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韓國MERS風暴

不管是戰爭、災難或傳染病，越是生死攸關的事件，越要有明確的敘事。以目前來看，最後為MERS受害者留下記錄的不是人，都是統計資料。我們必須記錄每一個受害者的個性、擁有的夢想，經歷的痛苦和煩惱，以及他們的為人。並且，必須將受害者的敘事傳播到整個地球。

《我要活下去》, p.261

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的流行，是當前世界最受關注的大事，在韓國幾乎被遺忘的2015年MERS（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事件，因此重新被喚起記憶。不同於華人世界，SARS對韓國社會幾乎沒有什麼影響，面對2020年的新型冠狀病毒，韓國社會自然地聯想到5年前發生的MERS事件。

2015年5月至7月，MERS在韓國留下了186人感染、39人死亡的紀錄。但若單看此統計數據，完全無法顯示因MERS所揭開的韓國社會黑暗面。我認為關鍵的核心線索正是「三星首爾醫院」所隱含的「三星」和「首爾」這兩者結合所產生的負面性。

姨丈！我要帶我爸到這個國家最好的醫院診治，我不能就這麼送走他。（ p23）

三星首爾醫院被譽為韓國最好的醫院之一，然而急診室裡總能看見為了獲得更好的治療，從地方遠赴首爾就診的病人與家屬大排長龍。病人和家屬必須在簡易病床等個幾天，才能分配到病房。而即便有病房，也是被分配到不在健保範圍內的2人或3人病房，所以大部分人一進病房，第一件事便是立刻申請有健保補助的6人病房。

▇感染者一半以上在三星首爾醫院

對韓國人來說，這樣的首爾大型醫院急診室風景確實極為熟悉。若把「三星」和「首爾」分開來看，三星醫院擁有「一流企業子公司」的地位，首爾則是擁有社會、經濟、政治等資源不均衡集中的首都地位。由「三星」加上「首爾」所組成的三星首爾醫院，是讓即將走向生命盡頭、還想「要活下去」的許多病人最後寄以希望的對象。然而，現實中的三星首爾醫院，其實只是一個利用病人生存的希望、從中追求利潤的企業罷了。

韓國作家金琸桓的小說《我要活下去》裡，三個主角都在F醫院被感染了MERS，這裡的F醫院正是指涉三星首爾醫院。雖然採取小說形式，這部作品實際上相當於重構現實的紀錄片。不知道自己被MERS感染而從地方遠赴三星首爾醫院就醫的病人們、被上述病患感染的三個主角，以及環繞這三名主角家族成員的故事，皆反映了韓國社會的歷史矛盾。主角所遭遇的問題不只是病毒感染，因為感染的原因以及感染後的惡化，都無法繞過「三星」和「首爾」。

從小說內容來看，三星首爾醫院之所以成為MERS感染的溫床，是因為三星和政府的共謀關係，亦即兩者為了企業的利潤和官僚的明哲保身，而刻意將問題加以遮蔽。

當時的三星首爾醫院並沒有負壓隔離病房，證明了該醫院並沒有能力對付MERS。然而三星首爾醫院並未承認他們的不足，因而助長了問題的嚴重性。此外，韓國政府也不具指導能力，客觀掌握三星首爾醫院的狀況並積極控制，反而被院方所操縱。

這一狀況其實可以理解，因為光是三星電子，上市市價總額排名全球前20，並在國內占有差不多整個上市總額的30%。韓國自1960年代以來出口導向的增長結構鞏固化，占出口額很大部分的三星，影響力之大是超出想像的。在如此狀況下，韓國人一方面炫耀自己擁有世界一流企業，另一方面又自嘲地稱自己的國家為「三星共和國」。

結果感染MERS的病人一半以上都在三星首爾醫院。《我要活下去》的主角以自己的身體證明了，三星和政府的共謀關係，如何造成無辜者的犧牲。

▇非人性的社會體制是病毒繁殖的外部宿主

主角金石柱、吉冬華和李一花都於5月27日在三星首爾醫院急診室感染了MERS。小說採取編年史結構，主旋律是後來成為第38個死亡病例的金石柱的故事。以金石柱的犧牲為中心，加上吉冬華所遭遇的歧視，和李一花對不合理的抵抗，可視為小說的主要結構。三位主角分別代表著「犧牲」、「歧視」與「抵抗」。

雖然小說主要在傳達「要活下去」的心聲，不過最吸引我的倒是三位主角具體展現的人之歷史性和社會性——所謂歷史性，是指「三星」加上「首爾」體制的本質，而社會性則是指在「社會」的無能之下，取代社會功能的「家族」。

最能揭示歷史性的正是小說主旋律：金石柱的故事。金石柱死於2015年11月25日。淋巴癌復發的他在三星首爾醫院感染了MERS之後，在被「隔離」的狀態下錯過了治療癌症的時機而過世。其實這中間他已治好MERS，出院後準備治療淋巴癌。但因為淋巴癌症狀惡化而再度到三星首爾醫院就診時，卻被視為MERS病人而受到隔離。雖然金石柱可視為MERS流行所造成的死亡病例之一，不過他的死因並不是MERS，而是淋巴癌。在2017年9月13日因MERS後遺症致死的第39個死亡病例出現之前，金石柱一直被視為最後一個MERS死亡病例。

