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發生一起令人遺憾的新聞，引起社會議論。

2023年7月，彰化縣警局局長張國雄針對轄內失聯移工推出「加強查緝非法移工專案」，加強查緝涉及鬥毆、毒品及槍彈刀械等違法情事。沒想到執行第3天就發生烏龍事件：3名便衣警員暴力抓捕一名在埔鹽鄉秧苗場打工的17歲少年，導致少年撞上耕耘機後，臉頰被割傷毀容、縫了17針。事件起因，其實是警員將遺傳母親越南血統與面容的少年，錯認為非法移工。

真相揭露後輿論一片譁然。許多人同情少年的遭遇，頂著一張東南亞臉孔，就無故被當成潛在罪犯對待。另一方面，許多人也感到困惑：究竟非法移工是多危險的一群人，需要動用3名警力以擒拿刑事犯的方式抓捕？

➤逾8萬失聯的移工：受法規禁錮的不自由之身

時鐘回到凌晨兩點，這溫暖的時刻，應該你不知道，在遠方有一個人吃著苦、背著痛，整夜不睡。

——引自阮國非2016年3月24日臉書貼文

1992年台灣通過《就業服務法》，開放東南亞移工來台從事高職災風險或本國人較無意願從事的產業。據統計，截至今（2023）年6月，在台的東南亞移工已有超過73萬人。在公園陪伴老人散步、騎電動車穿梭工業區的東南亞面孔，已是台灣日常風景。

不過，《就業服務法》法規以資方立場出發，便於對外籍勞工的掌控。多年來，移工在台的處境充滿各種限制與剝削，被扣留護照作為威脅的狀況多有所聞。許多移工在抵台前就先背負了高額仲介費，來到台灣後，無論適應工作與否，都無權自由轉換雇主，如果被解僱後沒在時限內找到下一份工作，就必須強制返國。此外，現行制度下，失聯移工若經查獲，必須送交移民署專勤隊收容，接著驅逐出國。這些條件都直接或間接造就來台移工的不自由之身，成為任由仲介與雇主擺布的潛因。

為了賺錢償還高額仲介費，同時寄錢回老家，多數移工即使面臨不自由的就業處境、語言不通受到辱罵、低收入高風險的工作場域，或者條件惡劣到可能頻繁失火、不利逃生的宿舍環境，又沒有管道申訴或改變，他們要嘛只能隱忍下來，要嘛艱苦到待不下去了就逃跑，尋找下一份需要人力填補、願意雇用自己的工作繼續賺錢。

這就是近年台灣被媒體稱作「逃跑移工」、「非法移工」的群體。據內政部移民署截至今年6月的統計，失聯移工人數已達8萬2000多人。若要追溯、檢視他們的困境，嚴格說來，部分肇因於法規的不完善。當逃跑移工被逮捕，非法仲介或雇主才會被擴大追查與裁罰，其他幾乎無法可管。

長期關注移工權益的影像工作者蔡崇隆，對失聯移工有什麼觀點或看法？

➤異國勞動者面臨什麼？仲介剝削、法規偏失、負面標籤、差別待遇

晉身金馬導演後，蔡崇隆也不改平實的生活步調。採訪這天，從嘉義北上的他穿著上面印滿小鳳梨圖案的短袖襯衫，被我們稱讚衣服好看，他開朗回應：「這是金紅買的，她聽到會很開心！」

蔡導口中的金紅，是他的越籍太太阮金紅。這對台越夫妻不只一同導演與監製多部移民工議題的紀錄片，為促進東南亞與台灣深度交流，2017年更在嘉義民雄成立「越在嘉文化棧」，作為當地移工聯絡感情、讓想認識移民工的大眾前來參與講座活動的文化空間。

蔡崇隆長期關注司法正義與公民人權議題，曾以在公視紀錄觀點節目推出的蘇建和案主題紀錄片《島國殺人紀事》，獲金穗獎最佳紀錄錄影帶。早在10年前，他就與阮金紅共同執導紀錄片《再見陌生人》（2013）、續集《再見 可愛陌生人》（2017），貼身記錄4名合法入境、遭受剝削後潛逃的越南移工。這是他深入議題的起源。

2022年，蔡崇隆和身穿越南傳統服裝的阮金紅並肩上台，領取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得獎片就是將於今年9月上線、探討2017年失聯移工阮國非（Nguyen Quoc Phi）之死的《九槍》。

蔡崇隆直言，當年若不是拍攝《可愛陌生人》紀錄片，和太太阮金紅近身採訪失聯移工，平時兩人生活其實沒機會接觸及認識失聯移工。雖然阮金紅跟這群移工來自同一個國家，但失聯移工為了躲避警察，經常藏避於隱密的社會角落，而「逃跑」、「非法」等帶有負面貶抑的指稱，也形同先入為主地為這群人貼上壞標籤，導致社會大眾對失聯移工的誤解更深。

