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閱讀史與文學史作為共感的體驗:陳芳明、紀大偉對談

同在政大台文所任教的陳芳明(左)與紀大偉難得同台演講。

沈眠/記錄整理

Openbook閱讀誌籌備許久的重量級活動「2017Openbook好書獎」,即將在12月2日揭曉。在此之前,先推出3場「打開來讀 有人陪你」暖身系列講座,首場於11月7日舉行,特邀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講座教授陳芳明,以及同單位助理教授紀大偉,於誠品書店敦南店,展開第一場「閱讀史與文學史」的對談。

座談由本刊總編輯周月英開場,她提到早在今(2017)年2月Openbook開站之前,自去年底、今年初,編輯部就已密切與各出版社接洽聯繫,展開2017Openbook好書獎的準備與評選工作,歷經一整年的時間,終於要迎來成果。在年度好書獎揭曉之前,希望先以系列暖身活動,從寫作、評論、好書獎以及推廣與詮釋,與讀者分享各種閱讀的可能。以下為首場講座側記。

  • 講題:閱讀史與文學史
  • 講者:陳芳明(政大台文所講座教授)
       紀大偉(政大台文所助理教授)

▉台灣新文學的凝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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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台文所講座教授陳芳明曾於2011推出《台灣新文學史》。

陳芳明拿起麥克風,起身面對座無虛席的現場讀者,說他一直與曾任《中國時報》開卷主編的周月英有著密切聯繫,很樂見她能夠創立Openbook,重新開拓《開卷》的精神。

接著,陳芳明說起2005年創建政大台文所的經驗,如何尋求包含范銘如(女性主義)、孫大川(原住民文學)、吳佩珍(日本文學)、崔末順(韓國文學),以及在場的紀大偉(同志文學)等人,組成他心中的文學夢幻隊伍。陳芳明表示,這些師資沒有一個是他的朋友,純粹是以文學與教育的需要去尋找。有了這些師資,他才覺得吃了定心丸,也有信心能夠真正地推動台灣文學教育與研究,並持續自己的文學史寫作。

陳芳明談起於2011年出版的《台灣新文學史》,首先要想的問題就是:「文學史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在他而言,文學研究必須慎重地處理作品位置與歷史評價,也就是「文學的歷史化」。

出身歷史系的陳芳明侃侃而談,短短十幾分鐘裡,就為讀者們耙梳了台灣文學史景觀──1920年代第一代台灣知識分子群像、第一篇台灣文學作品、《台灣民報》、《台灣青年》,乃至1940國民黨的再殖民,以及80年代的後殖民時期,種種。

說起第一代台灣知識分子,陳芳明指出:「他們最大的貢獻,不止是對現代知識的建構,不止是對外國知識的翻譯與介紹,不止是推翻傳統知識傳授如《四書》、《五經》的永恆不變,而是真誠的自我實踐,敢於反對與抵抗,如蔣渭水。」而新文學之父賴和的寫作,也已具體地提出此後台灣新文學的路線,包含〈一桿秤仔〉的農工問題、〈可憐她死了〉的女性處境、〈南國哀歌〉的原住民議題。1947年生的陳芳明說:「我是二二八發生那一年出生的,我寫文學史,也就為了做為歷史的見證而寫。」

陳芳明表示,他在出國以前,一直是所謂「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對人生的想像也就是將來要回到大學,教授宋史。但因種種機緣打開了知識與文學視野以後,「我成為了異議分子,那是偶然的。而人生的道路都是偶然的,從來無法預期。但我就是接受它,勇敢走出去。」陳芳明淡定地呈述。

▉台灣本身就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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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台文所助理教授紀大偉今年著有《同志文學史》。

紀大偉開頭就幽默地說:「今天的講座是政大台文所最資深教授跟最菜教授的組合。因為陳老師已經進行了嚴謹而清晰、理性且宏觀的講述,我只好來談一些小情小愛的事。」讀者們都笑了。

他先講起當年和報紙書評版面的淵源:「當時聽說,如果想吃免費的豪華Buffet,可以去《開卷》的頒獎典禮。很多年前了,我記得那是在台北車站對面的新光三越百貨頂樓辦的(當時還是台北最高的地標),我真的去了,到場就是拚命吃,也不管別的。」立刻引起現場讀者的哄堂大笑。

此外,那會兒在台大校園也有傳言,如果能為《開卷》寫稿,比較能在學術界獲取良好印象。再加上他赴美時期,為避免精神錯亂(畢竟留學生涯太孤寂了),就大量寫書評和導讀,「這是一種能夠使我身心安定的方式。」後來,他常跟現在的學生說:「心慌意亂的時候,應該去閱讀、寫書評,這樣就能克服心神騷動。雖然他們可能覺得我在誆騙他們。」又是一片笑聲響起。

其後,紀大偉講起《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在陳芳明赴美找他回台灣前,紀大偉一直迷信大國主義,比如美國是最強的,所以美國文學也是最好的,他打著主意要走這條路。當時他被勸說要做中國文學同志史,也真的寫了,成為他的博士論文。

直到陳芳明找上門以後,紀大偉才認真地思索關於台灣的種種,他赫然發現:「這裡面有一個普遍的危機,就是我們對台灣沒有信心。」他認為,這恐怕也是被殖民的後遺症。如同開關被啟動一般,紀大偉從此一頭栽進台灣文學領域,他的思維與視野廓清,明白到「台灣本身就有價值」,而無需自卑自微,外求其他。