在金石柱的故事中，政府向世界衛生組織（WHO）尋求對於特定MERS案例的因應方案，是最能夠揭示「三星+首爾」本質的展現。罹患淋巴癌的MERS感染者金石柱是特定案例，但政府無法主動克服特殊性，反而總要依賴外部權威，最終導致病人的犧牲。這簡直可稱為殖民地官僚主義的重現。

政府沒有方法去推測和控制因數位媒介而大量產生的恐懼感，他們的解決層次只停留在嚴懲散布MERS謠言的水準。政府應該迅速解答民眾的疑慮和不安，而不是只會抵制所有流言蜚語。哪些消息是流言蜚語，哪些消息屬實，應該一五一十地講清楚。（p.218）

▇病毒為社會試金石

事實上，三星＋首爾的本質是對於人命的輕忽和不負責任。這種非人性的社會體制，才是導致「外部」病毒繁殖的宿主。「外部」病毒所浸透的對象不是孤立的個人，而是整體社會。雖然隨著後冷戰的區域化和全球化，人口的流通愈來愈擴大，網路技術使得龐大資訊迅速被分享，不過韓國社會從未真正反思過殖民、內戰、分斷和冷戰歷史，只片面地在經濟增長的量化層次適應這些變化。

在這個狀況下，病毒的浸透成為了試金石，不只讓我們確認是否擁有一個真正的社會，也讓我們確認在龐大資訊的流通下，社會的無知以及知識的無能。如金石柱的案例所顯示，知識的角色不在於將理論重複應用於固定事物，而是面對不斷變化的現實時，能主動積極地提出因應之道。

韓國社會透過這項試金石終究確認了：整體社會尚未克服知識的殖民性，因而形成了冷漠的社會和不負責任的「政治」。事實上，韓國社會不存在真正意義下的政治。

把全部MERS病人看作受害者後，才能討論誰才是讓他們被傳染的加害者，才能分清法律和制度的對錯。所謂「加害者」是要追究責任的，但MERS的擴散絕對不是MERS病人的錯，不是因為他們不道德、不誠實。不管是「超級傳播者」還是「加害者」，這種標籤都是對受害者、對病人的偏見，是在把責任推到他們身上。沒有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的MERS病人，就算他們傳染給別人，也仍是受害的MERS病人。（p.220）

這種社會與政治的缺失，或社會的無知及知識的無能，反覆造成人的恐懼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從而形成了獨特的社會性。小說中主角們對於職場和勞動的執著，以及具備強有力支持連帶的家族關係，皆是這種社會性的主要表現。

在社會與政治的缺失狀況下，不僅是病毒，甚至連外部的「危險」因素（例如：移工vs.本國人）也造成人的恐懼，並擴大和深化了人們之間的不信任與嫌惡。結果，個人只好透過「家族」這種具有歷史累積的資源以獲得生存。三位主角各自與家族成員間的支持連帶關係，正如實反映了這種社會的歷史體質。

2000年代發生的雙龍汽車事件，是韓國社會勞資矛盾的重要象徵，工會曾提出「解僱等於殺人」這一口號。忍受染病後的身體之痛、堅持繼續工作而昏倒的吉冬華；堅持回到爸爸、丈夫及牙科醫生位置的石柱；好不容易成為記者並在試用期盡量表現自己能力以免被派到地方的一花，都在證明著「解僱等於殺人」這個口號的現實性。因為社會的壓迫，他們都忍受與壓抑身體的苦痛。

他們在失能的社會裡，以家族為中心相互支持以求生存。父親與太太為了罹患癌症的石柱而犧牲；吉冬華長久以來照顧病弱的妹妹，甚至因為送妹妹去急診室而染病；作為獨生女的李一花也是為了在醫院照顧癌末的父親而感染了MERS，這些都是典型韓國社會家族的表現。

在區域化和全球化的趨勢之下，我們無法避免傳染病的跨國流行，那麼該怎麼辦？一般的答案多半是在日常生活中強化社會共同體的連結，以及在社會中培養利他性和多元性等正面價值。不過，病毒浸透的對象是社會中的個人，而且各個社會都擁有相異的歷史。

在我看來，社會是否成為病毒的抗體或是宿主，取決於知識、社會和政治的重建與否。若從人權等抽象的個人層次對付傳染病，我們很容易忽略不同社會之間相異的歷史性。因此，《我要活下去》這本小說，對於作為韓國人的我，提出了一個根本問題：韓國社會該如何應對「三星」和「首爾」？

那麼對曾經經歷過SARS、當下同樣面對新型冠狀病毒危險的台灣來說，《我要活下去》所揭示的韓國歷史社會矛盾，能否成為一個參照視野，重新審視台灣的歷史社會矛盾？

台灣曾經歷過的SARS和韓國經歷過的MERS分別具有相異的特定性，SARS的影響範圍主要涵蓋區域化的華文世界，而MERS對韓國的影響相對地以全球化為背景，因此它們對台灣和韓國產生效果的機制也有所不同。

不過，這次新型冠狀病毒的發源地是中國大陸，而台灣和韓國同時受到直接影響。可以想見，東亞的區域化是這次病毒流行的大背景。所以我們可以說，這正是時候，東亞區域的不同社會需要總結過去各自的經驗和教訓，並進行互相學習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