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有句名言：「於一切書寫，余獨愛血書」。尼采所指當然不是真的用血當墨水來寫作，而是寫作者傾生命之力投入付出所寫出的作品。許雅婷的《大風之島：我與樂生的二十年羈絆》就是這樣的書寫。這本層次豐富的著作，含括對其得獎紀錄片《大風之島》的創作省思、記述她20年來和樂生院民深刻的情感互動，同時也從長期深度參與的個人角度觀察與評論樂生保留運動。

樂生保留運動可說是近年台灣社會最令人驚嘆的社會運動。這場社會運動源於台北市捷運局爭議性地將新莊線機廠的位置選在樂生療養院，並打算將院區完全拆除。這所療養院設立於日治時期，戰後初期國民政府仍延續強制收容的政策。

然而，這個台灣最早也規模最大的漢生病患收容園區，除了具有重要的文史價值之外，當時仍有數百位院民居住。絕大多數院民當初是被政府強制隔離於此，和原生家庭與社區隔絕，如今隔離政策雖已廢除，但院民早已以此為家。隨著拆遷的展開，有部分院民遷移到新院區，但仍有相當多的院民不願捨棄活動空間充裕、且已有深厚社區連結的熟悉住所，而拒絕搬進有如宿舍-病房般集中管理的大樓。這些曾遭國家嚴重侵害人權的病患，卻在交通建設的名義下遭到政府迫遷對待，遂激起了長達20餘年的抗爭。

對外界而言，樂生保留運動有許多令人不解之處：樂生的院民是誰？這些大多身障的院民為何不接受政府安排的電梯大樓？身體不便且教育程度不高的院民如何能在巨大的逆境中堅持這麼多年？以青年學生為主的「樂青」又是些什麼人？他們為何願意為無親無故的院民投入大量的時間與心力從事高強度的艱苦抗爭？他們的動力從何而來？對這些問題，本書以詳細的描述和剴切的自省告白，帶領讀者深入了解來龍去脈。

➤坦率自剖20年影像創作歷程與倫理思辨

20年前，還是傳播學院學生的許雅婷從BBS（電子佈告欄）得知樂生，在好奇下和同伴前往了解，隨後展開拍攝記錄，並且對院民與院區產生深厚的認識與情誼。20年後，她在書中娓娓道來她記錄和創作的歷程，包括不同時期、不同場景的拍攝態度與心境。

在前一部以樂生為主題的紀錄短片《樂生活》得獎後，許雅婷獲得機會前往芝加哥留學，期間在線上目睹樂生重要建築貞德舍遭拆除、院民被迫遷的畫面，深感震驚和創痛。她回國後背負離開的罪惡感，有段時間不敢回樂生，即使返回仍有逃避心態，並目睹工程造成院區的破敗而難過。最終又重拾攝影機，從樂生重新獲得快樂與力量，進而完成長達兩小時的紀錄長片《大風之島》。

許雅婷作為影像工作者，在書中對於自身角色位置做了深刻的反省與倫理思考，詳述在對院民的深厚情感與客觀紀錄的自我要求之間，她如何在張力下摸索定位，以及身為記錄者，對於既是朋友又是創作協助者的樂青成員，又該如何拿捏彼此的關係。這些反思不只有許多動人的細節，所觸及的創作課題更值得紀錄片愛好者深思。

關於樂生的書寫與影像紀錄相當多，評論也不少，更有不少研究論文從法律人權、社會學與醫療史等不同角度切入探討。本書（以及紀錄片）由聚焦幾位院民來開展其敘事，包括帥氣、性格不羈、喜歡唱歌的文章伯；有著強韌毅力的藍阿姨；悉心照顧老院友與貓狗但不擅處理人際關係的金英阿姨。除了這幾位「主角」之外，論述能力和氣場都很強的自救會長李添培阿伯、熱情而活躍的成員陳再添阿伯等人，也都在本書簡潔的描述中活靈活現。

院民的生命力、在長期困厄中養成的人生智慧皆歷歷在目。透過本書的敘述，讀者從日常細節與言語看到樂青和院民彼此深刻的關懷，也看到這些長者如何用睿智的言語和食物撫慰疲憊的樂青。「運動傷害」不是這本書的重點，「愛的療癒」才是。

從本書的字裡行間，讀者可強烈感受到樂生不只是抗爭的場域，也不只是土地和文資建築，更是共同的居所。然而《大風之島》也記錄了挫折、乃至院民的衰老與身心退化，以及最後的傷逝送別。

