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最美好的時代，也是最醜惡的時代，英國文豪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於《雙城記》中如是說。甘迺迪所處的1960年代，對美國來說正是一個既美好又醜惡的時代。在此不久，美國才擊敗了納粹德國及日本，取得了二戰的勝利，並於戰後休養生息，成為世界經濟第一強國。而在文化藝術上，安迪．沃荷（Andy Warhol）開始嶄露頭角，推行普普藝術，而披頭四（The Beatles）則掀起新的音樂風潮。這是那一個時代的美好。

另一方面，美國性別平等及種族問題嚴重，在繁榮民主的表象之下，人民的憤怒蓄勢待發，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國際上核武戰爭的陰影揮之不去，民主共產陣營的對抗，隨時有失控的可能。越南及阿爾及利亞等地的民族獨立及反抗帝國主義的運動更是方興未艾，等著將美國拖入戰爭的泥沼。這是那個時代的醜惡。

今日的台灣，又何嘗不是處在一個既美好又醜惡的時代。一方面，台灣經歷白色恐怖、解嚴及民主化，成為中華歴史當中唯一真正自由民主的政體。經濟上，台灣挺過了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2008年次貸危機，及2020年以來的新冠疫情，最近更超越了韓國的人均生產總值。台灣更有傲人的高科技產業。世界經濟的巨輪，沒有台灣，很難運轉。同時，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合法化同性婚姻的先鋒。這是台灣所處時代的美好。

不過，台灣也面臨著種種嚴峻的問題及挑戰。政治上，常常是壁壘分明，黨同伐異，為反對而反對，為支持而支持。同時，政治開始「綜藝化」，「只要會作秀，何懼為草包」。政治紛擾之餘，台灣財富分配也愈加不均。昔日的黨國資本主義，華麗轉身為權貴資本主義。而在外部，北京文攻武嚇，兩岸開戰的風險不斷增加，台灣的繁華，可於一夕之間灰飛煙滅。這是台灣所處時代的醜惡。

對國家人民來說，面對一個既美好又醜惡的時代，最為困難。我們既不能因時代的美好而盲目樂觀，也不能因時代的醜惡而懷憂喪志。

甘迺迪以美國20世紀最年輕的總統之姿，帶領了美國進入那波濤洶湧的1960年代。歴史上，甘迺迪是唯一一位民意滿意度超過70%的美國總統。儘管他在位只有短短3年，卻成功推行了全方面的內政改革，處理了從種族平權、勞工權益，到性別歧視等棘手問題。國際上，他則帶領美國走出了古巴飛彈危機的核武戰爭陰影，並開啟美蘇之間的緩和時期。

甘迺迪為何在今日的美國仍有崇高的聲望？而甘迺迪時代的美國經驗，對今日的台灣又有何啟示？《甘迺迪：美國願景》中譯本出版時間，正好是台灣的總統選舉年。下一任台灣的領袖，必須帶領台灣面對戰爭的威脅及國內的撕裂。汲取甘迺迪的教訓，我們對下一任總統又應該要有什麼期盼？

➤「直球對決」

當國家在繁榮之下潛藏危機時，指出問題，似乎對政治人物有害無益。一方面，一般民眾可能對複雜而隱晦的國政外交議題一知半解，指出問題也是白費口舌。甚至，指出問題只會令民眾不滿：我們的票都投給你了，為什麼還會有問題？這是不是因為政府的無能腐敗？除非是笨蛋，政治人物當然要粉飾太平。

可是，甘迺迪就是這種「笨蛋」。1960年接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時，他向他的聽眾尖銳地指出美國面臨的一連串問題，不管是核子戰爭的威脅或者是社會福利網的不足。甘迺迪不屑於向民眾開支票， 而是對民眾提出挑戰，並要求他們為美國做出更多犧牲。「不要問美國能為你做什麼，而是你能為美國做什麼。」台灣有哪一位總統候選人，會在接受提名時，向民眾指出台灣所面臨的困境，要求民眾為台灣流汗流血？

