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錢真的《鄭經的朋友》，很難不先看見史實裡的鄭經。鄭經當然不是歷史上無名的人。他是鄭成功之子，20歲左右便接下父親留下的政權，在臺灣執政近20年。他的名字出現在戰爭、外交、海上貿易與清鄭對峙的史料裡，也長久被另一件私事跟隨：他與弟弟乳母昭娘的感情。錢真在《鄭經的朋友》後記裡也提到，每當朋友聽見她正在寫鄭經，第一個想到的幾乎總是這件事。彷彿一個活過39年、治理過一個海上政權的人，最後被歷史留下的私人面貌，只剩下一則帶著亂倫陰影的傳聞。

卻也不然，因為鄭經還留下了詩。

這或許也是讀《鄭經的朋友》很迷人的入口。他的《東壁樓集》留下另一個鄭經，寫海、風雨、山林、孤月，也寫男女情事，寫情愛中的嫉妒、色衰與無可挽回。那400餘首詩像是正史旁邊另一疊未被裝幀的記事紙，讓錢真得以從那裡側身進入。

於是我們得以從小說裡看見鄭經的明暗形影，深夜無眠地在案前排列字句，反覆使用自己喜歡的風雨、江海、山林、明月與孤寂，也知道自己總在相似的景物裡徘徊。白日裡，他寫外交書信，字句經過臣僚、通譯參酌現實情勢共同修整；到了夜裡，他才重新擁有那些可以自己決定的字。錢真寫道：「他必須擁有這些字，去平衡白日裡為了國事而寫下的字。」這一句幾乎替「詩」在小說裡的位置定了音。

錢真的歷史小說，從來不只服務於歷史，而是因著歷史張開的隙縫，讓深愛的文學有空間舒展。就像人們在政治家的詩中，看見了對照，那個總被戰爭、復明、海權包圍的鄭經，竟有如此深情與專注的目光，長久地停留在情感生活裡。

錢真顯然比所有人更早注意到了這件事。

所以小說有一個我很喜歡的微小段落，雨夜裡，鄭經飲酒，忽然決定「寫點別的」——「詩裡他是一個女人，埋怨著移情別戀的男人，又無法不懷想兩人昔日的山盟海誓，仍舊期待男人回心轉意。」寫著寫著，他甚至「感覺心中真有一個自己能傾盡所有、固執愛著的人」，一直到墨乾、情緒散去，「她又變回了他」。

雖未明列，卻能輕易讓人想到許多……像是鄭經寫〈君不來〉直接借女子之口寫相思：「妾回深閣裏，朝朝懶粧臺。愁腸莫可寄，聊作數字裁。」到了〈初冬〉，仍是「紅顏等君君不來」，一個男子在紙上進入等待愛人的女人身上，借她的閨房、容貌與孤枕，想像另一種愛裡的位置。

➤友達以上？

藉由那句「她又變回了他」，小說真正大膽的虛構才開始。

《鄭經的朋友》的另一面，當然可以被讀成一本帶著BL氣息的歷史小說，甚至錢真也沒有刻意迴避這種閱讀理解。但這條情感線並非將一個全然現代的戀愛模式移植到17世紀，它的有趣處恰好在於，小說先從歷史找到一點曖昧的憑據，再沿著史料沒有寫下去的地方，慢慢虛構。

鄭經的感情生活原本就留下一些奇異的岔路，最著名的自然是年少的鄭經與弟弟乳母相戀，甚至生下一子，這樁留傳至今的「亂倫情事」，當時事情傳到鄭成功耳中，幾乎也釀成鄭氏家族內部的一場殺戮。

錢真在後記提到，這段故事長久以來幾乎成為鄭經最鮮明的私人標記，然而她再往後讀史料，亦碰見了另一個名字——施亥，或稱施明良。文獻稱他為鄭經的「嬖人」，後來遭清朝官員姚啟聖收買，試圖誘鄭經前往海口，再由伏兵將他擒下。到了江日昇的《臺灣外記》，甚至寫鄭經替施明良辯護，說他只是在政事之餘陪自己聊天，「忠肝義膽，種種可愛」。

「嬖人」兩字留下來了，然而究竟他們是什麼樣的關係，卻沒有被留下。這正是歷史小說最令人著迷，也最危險的空白。

錢真沒有直接把施亥擴寫成一場同性戀情，反而另外創造了「薩哈闌」一角。這個來自拉美島的人，同樣從歷史縫隙中誕生：殖民者留下征伐拉美島的紀錄，卻幾乎沒有留下拉美人如何看待自己的世界。錢真特別注意到荷蘭史料裡一句奇怪的描述，說拉美人「沒有朋友」，或者更準確地說，他們只承認島內之人可以成為朋友。這個由殖民者寫下、意思也未必可靠的「朋友」，最後被她取來成為整部小說的題目。

朋友是什麼？對鄭經來說、對小說來說，這個問題顯然並不容易回答。畢竟那他身邊總有許多同伴，如陳永華、馮錫範，也有臣屬，有家人，更有與他共同治理東寧的人。然而藩主與臣下之間，究竟能不能成為朋友？一個人的權力愈大，或許愈難確認留在身邊的人究竟因何而來。

薩哈闌的特殊，正因他始終站在這套秩序稍遠的位置。他聽不懂鄭經所有的詩，也未必理解漢人的君臣禮法。鄭經只能把詩重新說給他聽，一句一句解釋。小說將這情誼寫得極動人：「像是為了說那些話而見薩哈闌，又像為了見薩哈闌而說那些話。」

除了曖昧的五感，他們還有更多形上的交流，像是談到人的變形時，薩哈闌說，變形可能「為了離開」；鄭經想到的卻是死後化蝶，是「為了在一起」。
 
相比原先以鄭經之號「錦舍」取的書名《錦舍的朋友》，我更喜歡書名最終定為《鄭經的朋友》，沒有情人，沒有愛人，也沒有知己，只有朋友。就像在所有關係裡，他最終還是被所有人記憶為鄭經。

