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宗暉與黃暐婷皆畢業於東華大學，近期二人不約而同地推出新作。《我所去過最遠的地方》是陳宗暉的首部散文集，用詩化的語言、小說的敘事，表達散文寫作最真誠的心；《少年與時間的洞穴》則是黃暐婷蟄伏兩年多，交出了第一本長篇小說，透過對「時間」的探問，帶出不同故事線的交錯與交集。

一本順著氣流起飛翱翔，一本下潛海底與氣泡共舞，透過事前不知、事後察覺種種偶然與巧合的漣漪，召喚了相同的時間感，藉二人新書問世，在讀字書店舉辦新書分享會，成就這次跨時同學的幸會。

微雨的臺北午後，兩位作家談及各自的堅持與自我測試：那些改變與被改變的東西，如何展示在他們的寫作生活裡。兩人同時重新提問、重新註解自己的作品，也在彼此的書寫裡尋找心有所感、類近的關鍵字相互對話。

▉與寫作的距離

黃暐婷首先談起漫長的小說準備時光。在小說走往她的心裡深處之後，如何經歷不被他人看好，建議自己轉往寫作散文的跑道，讓她起了複雜的心緒與挫敗感，最後又是如何不氣餒地重新以小說跟上自己的經驗。

她回述起家裡開設工廠，放學時候常常看著工廠旁的水溝裡，漂浮著大型小型帶著惡臭的垃圾，這樣的畫面為她的童稚時期啟幕。做為工廠的女兒，她踏上的是另一種「非典型文青」的旅程。直到大學接觸了文學，「意識到文學的魅力，很快就決定要寫小說。」選擇這個文類，因為「被小說創造出來的世界觸動，也想成為用小說創作出世界的人」。她自謙沒有天分，沒有才華，唯一有的就是意志力。

2016年，黃暐婷終於出了第一本小說集《捕霧的人》，以水的形式作為意象，來象徵角色的生命狀態與困境。「捕捉霧氣」既是一種文學隱喻，也是一種真實存在的科學技術。

當初她在自然期刊上看到這個概念，覺得「在多霧的地方架設網子，試圖捕捉一點可用的水，和我們人生很像，總張開雙臂想把握一點什麼。」這個意念也和寫作很像，「以文字為網，試圖撈取捕捉各種微妙的事物，然後在你心裡面留下一點震動的東西。」她喜歡透過不侷限的閱讀，在非文學的領域，也能感受一些文學上的觸動與啟發，這些都是進一步推動她去寫小說的背後緣由。

《少年與時間的洞穴》是黃暐婷的第二本書，也是她初次挑戰長篇小說。寫作契機來自於她在2017年的一則新聞裡看到，有人在網路公共政策參與平臺上提案，希望臺灣時間能加快一小時，變成跟經度上比較接近的韓國、日本同步。這提案有其政治上的考量，也在當時引起或正或反面的各種討論。

這份提案，讓黃暐婷重新發覺自己「沒有這樣想像過時間」，一直以來都將時間視為「理所當然的存在」，為此她開始多方尋查與研讀史料。她分享了臺灣在歷史上如何經過三次時區的改變——時間的現代概念如何由殖民時期日本政府在1896年引進，再因1937年的皇民化運動，1945年日本戰敗，從而將臺灣時間畫入西部標準時，後改為中央標準時，最終又回到西部標準時的過程。

在1937年9月30日《臺灣日日新報》夕刊裡，黃暐婷發現一張提醒讀者今晚11點必須往前調快一小時的示意照片。讓她感到震撼的是，「決定時間的不是自然、不是太陽，而是當權者的手，撥動指針，時刻就此改變。」《少年與時間的洞穴》就從這份震撼開始。她在小說中把時間調快一小時，命名為「新時」。是一個在晚上11點之後的現代，也就是時區改變之後所發生的故事。她補充，「11點」就像背對背的兩個人，可能因此錯過，但也可能相遇。

▉與自己的距離

相較於黃暐婷從外圍往核心，談論對小說的投注以及對角色的愛；陳宗暉則慢慢從細部核心開始向外擴延。他將種種思緒與敘述先壓縮為一句話：「向內縱身，向外連結」，認為這就是《我所去過最遠的地方》散文集裡，最想傳遞、最想分享的感受。

