名氣響亮、偶爾被人譽為「非虛構寫作大師」的何偉(Peter Hessler)之外,近期我也很喜歡波蘭記者沙博爾夫斯基(Szablowski)的《跳舞的熊》。
《跳舞的熊》主要有兩條軸線,分別是被吉普賽人豢養來做街頭表演、後來被動保團體「解救」出來的熊,以及東歐、喬治亞等地,經歷過民主轉型的人物群像。
讀這本書時我不斷讚嘆,作者居然能讓這兩條看似沒有關係的敘事線交纏並進,卻又隱隱呼應得恰到好處:兩條軸線談的,都是「重獲自由」的陣痛、適應與挑戰。
更讓我佩服的是,沙博爾夫斯基在推進敘事時,並沒有明確給出評斷、批評,但藉由兩條敘事的映照,讀者依然能感覺到「民主化」對一般人的影響有多複雜,而這種敘事手法,也和記者被期待「應該中立、客觀、呈現多元面向」的形象更加契合。
後來沙博爾夫斯基又出版了一本書,名叫《獨裁者的廚師》,內容是他對幾個曾為獨裁者煮飯的廚師的採訪,並從這些廚師的角度,來側面追索獨裁者們的面孔。然而我讀了之後卻覺得,採訪廚師總歸是種「側訪」,反倒沒有《跳舞的熊》那種令人拍案叫絕的感覺。
但不論是旅行筆記、或是非虛構的報導作品,對我來說,它們核心的迷人之處都是類似的:如何對實際發生的事情進行取材、篩選,並安排成有意義、引人追讀的敘事,從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如何在客觀、持平的視角中呈現獨特觀點,更是一門藝術了。●
作者簡介:李易安
端傳媒記者,用移動做田野,以田野為生活,為田野而移動。怕鬼,但喜歡逛墓園;喜歡旅行,也喜歡紀錄,文章散見《端傳媒》、轉角國際、Matters;第13屆雲門舞集流浪者計畫獲選者,曾入圍亞洲出版協會(SOPA)卓越新聞獎。兼職翻譯,譯有《歐亞帝國的邊境:衝突、融合與崩潰,16-20世紀大國興亡的關鍵》、《啟蒙運動》等書。
《搭便車不是一件隨機的事》,是他出版的第一本個人著作,並獲得2021Openbook好書獎.年度生活書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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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有那麼一本或數本書,一位或多位文人作家,曾在我們的閱讀行旅中,留下難以遺忘的足跡。「書.人生」專欄邀請各界方家隨筆描摹,記述一段未曾與外人道的書與人的故事。期以閱讀的饗宴,勾動讀者的共鳴。
和大多數人一樣,我的閱讀之旅,最初也是從虛構文類開啟的:我這個年代的台灣小孩,大概都曾在學校圖書室、教室書櫃中,看過亞森羅蘋、福爾摩斯,以及東方出版社的小說選集。
但再長大一些之後,我卻開始意識到,相比虛構文類,我似乎更喜歡非虛構作品,而其中一個原因,其實有點讓我難以啟齒:我總是記不住故事情節,角色關係和人名也經常搞混,幾乎所有看過的小說,只要過一、兩個月就會忘得一乾二淨。
此外,我也逐漸發現自己對工具書很感興趣,比如百科全書、地圖、教科書和字典。
於是我至今最喜歡的一部虛構文學作品,甚至就是一本佯裝成「非虛構形式」的小說:韓少功的《馬橋詞典》。這本書以字典詞條的形式編排章節,目錄看上去就像一份索引清單。
《馬橋詞典》也讓我頭一次看見,方言在小說中的生命力——儘管身為台灣人的我未必能懂,但光是看著湖南方言的詞彙,在敘事中穿插、流動,就已讓我足夠酣快,而充滿律動的故事線,也和詞典的工整形式、扁平意象形成了對比。
因為太喜歡《馬橋詞典》,有次我乘京廣鐵路的綠皮慢車,還刻意在湖南的汨羅下車。雖然故事真正的場景,其實是汨羅下轄一個叫馬橋的小鎮,但在我心目中,汨羅這個名字,就和另一個形似的漢字一樣,總能讓我聯想到一個畫面:文字正在汩汩地從某個鬼才、文豪的筆尖流出。然而實際上,當時的汨羅就跟中國任何一個普通縣城沒兩樣,車站外煙塵漫天,有供過客留宿歇息的鐘點房,還有夾道的燒烤串攤。
不過這種從符號、文字堆砌出來的想像,和真實場景之間的對照和印證,後來也成了我在旅途中閱讀的動力之一,其中一本我在路上最喜歡的書,則是歐罕・帕慕克(Ohan Pamuk)的《雪》(Kar)。
讀這本書的時候,我正好在土耳其的東部搭便車旅行,當時從湖畔的凡城(Van)到卡爾斯(Kars),路上有一半的風景,都屬於國界另一側的伊朗和亞美尼亞。我沒去過高加索地區,卻靠著幾趟土耳其的便車,在高加索的門前繞了一圈。