有這樣的體悟,都得歸功於陳芳明,紀大偉當場向他致謝。陳芳明笑著說:「我一直逼迫他寫台灣同志文學史,即便紀大偉不堪其憂,我也不改其樂啊。」他也對紀大偉而今的文學史成就感到驕傲。

紀大偉且細說《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之所以定時間點於1950年,乃因當時林海音主事的《聯合副刊》,開始連載法國安得烈.紀德(André Gide)所著、由聶華苓翻譯的《遣悲懷》等同志文學。

而他的論述重點置放在50到60年代,是因為他想要追索陌生、未知的年代,「那是我父母親的年代,有喇叭褲、半屏山髮型的年代,我很想要理解他們的生活背景。」至於1970、1980則是他國小、國中時期,紀大偉也非常好奇當時台灣社會的環境究竟為何,所以多加著墨。反倒是已能夠清楚記憶的1990年代,比較不是重點。

紀大偉說:「寫《同志文學史》的另一個用意,也在於認識我自己,回溯我較為陌異的生命經驗。」他鼓勵當前的研究者盡可能去認識、探索少年、童年經驗,才能從未知裡挖掘出豐富的事物。

▉文學是為他人設身處地

20171114_05.jpg一講到文學史跟閱讀的關係,陳芳明就興味盎然,他說:「文學史是往後回看的閱讀。」但同時新的東西不斷出來,他也得繼續往前看,看更多年輕人的作品,關心台灣文學的新景觀。「所以,我的文學史寫作是不會間斷的。我還有野心,要把《台灣新文學史》沒寫到的90年代和21世紀初,接續下去。」

閱讀一定是日積月累的,他開示也似的說:「所有閱讀的累積,都是零碎時間的總和。」閱讀不會有什麼捷徑,因此,陳芳明總是很珍惜地使用各種零散的時間,比如乘坐高鐵移動中,盡可能多閱讀。他霸氣地宣告:「所有讀過的,都不浪費。」台下有不少讀者紛紛點頭。

自陳「我必須走出我的時代」的陳芳明也表示,對當代年輕人的作品十分激賞,不僅僅是敘述手法很能放開,還有「跟我們那個時代的拘謹、自我檢查很不一樣啊,現在是百無禁忌,能夠直接面對處理家庭的黑暗面,獲得自身的救贖。」

陳芳明說:「每個人都會有自身的時代限制,但文學作品從來不會是孤立的。文學的價值在於為他人設身處地,也就是共感體驗。」因為大量閱讀的關係,陳芳明很沉痛地說:「就因為我看過他們的世界,所以我選擇跟他們站在同一邊。」無論是女性、非異性戀、原住民的文學,都讓身為異性戀男性、漢人的他理解更多,也才能夠擺脫自己的觀念侷限。

一直認真傾聽陳芳明說話的紀大偉,最後也從另一個面向呼應這樣的文學共感論:「文學史不止是作者的歷史,也是讀者的歷史。作者往往都是從讀者的身分演變而來。」個人的閱讀史不止是個人的,它還有時代的意義,一旦凝視它、將之書寫出來,擺放在歷史位置上,就會是文學史了。因此,「任何領域的人,不管是不是文學科系的,只要你願意長期專注認真地閱讀,都可以從事台灣文學研究。我們歡迎新血的加入啊!」讀者們也回報以熱烈的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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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時間

讀者對陳芳明提出一個非常犀利的問題,乃是關於以〈某夫人畫像〉一詩歌頌前總統夫人的余光中之評價。

陳芳明不疾不徐地回應,首先他感念余光中對他的賞識與照顧。陳芳明並非外文系學生,但余光中在他大二時就常邀他去余家,兩人的師生情誼對陳芳明來說,是股很大的激勵。

直到1977年,余光中寫〈狼來了〉,攻擊在文章裡頭引用毛澤東話語的陳映真。陳芳明當時寫信給余光中,大意說余在詩中喜用江南,唯他的江南,之於陳芳明來說,就是嘉南啊。余光中未回覆這封信,「後來,我們就決裂了。」陳芳明難掩欷噓。

廿年過去了,1997年,已在政大任教的陳芳明,在國家圖書館目睹余光中遠遠走來。他說:「當時,真的是天人交戰啊,想著到底要不要跟老師打招呼?」終於,陳芳明還是踏出那一步,兩人也就和解了。

反倒是多年前他選擇站在同一邊的陳映真,後來變成對立關係。陳芳明從政大中文系教授尉天聰處聽說,陳映真對文化大革命推崇備至,甚至渴望再發生一次文革。尉天聰當下是這麼回應的:「如果你的親人因文革而死,你就不會說這樣的話。」陳芳明神情嚴肅地提到,尉天聰的家人在文革時遭受慘烈的批鬥,只因他身在台灣。

其後,政大頒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予余光中之際,余交給陳芳明一疊書信,是當年台北的許多作家聲援〈狼來了〉的親筆信。「我說這些,不是要算帳,而是要指出,文學家是可憐的。因為一切都是白紙黑字寫下來的鐵證。比如在日本皇民化時期,台灣社會上何止文學家大力認同,還有很多醫生也搖旗吶喊啊。但最後只有文學家會被後世公審。」陳芳明極其感慨,文學家也是人,文學家也有他自身的侷限。

是的,人是複雜的,因為複雜,所以往往會把好的跟壞的搞混。人人都是好人,但人人也都會做出壞事。陳芳明的發言顯然企圖阻止對人的評價單一化,不應該只針對某一件事,而是要更全面的思索與定義人的所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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