這些稿件原先一直放在抽屜，當成自己的最後一本書，或許也可能不會出版。無意中因為編輯的邀請，它們得以從沉睡的形式被喚醒，而有機會成為第一本書，變成一種「紀念的感覺、祝福的意味」。陳宗暉不只一次談到，他非常珍惜這些相遇。

他從書的封面帶入內容：圖像設計中間有一個人——他引黃暐婷的書名為喻——彷彿掉進了「時間的洞穴裡面」，像過去十年掉進洞穴的自己。收到定稿時，陳宗暉人在醫院，無論是上方像是在叼著這個人的鶴，或圍繞在這人周邊的小魚與泡泡，對他而言，都像在擔心與鼓勵一個掉進時間洞穴、掉進時間之流的人。

從這樣的畫面，陳宗暉感受到很明確的祝福和拯救。他說，就像這本散文集，雖然表面上以疾病的三個進展為輯名——像是書寫與疾病一起生活、帶病的人一起旅行，以及生病之後怎麼跟這樣漫長的時光共處——「這三個階段，表面上好像是疾病的階段跟演進，但也可以把它想像成是自我拯救的三部曲」。

那份自我拯救是，「拯救那個以前的我，那個以為投擲出去的手榴彈已經爆炸所以趴下尋求掩護的我。」陳宗暉用「逆時針跑操場」的感覺為意象重新說明，那樣的方式就像「不斷的向內縱身，但跑到一定程度之後，它也會產生向外連結的力量。」

關係的意義不停改變。他認為書名「我所去過最遠的地方」，可以是物理上遙遠的距離，也可以是「我跟我自己的距離」。那份距離與矛盾讓他以這樣的形貌談論自己：不擅長說話，但試圖去當解說員的人；從小就害怕去醫院，但長大之後總是一個人去醫院的人；害怕人群，又希望他人產生連結。又或是，一個從小沒有母親的人，怎樣與他想像中的母親一起長大，再把自己誕生一次。

寫作這本散文集時，陳宗暉常不斷的寫信、走路、跑步，這樣動起來的感覺也很像一種靜態的旅行。他說，現在這些看似無用的事情，也可能拯救了過去的自己，或未來某一刻的自己。當他脫離常軌，不曉得如何回到原來的軌道時，總覺得不如就繼續走下去，在脫離軌道的過程中，創造自己的軌道。

而每當他想要這樣在生活裡實驗，在「正規的醫療與科學之外，找到另一種自我療癒的方法，不是想到花蓮，就是想到蘭嶼。」他在蘭嶼找到一種復健的可能，就像他空空的童年在蘭嶼找到第二次補償，在蘭嶼第二次長大。

▉與時間的相遇

黃暐婷分享了自己虛構小說中的人物：編輯阿基、小說家莉卡，如何成為說故事的人，如何藉由寫作穿過一個又一個時間的洞穴。她最喜歡莉卡筆下角色少年朗。書裡的所有角色都受限於「新時」這種人為的時間，只有少年朗用自然的方式感受時間的存在、觀察時間的流逝。他甚至提醒身為作者的黃暐婷，自己曾經是個怎麼樣的人，無論對時間的感覺是線性、交錯甚至隨機，「不要忘記月光和鳥鳴，那才是真正的時間。」

陳宗暉則藉同樣的句型提醒：「不要忘記海洋和森林，那才是真正的時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時間感，他讀黃暐婷的作品，被「時間一定可以重來」這句看似稀鬆平常，但最後累積力道的話打動。

陳宗暉說，「創作就可以讓時間重來」，寫作「讓自己再回去災後現場，看著那個抱膝蹲下的自己，一定會有新的改變、新的想法，不會只是倒退過去，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就回到現在，因為時間就是可以重新自我定義的東西。」

他沒有只待在房間或醫院，而是去到遠方蘭嶼，與蘭嶼朋友阿文相遇，重新定義了這個受傷的島嶼，也重新定義了曾經讓自己受傷，如今抱持期待的4月。而與曾是大學同學的編輯重逢，則感受到自己的作品被保護，「允許錯誤的存在，讓生病的句子還是可以發聲，而且等它好好的康復。」

時間如何延宕，世界如何是距離，陳宗暉盼望這兩本書的陪伴，能給予這個大家「一起進入隧道」，備感困頓的2020年一點祝福：「當隧道感忽然入侵了你的生活，可以想像成，這樣的黑暗是因為有一場電影要開始了，電影看完，出口就到了，天就亮了，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