雖然樂青成員來來去去，儘管院民逐漸凋零，但書和影片讓讀者清楚看見，樂生在許多意義上是個實質的「家」，像所有的家一樣有著生命的歷程。樂生也是個情感的共同體，深刻改變了樂青的生命，保留運動綿長的動能，記錄創作的動力，皆來自於此。

➤工具理性掛帥，人性尊嚴失落

控訴與批判並不是《大風之島》的重點，電影如此、書也如此。然而，以樂生為主題卻不能不觸及衝突與抗爭。不論本書或影片皆強烈呈現出官方立場與政策某些頗令人震驚的特徵。

首先，官方作為往往以「工具理性」為主導。例如認為將院民集中安置在「現代化」的高樓，就可以滿足他們的生活需求，乃至可能預設如此在醫療照護上更便利。卻忽視了院民長久以來早已形成的生活方式，以及相關心理、社區與人際的需要。

這種工具理性最強烈的表現，是書中用一整章的篇幅來描述，而影片空拍鏡頭更以驚人影像加以呈現的「斷頭橋」。官方耗費鉅資在捷運軌道上建立龐大陸橋，做為院區新的出入口，卻沒有考慮到許多院民因身障必須搭乘代步車，橋的設計與銜接方式不但造成不便甚至有安全疑慮，也無法展現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Y字型路徑地景。結果又引發一波強烈的抗爭和訴訟，而如今仍未啟用。

另一種工具理性的表現，則是透過法規與程序來技術性地阻擋院民提出的合理主張。當然，不見得所有的決策都真的是出於工程技術考量或行政規章的必然。捷運機廠廠址選在樂生院區而非原先提出的輔大後方的塭仔圳，是所有紛爭的起源，而這個決策究竟是出於工程與都市規劃的理性？或是批評者指控的土地開發與土方利用的利益？這仍是有待釐清的問題。但從書中的描述可以清楚看到，任何單方面的規劃，在漠視院民意見與需求的情況下，往往無法達成預期的效果，甚至帶來更多衝突。

為何相關單位在抗爭已經發生的情況下，仍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絕事先諮詢院民看法？決策過程與背後心態外界很難知悉，但這反覆發生的狀況讓人不禁懷疑，儘管官方有著尊重人權、反對歧視的宣示，漢生病患的身分、長期被隔離的弱勢地位與疾病的污名，仍導致院民沒有受到應有的基本尊重。    

書中對文章伯晚年遭遇的描述，強烈呈現出這樣的不尊重。文章伯生命末期健康狀況很不好，不得不住進新大樓的病房，在舊房舍維修搬遷的過程中，他委託許雅婷協助處理物件，幫忙把他愛惜的東西搬到別處。結果院方人員「非常強勢地」表示：「這不是你能決定的，這些都是我們醫院的財產」。接著這位「指導員」就自行決定哪些物件有價值可以留下、哪些要丟棄甚至拆毀。

閱讀至此，筆者不禁對這種「你的價值由我論定」的傲慢態度感到十分震驚。許雅婷的感受則是「那一刻我才明白，對院方來說，房舍、院民，乃至院民的個人物品，都被當成是醫院的一部分。」在好萊塢電影中常出現惡霸對欺凌的對象說： 「I own you！」（我擁有你）這句話並沒有甚麼情感意涵，而是把對方當成所有物來處置的權力姿態。本書對權責單位某些決策和作為的描述，常讓這句台詞浮現在我腦海。

因納粹崛起而流亡的猶太裔德國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曾提出「邪惡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這個著名的概念，來指稱納粹德國官員幹部盲目奉命行事、因循規定，卻對事情本身缺乏倫理反思的執行心態。雖然日後出現的史料顯示，用這概念來形容執行大屠殺的納粹軍官艾希曼或許並不準確。

然而，當我看到紀錄片裡的一場遠距會議，主持的官員不只完全無視院民提出的意見與質疑，甚至威脅院民可以控告他們強佔屋舍，接著又和其他與會者談笑風生，行禮如儀地結束議程。對照當初院民最初是在人權遭到嚴重侵犯的情況下，如同強制拘禁般被隔離居住在院區，這句威脅雖然在法律上或許能成立，卻完全抹殺這段歷史，且徹底無視其中的不義。

《大風之島》(不論書或影片)，或許是在台灣講授鄂蘭這個重要概念的極佳教材吧。許雅婷記錄的人與事，足以刺激我們思考人權、正義、國家權力乃至人的生命的意義，而從不同的角度來理解與探索台灣的歷史，這是這本書和同名紀錄片另一個重要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