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人生.阿潑》聆聽他人的故事

總有那麼一本或數本書,一位或多位文人作家,曾在我們的閱讀行旅中,留下難以遺忘的足跡。「書.人生」專欄邀請各界方家隨筆描摹,記述一段未曾與外人道的書與人的故事。期以閱讀的饗宴,勾動讀者的共鳴。

升大四的那個暑假,和同學一起到英國自助旅行。因為是第一次自助,又長達一個月,平時不會帶我應酬的父母,在行前一晚特別帶我去朋友的飯局,和他們一起聚餐。席間,因為太專注聆聽長輩們談話,筷子一直停在半空,我張著嘴不是為了進食而是聽到忘神,被母親當著眾人的面喝叱數次,依然故我。那些話題離我經驗太遠,於是充滿磁力,將我吸了過去。

「這個孩子從小就這樣。」硬的不行,母親決定改變策略,來軟的:「她才幾個月大,脖子還軟軟的,無法撐起頭,只要聽到大人在聊天,就會想辦法追尋聲音來源,拼命把頭往那個方向移動。」

她示範了我躺在舊式木板大床上,吃力仰頭的動作後,繼續叨唸:「如果別人在她喝奶的時候在旁邊說話,一定會被我趕出去。因為這孩子就會光顧著聽,嘴巴張開開,不再咬奶嘴也不想吸奶……」

長輩們哄堂大笑,直說有趣:這麼善於聽人說話,果然適合當記者。而我羞惱得想鑽地,只好認真扒飯吃菜,再也不敢「為聽棄食」──但只限那場飯局而已。

母親是對的。直到今天,我仍對吃食毫無興趣,寧可將時間挪來滿足資訊飢渴之慾。及至中學,我必以電視或報刊佐飯;上大學後至今,吃飯時若無法上網瀏覽、翻讀任一有字的載體,我都會覺得浪費時間。因此,就算手邊只有廣告傳單,也會津津有味地細閱,才不會有空虛感。此外,包含電線桿廣告、店家門外的海報,甚至交通工具上的路線圖,都會讓我駐足盯視許久。光是資訊本身,就夠讓我著迷。

小學一年級,學校發下福利社的購書單,讓我們拿回家給父母參考,團購課外讀物。我父母從不經手學校的事,任由我在那張沒有注音的圖書目錄裡勾選,而我也確實不浪費這機會,凡中日戰爭故事、林肯父子或冰海小鯨之類據說得獎的兒童故事,都入了我的手。後來才聽母親說,上小學之前我就認得很多字,但從不教我習字讀書的她,實在無法確定我到底怎麼學來的,只好認定是電視字幕跑進了我的記憶庫裡。

我不太曉得自己究竟是迷戀文字訊息,或是好聽故事,但即使看似無意義的幾行文字,在我腦海裡都可以編織成一方天地。像是有一天在電影圈朋友的帶領下,參觀《賽德克巴萊》片場──那是一個由日籍美術設計重新打造、試著還原的「日治時期的霧社街」──那些由各種細節構成的文化質地讓我錯以為穿越了歷史,於是直盯著和式木屋與電線桿上的紙頁,想透過這些字句「發現時代」。其實,絕多是醫藥廣告,霍亂鼠疫或痔瘡預防或治療的資訊翻印其上,離開片場,讓我不禁讚嘆:逛完這一圈,都可以寫個日治時期疾病研究之類的文章了。

對我而言,無處不田野,就算只是數位訊息包圍的場域,也值得浸淫,研究出個什麼來。我的採訪書寫,大概都出於各種經驗偶遇,若是逐漸擴大,就會啟程追尋。但我並不總是這麼認真,只是興趣被觸動後,就想要替自己內心萌芽的問號,找到對應的答案。

離開這個虛構的「霧社街」之後,我開始翻讀起《帝國與現代醫學》、《疾病、醫學與殖民現代性:日治台灣醫學史》這類置放在書櫃深處的硬書,甚至連小時候收集的漫畫《野口英世》都找了出來。剛踏入社會那些年,因為工作的地方都鼓勵讀書,可以在限度內申請書籍,加上當時科學人文出版市場與品味都好,讓我一度跌進那個讀書時屢受挫折的理科世界,於是,書櫃上積累了數排相關書籍,而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路易斯.李奇(Louis Leakey)這類演化生物學或考古人類學的相關出版品,也間接引導我走向人類學之路。