那麼，美國的民眾為什麼會吃甘迺迪這一套？甘迺迪的「笨」，背後代表了他的政治哲學：當政治人物對民眾有信心時，反過來民眾對政治人物也會有信心。美國民衆支持甘迺迪，是因為甘迺迪既不把他們當作政黨的信徒，也不把他們當作三歲小兒，而是一同為美國打拼的夥伴。甘迺迪儘管畢業於哈佛大學，又出身美國政治貴族世家，但他反對精英政治，認為領導人有跟民眾溝通，傾聽民眾，向民眾學習的責任。

今天，台灣民眾頂禮膜拜各式政治神佛，而政治人物也常十分享受民眾的崇拜，甚至有人自比為帝王。台灣在政治體制上已經民主化，但是民眾心理是否也已經民主化了呢？台灣的政治人物，有誰會將選民當作一同為台灣流血打拼的夥伴，而不是等著被操縱、玩弄、或欺騙的愚民？我們要如何摒棄傳統帝王體制下的「奴性」，成為真正的公民？《甘迺迪：美國願景》這本特輯，可以幫助台灣的讀者來思考這些問題。

➤反對仇恨政治

有一個說法：玩政治，就是給民眾答案。政治人物能給民眾最重要的答案之一，就是誰是敵人，誰是朋友。而操作敵我，更是獲取權力的手段。政策既複雜又無聊，但是仇恨既刺激又精采。操弄族群的政治人物會說，國家的問題，都是由於敵對政黨的杯葛、無知，或是對國家的不忠誠而起。

進一步說，操弄族群也是政治人物粉飾太平的手段之一。凡事都不講對錯，只問黨派，民眾又怎麼會去了解太平盛世背後的弊端和不公？

在這點上，甘迺迪也是一個「政治笨蛋」，不操弄族群，並反對非黑即白，黨同伐異的世界觀。他當選後，組建「能人內閣」，不以黨派為念。他是民主黨的總統，但是他的國家安全顧問邦迪（McGeorge Bundy）及財政部部長狄龍（C. Douglas Dillon）都是共和黨人。現在的政治人物，可能黨內互打就來不及了，有誰願意來做跨黨派對話甚至合作？

摒棄非黑即白的世界觀，處理外交政治上也非常重要。古巴飛彈危機之後，甘迺迪在美利堅大學討論美蘇關係的演講，常被認為是20世紀最偉大的演講之一。演說中，甘迺迪指出：「沒有任何政府或社會體制，會邪惡到讓人認為就連那裡的人民也毫無美德修養的地步」。秉持著同理心，才能夠理解對手的思考及情感，也才能和對手一起探討和平及對話的可能性。就算是在美蘇雙方核子大戰一觸即發時，甘迺迪也從來沒有喊過「抗蘇保美」。操弄族群，對解決國際爭端有幫助嗎？進一步說，和平也不是一國一家的事。難道只有美國或蘇聯的人民才需要擔心核武所導致的全球毁滅嗎？

仇恨及歧視是最可怕的政治毒品。吸食的時候，民眾很亢奮，但是其副作用往往非常嚴重，小則阻礙國政的改革進步，大則導致戰爭。今天的台灣，深陷權貴資本主義，又處在戰爭深淵的邊緣，我們還有時間吸食政治毒品嗎？操弄族群，雞腸狗肚的政治人物，適合在這個時代帶領台灣嗎？希望這本特輯，也可以幫助台灣的讀者來思考這些問題。

我與甘家結緣，幫助家族在台灣出版此特輯，並擔任此書的審訂者，與有榮焉。也希望本書的出版，能夠對台灣應如何面對其時代的挑戰有所啟發。

當然，甘迺迪不是一位完人，花邊新聞不斷。但甘迺迪同時也是一位真正的民主政治家。他將公民當作民主治理的夥伴，而不是被操弄煽動的工具人。

同時，他對人性的尊重和期盼，不受黨派、族群、宗教、國家等門戶之見的影響。有些人可能會說，甘迺迪太有理想了。可是，沒有理想，我們就會被時代的醜惡所蒙蔽，陷入絕望。而今天，台灣並沒有絕望的空間。台灣作為亞洲社會價值最自由進步的民主政體之一，有其歷史的使命及責任。我們追求民主，不是因為民主很容易，而是因為民主很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