畢竟鄭經只有留在「鄭經」的位置上，才能保持權力。一旦跟著薩哈闌離開，君臣、藩主、鄭成功之子、東寧統治者的身分一層層脫落，他必須以一個普通人的身分承受另一個人可能不再愛他。對一個可以定奪他人去留死生的人來說，世間最可怕的事情莫如同他詩中所寫——如當時女子般的被拋棄。當一個人曾在自己的文字裡如此自然地進入女人的等待、怨恨與情愛，再回看《鄭經的朋友》後來展開的男性情感，薩哈闌的出現便不會顯得憑空。

甚至連小說裡最有意味的一場詩會，也仍然談離開。

夢蝶園裡，眾人以李茂春遺失的黃螺作詩，鄭經寫下：「豈知微物有靈魄，雖死猶能起霹靂。因風雨兮破垣掖，乘雷霆兮歸海汐。入滄波兮歡所適，君莫悲兮去後惜。」螺終於破壁歸海，去到自己適意之處，陳永華念完，鄭經卻突然問：「你可也會離開我？」

古詩原先容納的寄託，在小說裡忽然朝人靠近。BL在這裡也有了比情節更深一層的作用，它讓一個被權力與歷史固著住的人，暫時進入另一種關係的想像。甚至回頭再看前面的詩，那個「她又變回了他」的鄭經、寫著「君不來」的鄭經、問陳永華「你可也會離開我」的鄭經，以及最後害怕薩哈闌拋棄自己的鄭經，竟在幾百年之後的小說裡慢慢重疊起來。

歷史當然沒有辦法證明這一切，而小說也不需要證明。這大概就是《鄭經的朋友》真正碰觸的問題，也是錢真的創作核心，在歷史已然訴盡的一生一世裡，小說還能為一個人寫下什麼、創造什麼？

➤重新命名，你的名字

近年的臺灣歷史小說，也一直在試探這條界線。朱和之寫《鄭森》，選擇的是「鄭成功」成為鄭成功以前的名字。光是題名已經很有意思：當神像、國姓爺、延平郡王與後世各種政治意義暫時退開，留下來的是一個還叫鄭森的人。正如同他在《南光》裡，也在臺灣日治時期攝影師鄧南光的名之下，開始重新命名故事。歷史人物之所以重新具有小說性，常常正因作家願意把已經完成的名字拆開，再去看名字底下尚未完成的人。

祁立峰《五衰：梁武帝的末五日》走的是另一條路。梁武帝的結局早已寫在歷史裡，侯景之亂、臺城陷落、蕭衍之死，沒有多少懸念可以製造；祁立峰卻把小說壓縮到生命最後五日，讓不同人物的觀看彼此交錯。歷史已經知道「後來發生什麼」，小說所能追問的，便落到那個後來尚未到來以前，人如何理解自己正在經歷的一切。

錢真又把這些問題往前推了一步，《鄭經的朋友》甚至從死亡之後開始。

小說開頭的鄭經醒來，知道自己叫鄭經，知道自己幾歲死亡，也知道歷史記載的那些人生。他卻逐漸意識到，此刻的自己只是後世殘存記憶拼湊出的存在。於是連最基本的感覺都開始可疑：「那是我的感覺，還是鄭經的感覺？」

這一句幾乎可以用以向所有歷史小說提問。我們今天理解的鄭經，究竟有多少屬於鄭經，又有多少屬於寫下他的人？或許只需提醒自己，歷史從來不是一塊毫無接縫的實心材料，它同樣經過觀看、選擇、記錄與遺漏。

小說家的自由便存在於這些接縫裡。

錢真在後記寫自己如何閱讀史料，最後卻必須「讀下這些字，又拋開這些字」。 這句話也許很適合拿來理解朱和之、祁立峰與錢真各自不同的歷史小說。考據讓作家抵達歷史，虛構才能讓人物從考據裡走出來。已經確定的年月日不必更改，史書沒有能力留下的一次眼神、一場等待、一個人害怕被另一個人拋棄的心情，卻只能由小說冒險靠近。

《鄭經的朋友》最後還有一個我很喜歡的現實細節。

錢真去到臺南延平郡王祠，看見鄭成功、寧靖王、五妃、鄭氏親族與明鄭文武官員的牌位，卻找不到鄭經。這個在臺灣執政時間最長的鄭氏人物，竟缺席於後來祭祀鄭氏歷史的空間。她起初覺得孤獨，接著卻想到另一件事：「那麼他也就自由了。」這句話與黃螺歸海的「入滄波兮歡所適，君莫悲兮去後惜」，忽然隔著整本小說遙遙相望。

詩裡的黃螺終於回到海中，薩哈闌終究離開，300多年後，那個沒有被放進牌位裡的鄭經，也在小說裡獲得另一種離開的可能。

歷史替他留下姓名、戰爭與功過，《東壁樓集》留下他真正寫過的字。錢真則在兩者之間，試著還給他一些無從證明的感情。或許歷史小說最迷人的地方也就在這裡：我們當然永遠無法知道真正的鄭經究竟愛過誰，又曾將誰稱作朋友。但小說可以讓一個早已被歷史寫完的人，再有一次沒有被寫完的機會。

性別在一首詩的時間裡短暫移動，愛人的位置也跟著改變。這當然不能用來證明歷史上的鄭經具有什麼現代意義上的性別認同，其實小說也沒有急著如此指認。小說不必絕對，就像詩當然不等於自傳，文學只不過在無可挪動的既往裡，慢慢把視線引向那個最曖昧也最自由的字——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