卡爾斯是個規模不大、人口也不多的省城,卻因為《雪》這本小說,而沾了諾貝爾獎得主的光,比起其他名不見經傳的土耳其省城,多了一些知名度。
從歷史來看,卡爾斯的血統頗為混雜:它曾短暫作為亞美尼亞巴格拉提德王朝(Bagratid Dynasty)的首都,後來在19世紀下半落入俄羅斯帝國手中;一戰前後,卡爾斯又牽連進三角關係,在土耳其、俄羅斯、亞美尼亞之間來回易手,最後才畫歸土耳其。
這種複雜的身世,也展現在卡爾斯的城鎮紋理之中。
鄂圖曼帝國在河邊的山丘上,留下了土耳其人的堡壘和聚落,而俄羅斯人則繞過了這些舊聚落,在不遠處起造新的城鎮。卡爾斯至今仍有棋盤狀的俄羅斯街區,而街上的一層樓平房,則融合了沙俄的建築風格、以及土耳其的石砌匠法,每幢各有特色、神情各異。
建築是權力的化石,可見可觸還硬梆梆;相較之下,街道交錯的角度、巷弄的寬度、樹蔭的密度,則更像空間的口音,雖然是觸摸不到的「虛空間」,卻也在幽微地洩漏城市建造者的出身——如果你去過其他沙俄帝國前沿的中亞、高加索城鎮,那麼卡爾斯的街道空間感,或許會讓你覺得似曾相識。
《雪》的故事情節,是一個流亡海外的土耳其人,以記者的身分重回土耳其、前往卡爾斯,採訪當地少女反抗「禁戴頭巾」政策而自殺的現象。而之所以會有「頭巾禁令」,是因為一戰後的土耳其力圖西化,因此決心實踐政教分離,禁止戴頭巾的女性進入學校、政府機關等公共空間。
這個現象的背後,則是當代土耳其一直在面對的二元課題:到底應該繼續西化、進一步往西方靠攏呢?還是應該「恢復傳統」,讓伊斯蘭教更緊密地與政治、生活結合呢?
由此,帕慕克會將《雪》的一大半場景設定在卡爾斯,確實也頗為合適——那裡位於東部國境地帶,是土耳其介於「東西方之間」的另一個前沿、另一個斷層,是各個文化交鋒的場域,虔誠的穆斯林也更多。
於是這本書讓我覺得迷人的地方,就是故事情節與歷史脈絡來回對話的虛實轉換。
巧合的是,我在世界各地便車旅行之後,也和《雪》的主角一樣成了一名記者,從此愈來愈常讀記者、新聞工作者寫的書:除了名氣響亮、偶爾被人譽為「非虛構寫作大師」的何偉(Peter Hessler)之外,近期我也很喜歡波蘭記者沙博爾夫斯基(Szablowski)的《跳舞的熊》。
《跳舞的熊》主要有兩條軸線,分別是被吉普賽人豢養來做街頭表演、後來被動保團體「解救」出來的熊,以及東歐、喬治亞等地,經歷過民主轉型的人物群像。
讀這本書時我不斷讚嘆,作者居然能讓這兩條看似沒有關係的敘事線交纏並進,卻又隱隱呼應得恰到好處:兩條軸線談的,都是「重獲自由」的陣痛、適應與挑戰。
更讓我佩服的是,沙博爾夫斯基在推進敘事時,並沒有明確給出評斷、批評,但藉由兩條敘事的映照,讀者依然能感覺到「民主化」對一般人的影響有多複雜,而這種敘事手法,也和記者被期待「應該中立、客觀、呈現多元面向」的形象更加契合。
後來沙博爾夫斯基又出版了一本書,名叫《獨裁者的廚師》,內容是他對幾個曾為獨裁者煮飯的廚師的採訪,並從這些廚師的角度,來側面追索獨裁者們的面孔。然而我讀了之後卻覺得,採訪廚師總歸是種「側訪」,反倒沒有《跳舞的熊》那種令人拍案叫絕的感覺。
但不論是旅行筆記、或是非虛構的報導作品,對我來說,它們核心的迷人之處都是類似的:如何對實際發生的事情進行取材、篩選,並安排成有意義、引人追讀的敘事,從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如何在客觀、持平的視角中呈現獨特觀點,更是一門藝術了。●
作者簡介:李易安
端傳媒記者,用移動做田野,以田野為生活,為田野而移動。怕鬼,但喜歡逛墓園;喜歡旅行,也喜歡紀錄,文章散見《端傳媒》、轉角國際、Matters;第13屆雲門舞集流浪者計畫獲選者,曾入圍亞洲出版協會(SOPA)卓越新聞獎。兼職翻譯,譯有《歐亞帝國的邊境:衝突、融合與崩潰,16-20世紀大國興亡的關鍵》、《啟蒙運動》等書。
《搭便車不是一件隨機的事》,是他出版的第一本個人著作,並獲得2021Openbook好書獎.年度生活書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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