他語氣肯定地說：「失聯移工跟台灣社會對他們是『危險份子、有問題的人』的負面印象差很多。我平時在越在嘉接觸很多年輕移工，基本上他們跟台灣年輕人沒什麼差別。」

蔡崇隆說起30年來，在台移工的種種問題與變化：「主要的問題並沒有改變。移工的仲介費剝削問題、境外都被收十幾萬、二十幾萬，他們來台灣第一年都在還債，然後如果勞動條件不理想或是雇主有問題，就只好跑掉。」

熟悉《就業服務法》的蔡崇隆，對於「法律規定移工不能換老闆」、「要換老闆要得到老闆同意」頗有微詞：「雖然台灣的勞工也不會比較好過，但你想想看，台灣勞工不會受到這種待遇啊！這都是台灣的勞動階層不用面對的。從東南亞來的人，他們只是因為不同國籍、是勞動階級，就碰到這樣的狀況，很多台灣朋友是一知半解，或根本不明白。」他頓了頓，繼續說：「我有點想要透過阮國非這個極端個案，讓大家看到這個更廣泛的面向。」

接下來，讓我們進入到《九槍》傳主阮國非的身世與遭遇。

➤不完美的受害者，也不該死如螻蟻

阮國非，來自越南的大男孩，生命永遠停留在27歲那年。

2017年8月31日，他在新竹竹北溪旁被檢舉偷車，當時的他全身赤裸、身上未有任何器械，因爲用藥神智不清而拒捕。衝突中，阮國非被警察連開9槍，送醫後因為失血過多死亡。事後調查指出，在開到第4槍時，他的下半身已大量出血，明顯無危害疑慮，警方卻仍持續開了5槍。

透過《九槍》紀錄片裡的祕錄器畫面，我們看見阮國非中槍當下，以及警方開槍後將近半小時的對峙。阮國非躺在砂礫地面，保有意識，緩慢地爬行，下半身滿是血跡。即便他已身中多槍，警察還是對他抱著高度警戒，畫面裡我們清楚聽見警察反覆警告：這個人有攻擊性。

「阮國非事件的發生真的太不可思議，太誇張了！」蔡崇隆語氣沉了下來。6年前，蔡崇隆跟其他人一樣獲知阮國非突如其來的死訊時，他曾臆測背後或有陰謀運作，比如曾經有勞資糾紛，導致被通報檢舉等等。而當透過無法說明的方式，取得現場開槍員警配戴的祕錄器畫面後，他所看到的場面讓他失語。

「看到祕錄器畫面後，我覺得也不用去想是不是陰謀了，這已經足以讓人看見我想談的移工困境。人權常常在『說理』，但這個影像有某種力量，不用說理就可以感受很多。」蔡崇隆說。

蔡崇隆可說是看過祕錄器畫面最多次的人，心底的衝擊讓他想確認：是不是每個人看到後，都會有這種不忍心的痛苦感受？他輕聲敘說：「我看到他的死亡過程，會想到中國有一句俗話：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像阮國非這樣小人物的死亡，就是輕如鴻毛，像螞蟻一樣死在那邊。對我來說，他再怎麼錯，也不該這樣死。」

不過，蔡崇隆強調：「我拍《九槍》不是為了幫阮國非翻案或申冤。​阮國非作為移工受害者，他是一個『不完美』的受害者。他當時有襲警，有打傷民防的鼻樑，後來驗出體內有安非他命。」蔡崇隆並不迴避移工吸毒、當非法盜採的山老鼠，這些台灣長期負面化移工的新聞報導，他通通在片子裡呈現給觀眾，「我的策略是直球對決，我都處理給你看，讓你看移工吸毒和成為山老鼠，背後都有一些原因。」

他解釋，社會大眾所期待的「完美」受害者意味著「完全無辜」：「只要有一些瑕疵、有一些問題，我們不只不會支持，還會去檢討受害者。」另一方面，許多人會為犯錯找理由、找藉口，許多人便認為警察之所以開槍，是由於緊張、養成不夠。「可是為什麼加害者不用完美，可以幫他找理由？受害者就一定要完美？這本身就很不公平。」蔡崇隆說。

他回憶，當年對於阮國非事件輿論一分為二，支持警察開槍正當性的一群，與支持移工人權的一群爭辯不休。然而，時間久了卻都逐漸被大眾所淡忘。這也關乎他拍片的起心動念：「紀錄片某種程度就是把這個事件，再放到大眾的焦點，我們再重新審視一些東西。除了觀點之外，應該去了解屬於事實的部分。對我來講，更重要的是『開槍之後』。」

開槍之後，第一台救護車來了，把鼻樑受傷的民防接走。第二台過來，受傷神智不清的阮國非，癱軟在曝曬的河邊地上，無人搭理，持續被包圍與威脅，還有間歇威嚇地動粗，過了10分鐘、20分鐘， 等了足足將近30分鐘。阮國非在上救護車後不久就過世了，救護車成為阮國非的靈車。

蔡崇隆語氣平穩地說明：「我想任何人中了9槍也很難撐多久。所以後面這應該是整部片子最難受的部分，但對我來講有點不得不這樣——我不覺得完全是開槍的人的責任，但我要讓大家看到的，比較是結構性的問題，或是台灣社會一種莫名恐懼的東西。看祕錄器，讓大家去感受，做出你自己的判斷。」

