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麗君猝逝消息傳回台灣當日，我翹課在家偷看電視，突然快訊插播，播報員口吻驚悚地揭露大明星於異鄉因氣喘過世，此外所有細節一概不知。遙控器轉來轉去都是這個新聞，我轉頭望向鋼琴上一隻未開封的支氣管擴張劑，那是前兩日走出急診室時，醫生千萬交代要我隨身攜帶的救命神藥。自幼家裡對流行音樂敬謝不敏，那一則客死他鄉的噩耗成了我與大明星最初的接觸。

2002年《何日君再來》出版，當年的我是個音樂系學生，以為此書是尋常傳記，莫名其妙讀起某特務的叨叨絮絮，大明星行跡被切成沒頭沒尾的碎片，草草翻完，滿頭霧水。幾年後我成了音樂學學徒，重新再讀《何日君再來》，頭一回明白大明星也會滿腹委屈，會遇人不淑，鬱悶感久久揮之不去。三讀《何日君再來》的今時，我走上了音樂學邊陲的岔路，變成站在學術研究與大眾書寫交界的寫字人，我羞慚地發現過往的理解猶如瞎子摸象，因著赤裸到讓人不忍直視的描述發窘，陷落在人物與情節交織的蜘蛛網中。

小說由特務信件組成，內有挖掘大明星死亡祕辛的進度報告，蒐羅而來的巷議街談，與苦心求得的大明星手稿，試圖重建大明星從沒沒無聞到風光無限的過往，以及殞命前在清邁的最後時日。歌曲、夢境、幻想、回憶，看似可信的媒體報導與證詞，與看似不可信的流言蜚語，錯落有致地糅雜為一，在獨白中交互詰辯，反覆叩問。故事線跨越時空，構成多聲部繁複對位，作者平路卓越的寫作技藝讓人驚嘆，寫作上的自由更教我無比欣羨。

小說家可以寫的，音樂史不寫：不會這樣寫，不能這樣寫，不可以寫。

在我看來，音樂史書寫這個領域，有明確邊界，還有心照不宣的潛規則。研究者想要在此長久發展，得要盡可能不得罪音樂人及其親族，否則冤家路窄，在封閉的小圈子內日子難過，不如美言幾句，有利無弊。既然掛上學術旗幟，自然必須對研究對象的腥羶色經歷視而不見，聚焦於音樂發展與藝術成就。比如研究稱霸樂壇的歌手時，通常預設其事跡皆以音樂為核心，身世與遭遇縮減為演唱生涯的注腳，彷彿人生只是為了歌唱而存在，多麼純粹，多麼去人性化啊。

音樂史蒼白，裡頭的人面目模糊。光譜的另一端是名人傳記，以流行歌唱的範疇來說，歌手或其親族正式授權書寫的傳記是最具分量的，也是最「方便」的，美其名是讓大眾了解明星內在世界與外在經歷，實際上鋪陳出全套的合理敘事，提供大眾窺看明星的「正確」方式。

說穿了，明星是人工製造的有機體，風格與性格宛若衣服，可以任意穿脫。傳記讓衣服與肉身合一，讓外殼底下的一切妥妥隱藏，讓觀眾自以為真切認識對方，滿足情感寄託的需要。與其說傳記是非虛構寫作，倒不如視作是為了消滅雜音、塑造角色形象的功能性文類，美化、漂白、包裝的程序都是必要之惡，使眾說紛紜的場景剪裁定格，隱惡揚善、加工殺菌，生產出瑕不掩瑜的漂亮形象，維持明星不墜、乃至神話般的地位。

立傳式的溢美說詞，會比扒糞式的八卦言論，更加貼近「真面目」嗎？

小說中的大明星厭倦於擦脂抹粉，不再甘願為音樂犧牲奉獻，因而逃躲到無人知曉的遠方，渴望用不能被看見的欲望、用有違黨國教育的動物感官，感覺活著的感覺。顯然，平路對於扁平的「完人」形象毫無興趣，她的小說從來不是為了供人景仰愛戴而寫，她無意強加過人天分、至善美德於小說人物之上。不管是寫宋美齡的〈百齡箋〉，寫宋慶齡的《行道天涯》，或是寫鄧麗君的《何日君再來》，平路筆鋒緊咬歷史骨幹，從史料縫隙滋生出繁茂枝葉，剝開果實會看見千層派般的肌理，流出甜美又辛辣的汁液。《何日君再來》大膽無懼地打破過去與大明星綁定的敘事框架，把視線推至極限——

大明星初次開口第一句就走調，晚年聲音壞去。大明星每次上台必怯場，唱歌時得要把觀眾視作死人。大明星害怕群眾壓力，寧願躲在腥臭霉味的舊旅館。大明星渾身是病，嗜睡好吃，毒賭不拒。大明星落魄、厭世、陰晴不定，自卑又自傲，「別看我現在這個樣子，我以前是個大明星」。大明星包養年輕洋人小白臉，「大明星猥褻起來，比一般人更勇冠三軍」。小說把「大明星」這個概念淋漓盡致地解構與翻轉，一舉打破戒嚴年代的神聖凜然，也把大明星從無瑕無欲的純淨形象中解放出來，讓眾人都自以為認識的名人重新被賦予飽滿血肉，還原為人。

