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來台灣求學的前幾年，曾被「誇獎」過好幾次：「你中文怎麼講得那麼好？」近年比較常遇到的反而是：「你講話怎麼沒有口音？你真的不是台灣人？」不過有次我從國外「回」台灣，用馬來西亞護照快速通關時，自助通關機器「貼心」地用馬來語跟我問好。

要如何向他人解釋馬來西亞華裔／華人的概念？又要如何向他人說明Malaysian Chinese的「Chinese」一詞並不指涉中國人？對於馬來西亞華裔來說，要弄清自己的身分認同，至少得花上好幾代。

讀馬來西亞華裔第三代、旅英作家歐大旭的新書《碼頭上的陌生人》，才發現就連入圍過兩次曼布克獎的他也有失語的時候。歐大旭在中文序寫到，某次在書友會遇到馬來西亞旅台作家李永平，李永平見他描述個人經驗時詞窮，理解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朝著麥克風說：「身為華人既是一份福氣也是一份詛咒。」

讀完這本書我才明白，歐大旭其實用了一整本書的篇幅來解釋這句話。

撰寫這篇讀後感時我一路卡關，書裡有太多無法輕易略過的關鍵字，要一一指認這些字眼總覺得寸步難行——籍貫、歸屬、刻苦耐勞、奇納、滾回唐山（balik Tongsan）、移民、五一三——辱罵也好，歷史傷痕也罷，因它所隱含的糾葛過於龐雜，不曉得要從何談起，說得太多又覺得「沒意思」了。

「他們不發一語，因為他們不希望我產生異類感，因為他們要我歸屬，至於他們自己有無歸屬感並不重要。」歐大旭這麼寫。

歐大旭開篇從「臉」談起。他提及自己在機場時被中國人用中文接待，被香港人用粵語接待；跟白人朋友遊泰國，泰籍司機只對他講泰語，殊不知口操流利泰語的是身旁的白人。

只靠臉來判讀一個人的身分當然非常「粗暴」，懂得馬來語、英語、中文及粵語的歐大旭，也開始懷疑自己是否下意識地自我調整說話方式，以滲透各種環境中。這是擅長多語、多種聲腔的馬來西亞華裔的拿手戲——面對不同國籍、不同族裔的人，可任意切換口音與說話方式。

相較於頂著一張亞裔面孔定居倫敦的歐大旭，我的「臉」則可以完全融入台灣，因而省去不少「麻煩」。在台灣，我以「台灣腔」說話、使用台灣慣用字眼，偶爾夾雜正在學習的tâi-gí（台灣閩南語）；回馬時，我則隨當下情境切換馬來語、英語、中文，有時夾雜粵語（廣東話）或閩南語（福建話）單字。在馬來西亞，我們習慣用最快能讓最多人理解的語言說話，不求標準，只求迅速。

身為移民第三、四代的我們，雖習得各種語言與聲腔，但大多時候仍自覺「說得不夠清楚」或「無法說得清楚」，這本書讀起來亦是。我認為並不是歐大旭故意輕描淡寫、力求隱晦，或詞窮，而是他沒有更多線索了——祖父母輩、父母輩，總是對自己的身世「不發一語」，如歐大旭書中描摹的他們：「哎呀，沒意思啦，有啥好講的呢？」

移民第一、二代，在漫長的移居生存戰中逐漸體認到：作為移民，最好閉上嘴安身立命，免得樹大招風。久而久之就變得「不發一語」了。就算被人辱罵「奇納」，歐大旭筆下的直率外婆選擇不當一回事、也不反擊，長大後他才慢慢明白，外婆的沉默是為了保護他。

於是，《李爾王》裡的「默默愛，無需多言」（Love, and be silent），成了「過生活，無需多言」（Live, and be silent）。從移民第一、二代的失語，到第三、四代以各種聲腔學會隱身，不也是一種「過生活，無需多言」？

移民第一、二代從中國南來，第三代則從南洋漂向西方，階級「流動」了，他們也踏上了碼頭，成了另一座碼頭上的陌生人。

歐大旭花了相當多篇幅敘述他的求學過程，國中會考後，他因個人資質加上家庭環境，同儕紛紛流向各地念高中，或直接留學外國。歐大旭的姐姐到鄰國新加坡念高中，他後來則是到英國念大學。當他踏上倫敦、紐約等地，總會遙想祖父、外公當年分別從福建及海南島下南洋，踏上新加坡碼頭的景況：

外公和祖父步上新加坡碼頭的那一刻，他們雖踏進未知，所見所聞卻有一股莫名的溫馨感吧？

……上船前，有人給他們一張紙，上面寫著鄉親的姓名地址。他們視這張紙為至寶。船上其他人也帶著親戚或早先移民南洋的同村某人姓名地址。踏上新加坡碼頭後，他們開始打聽紙上的老鄉。只不過，人海茫茫，從何找起？這地方既陌生又熟悉，剛下船的人尚未確定地理方位，沒人曉得哥打峇鲁（Kota Bharu）離新加坡多遠，也不清楚雅加達是否比檳城更接近麻六甲。曼谷在北邊沒錯，但究竟多遠也沒人知道。他們佇立碼頭邊，思索著下一步該怎麼走。

……陌生人，在碼頭上徬徨。我常想起這一幕。

——《碼頭上的陌生人》

身為移民第四代的我，從馬來西亞來台念書，研究所畢業後留在台灣工作，至今生活15年了。我妹定居新加坡，結識的先生是新加坡籍香港人。唯一沒有定居海外的我弟，雖住在馬來西亞，其實每天橫跨新馬通勤上班。大伯一家先是移民英國，又落腳澳洲，我入籍澳洲的馬來西亞華裔堂兄弟姊妹們，不懂如何說中文，身分認同想必更難以梳理。

歐大旭小時候被人罵是「中國豬」、「滾回唐山」，他感到荒謬又無奈地想：「到底是要滾回哪裡？」中國不是故鄉，那裡當然沒有家，只能繼續「在自己的土地上離散」。歐大旭的姐姐，就讀高中時，從新加坡打電話回家哭訴委屈，外公也僅是幽幽地說：「我們是移民啊。」

那，移民的歸屬是哪？

淡江大學英文系助理教授熊婷惠在本書專文寫道：「書寫無非是為了愛，他數度用手機打字時，卻被手機的辨字系統糾正，明明按出love，硬被改為live。人工智慧將他的句子改成『過生活，無需多言』，頗有戒嚴時期的警告意味。但這本書卻是反其道而行，要過活，就得『知道更多，瞭解更多』。」

我用我的母語寫下這篇難產的讀後感，我把我的難產歸咎於自己也難以釐清的身分認同，歸咎於從前難以啟齒詢問祖父母輩及父母輩，我們的家族故事。他們也常常不發一語，只不過這些年，大部分的緘默也都帶進棺材裡，火化了。

移民的歷史是斷裂的，斷裂來自於前幾代人的「不發一語」。作為第三代的歐大旭選擇了「說」，大聲、甚至有點憤怒地「說」，站上國際文壇的舞台上「說」。歐大旭以英文寫作，還會被一些不懷好意的讀者質疑：「為什麼要使用殖民者的語言？」

讀完這本書後，你會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