「這就是為什麼會把祕錄器內容放得比較長、比較完整的原因。」蔡崇隆說：「開槍警察不對，他也有點像是代罪羔羊。你可以說是警察執法的SOP有問題，你也可以說是台灣社會某種對移工的不了解、誤解，然後產生恐懼，心理狀態的投射。在場有資深警察，也有民眾，已經不只是那個菜鳥了，『要不要救這個人』應該不是這個菜鳥警察的責任，但最終拖了十幾分鐘沒有人救他。」

話鋒一轉，蔡崇隆談到近期彰化埔鹽少年被當失聯移工錯抓的事件。這除了反映警察濫捕手段一直沒被檢討，他也敏銳地提醒，無辜的新二代少年是「完美的受害者」，台灣民眾容易陷入同情，但這種一時的愛心，經常流於個案化，對結構問題幫助有限。

未來社會大眾看見像阮國非這樣因為失聯被警察暴力抓捕的不完美受害者，還是難用同樣的標準理解他們被警察抓捕的恐懼與疼痛，整個大環境對失聯移工的負面印象，也不會因為這起事件獲得改善。

這或許是為什麼蔡崇隆決定拍攝紀錄片來追溯阮國非的生命史，而不直接罪責事發現場當事人的最大原因。影像具有論述難以企及的力量。

➤「這部片如果是墓誌銘，我希望是有份量的。」

如果有一天，我在人生的路上跌倒了，媽媽，請原諒我。

——引自阮國非2015年4月21日臉書貼文

紀錄片如同見證者，見證某些事件的經過，見證主流社會不知道的事情。

《九槍》從阮國非的悲劇切入，不只讓觀眾看見這個非法移工的個案，還有南方澳斷橋下的漁工、來不及逃出宿舍大火的東南亞廠工。蔡崇隆用歷年台灣的移工工殤事件，為這群慘死的異鄉人留下生命的痕跡。無論是合法、非法，移工的弱勢處境，讓他們可能在各種地方死於非命。

「紀錄片某種程度很像影像墓誌銘。」蔡崇隆過去以探討冤獄及死刑的《島國殺人紀事》為人所知，他回憶，做這系列紀錄片的時候，這些死刑犯隨時可能被槍決，他就是以做墓誌銘的心態為他們的生平做紀錄，如果槍決了，片子會留下來。「我在做阮國非的時候，也有類似的心情。」

然而影像處理得再輕柔，還是有人批評蔡崇隆，為什麼要去紀念一個逃跑移工？「我不是覺得阮國非很偉大所以該被紀念，而是他的死亡不應該這麼卑賤。」這是蔡崇隆的回應。

6年前，蔡崇隆透過阮國非的妹妹，間接得知阮國非的臉書。阮金紅看了阮國非寫過的東西，感覺這個大男孩很憂鬱，很不快樂。蔡崇隆請人翻譯阮國非生前的臉書貼文，發現某些內容很詩意，雖然有些是引用歌詞，但比起從家人朋友訪談所拼湊對其生前的理解，貼文內容更能讓人直觀體會阮國非的感受，他因此摘引部分作為紀錄片旁白。

為了逼近阮國非當年的狀態，蔡崇隆請攝影師手持攝影機，走訪阮國非生前的工作現場、越南家鄉，建構出後設的靈魂視角，「現實世界他是輕如鴻毛的死掉，我希望他在片子裡有尊嚴的活回來。」蔡崇隆說。

你是最認真勤勞的，但是命運不讓我們在一起，你的夢想還沒有成真，就要停止了。但你永遠是我們最好的兄弟。

——引自阮國非2016年7月18日臉書貼文

《九槍》是蔡崇隆代替台灣社會對阮國非家人的致歉，也是想透過這個逝去的年輕生命，為移工人權發揮一點力量。蔡崇隆帶著片子走入校園，希望這部片能讓學生意識到移工對於台灣勞動工作的意義與重要性，也藉此認識到台灣社會現在還未完全消解種族歧視問題。直面歧視的現狀，未來才有可能撼動法規或制度，改善移工的權益。

談起移工議題走進教育現場，蔡崇隆很有信心。他說，有個高中生看完《九槍》後分享，他在整個事件裡看不到人性，所以應該「要先學會做動物」。蔡崇隆表示：「這個同學說，如果連動物性都沒有，怎麼會有人性。我覺得很有意思。」

從幾場校園放映，蔡崇隆已經慢慢看見現在的台灣青少年對人權議題的關懷。他也將片中調性較溫和的片段配合教材包設計，讓移工議題的識讀進入高中教育現場。

「我覺得，阮國非的死應該要更有價值一點，那個價值是對他的家人，或是對台灣社會，讓我們思考移工人權這件事。我們不該這樣踐踏他們的尊嚴。」紀錄片猶如蔡崇隆留給台灣社會的一道申論題：「我是紀錄片導演，我覺得我已經做了我的事情了。各位如果看了有感覺，你們的專業背景、社會位置能做什麼？可以做什麼就做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