我對疾病論述的興趣,也幾乎在同個時期蒙發:從文學作品《鼠疫》、《疾病的隱喻》,到非文學的《瘟疫與人》或《槍炮、病菌與鋼鐵》,都是我日日捧讀的書。總之,那幾年,我對人類與它的一切都很好奇,大到文明,小到病體,都是我雜食的標的。

彷彿與之呼應一般,那時恰好發生九一一恐攻,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等論述突然理所當然且熱門,我對此感到失望,也為薩伊德的不斷呼籲而感傷,突然對於人文社會這個學門的無所作為感到羞愧,因它讓這衝突合理化而難堪。一個念頭於是浮上:如果能遁入科學領域,不顧這種喧囂,該有多好?我因此報考後山的人類學所,一心想讀生物或醫學人類學。這意味著我要離開媒體工作,放棄聽故事並寫故事的權利。

我的數理很差,文史地自是傲人,高中選組本不該猶豫,卻因生物成績不差而有些遲疑。尤其那些年,我迷上了侯文詠的書寫,從《七年之愛》、《大醫院小醫師》到《烏魯木齊大夫說》,白色巨塔裡的悲歡,生死相隔的拉扯,時常讓我又哭又笑,直認這是相當有意義的工作,但最後我還是選了文組,唸了新聞系,也進了媒體,但這不值得遺憾,因為記者這工作可以出入各種場域,或許有天我也能在這個白色場域採訪,寫出那樣生動的故事。

不料,出了社會的第一份工作,我就有採訪「偶像」的機會,看他如書裡那般風趣搞笑,興奮時還會任頭在桌上滑滾(?!),接著第二年、第三年,都還是能採訪他。

「侯大哥,這是我最後一次採訪你,請聽我說說真心話。」離開媒體、準備去讀研究所的最後一個採訪,正是侯文詠。當時趁著半自傳《我的天才夢》出版,他宣布「棄醫從文」,要專心寫小說。這是很值得報導的題材,但訪問過程中,我心裡的問號不時衝上腦海,於是,採訪結束,關上錄音機,我以「個人」身分與他對話。

我解釋自己要離開媒體,去讀研究所,因為寫了這麼多字,好像徒勞無功,不知道改變了什麼,影響了誰,感覺很沒用、很空虛,「可是你呢?當醫生明明可以救很多人,為什麼,要放棄當醫生,投入寫作呢?」

素來伶牙俐嘴、反應迅速的侯文詠,突然收斂表情,難得的頓了一下,嚴肅坐正:「醫生,只能救本來就能救的人。寫作,可以擴散到自己都無法預測的地方。」

我對這個答案不置可否,也無法理解,但也說不出什麼反駁,任這話題結束。多年後,我才發現這問題很冒昧,怎麼能拿大作家跟自己比?更何況,他確實影響了中學時期的我,至少讓我對人的生命與處境有更深切的理解與想像。我在許多行業打滾了幾年後,才真正理解,對侯文詠來說,寫作的價值,或說對青年學子產生的影響,是超越醫療與它所帶來的限制。儘管我當時保持懷疑,但內心還是受到聽說故事的本能驅動,不管做什麼工作,不論在何種平台,我都還是習慣觀察、閱讀、聆聽、書寫。

聽人說故事,並將那些故事傳遞出去,幾乎已經成了我這輩子唯一會做、能做的事情。然而,「書寫到底有沒有價值」、「到底能改變什麼」這樣的問題,仍不時浮上心頭,甚至,每次下筆都很膽怯,想著這是否會傷害別人、製造衝突,或者不過是一團丟棄也無所謂的垃圾?

我也是以這樣的標準去讀一本書的。書,很重,但那重量遠遠不及書寫與文字本身。就像嬰兒時期的我,吃力地想要將頭轉向音源那方一樣,面對他人勤懇書寫的作品也好,自己瀝血刻鑿的成果也罷,都要用盡力去聆聽他人的故事,可能的話,將這些故事妥善地傳下去。


阿潑
一日文字工,終生工文字。時常離開台灣,就是離不開地球。著有《憂鬱的邊界》、《日常的中斷》、《介入的旁觀者》,合著有《咆哮誌》等。臉書:島嶼無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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