想要把容顏描繪得立體，非得有陰影不可。《何日君再來》幕前的陰影是疑點重重的死亡事件，幕後的陰影是陰謀論、政治宣傳、國共鬥爭，不至於鬼影幢幢，可也是諜影幢幢。特務以偵查手段，多重角度翻來覆去地剖析女明星，如馬賽克般黏貼出大明星的臉，千瘡百孔，狼狽不堪，歌曲的碎片散落在書信敘事與手稿自我揭露的重大轉折處，在我看來，這樣的安排正是這部小說最巧妙、也最意味深長的書寫策略。

書中的特務無名無姓，一如書中未曾對大明星指名道姓。特務追索大明星生死謎題與情感狀態，其間穿插特務自我回溯的身世祕辛與情路糾葛，在在皆與戰後詭譎多變的政治情勢密不可分。特務的紀錄起初坦率真切，思路清晰，漸漸情緒暴漲，走向令人錯愕的奇異聲明，而大明星在手稿裡盡情傾吐，毫不遮掩地抒發心情，漸漸落入遐想與現實的裂縫。特務失去父親無所歸依，大明星有家歸不得，大明星故事既是特務際遇的鏡像倒影，大明星也是特務澎湃情感的投射對象。兩人都是被遺棄的孩子，是國家羅網孔隙的飄零人，兩人都囚禁在心牢裡，孤寂無依，兩人的命運峰迴路轉，最終交會歸一。

「世界上，只剩下我一個人在關心她。這些日子，只有我一個人還在找她。」書信體的形式，讓連綿不斷的話語成為整部小說唯一的構成物，字句介於清醒與瘋狂之間，引領讀者逐步踏入意料之外的異質空間。特務鎖定大明星，以鋪天蓋地的認知／想像，為眾人看不懂的生、猜不透的死，提出細針密縷的一整套論述。究竟是特務顛了狂，還是大明星發了瘋？不無可能，大明星手稿是特務精心虛構，是這部小說的戲中戲，大明星唱過的歌詞被支解，鑲嵌在書信和手稿裡，唯獨絕對忠誠的歌迷能夠從散落遍地的語句中精準認出，生死謎底就在歌曲裡。

由此切入，繁雜細瑣的文字突地變得明白，這些文字不就是最死忠的粉絲囈語，是偽裝成諜報書信體的粉絲執筆傳記？在特務保家衛國的外殼下，原來是大明星天字第一號粉絲，一封封書信報告是精心包裝的粉絲追星紀錄，裡頭的手稿是大明星親筆也好、特務代筆也罷，最能「正確」理解大明星真面目的，非特務莫屬。對這位鐵桿腦粉而言，歌曲無關詞曲創作者，全然出於歌者的意志，歌詞中裹藏大明星的真實心聲，有她對愛的體會愛的呼喚愛的渴求，還有她的遺憾喟嘆、她的心路歷程，乃至她的脫逃計畫。既然歌曲與人生不分你我，那麼穿鑿附會又何妨，言之鑿鑿、振振有詞地引用也是堂堂皇皇，因為歌曲唱出的不只是大明星的故事，也是追她到天涯海角的粉絲的人生，歌曲是把大明星與粉絲串在一起的紅線，更是密碼，是解開真相的唯一鑰匙。

公權力賦予的合法性，翻轉了偷窺的不正當性，特務無從覺察的矛盾在於，迫使大明星隱遁他鄉的原因，恰是來自公眾無孔不入的凝視。諷刺的是，我們這些研究者豈不正如特務，在歌曲與歌人背後緊追不捨，擅自闡釋？一如特務所言，「專心久了，也能夠感覺她的心情變化……盯著盯著，她穿哪條裙子、戴哪副太陽眼鏡，包括臉上的表情，落到我眼裡，媽的，倒都能夠讀出一點道理。」我們亦然，音樂為材，物盡其用，使出渾身解數地刨挖解讀，相信自己看出了無人察覺的真相，卻不見得跳得出自身的信念與價值判斷，讀得出人性與欲望。

解謎解出更多謎，平路深邃細膩的角色刻畫映照出那個黨國至上、反攻大陸的時代裡，國家權力無處不在偷窺，滴水不漏地掌握所有人的蹤跡，其中「永遠的軍中情人」是最動人的表率，動人到令觀者忘記明星形象這件戰袍底下是個人，吃喝拉撒，生老病死。鏡頭前的微笑敬禮不過是一種演出，如來佛手中的孫悟空終究會遠遁高飛，真正至死不渝的忠誠來自歌迷——是特務，是作者，是你，是我，是每個知音人——的凝聽注視，對著輕輕唱歌的陌生女子奉獻出滿腔熱血，碧血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