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隨身聽S6EP9》音樂時代楊忠衡、灣聲樂團李哲藝/故事如何改編成音樂?資料到詩意的接力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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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如何改編為音樂?生於西方的古典音樂如何與台灣在地對話?閱讀隨身聽邀請到「音樂時代」音樂總監楊忠衡與「灣聲國際」音樂總監李哲藝接受訪談。兩人近期恰好都有作品上演,分別為音樂劇《四月望雨》和《蔥仔開花》,兩部作品都以台灣歷史為背景,都試著直接回應古典音樂如何與在地對話。抽象的音樂在IP發展中有哪些重要話題?本集節目有深入的探討,請別錯過了。

【精彩內容摘錄】

兩部關於台灣的音樂劇:《蔥仔開花》、《四月望雨》

李哲藝:今年剛好是馬偕博士(George Mackay)上岸150週年,以往我們經常歌頌馬偕博士對台灣醫療、教育與文化的貢獻,但很少人留意到他背後最重要的女性——張聰明。傳教士通常跟在地文化無法有非常好的溝通,幸虧他的平埔族妻子張聰明女士隱於身後,細心溝通,才能讓諸事更順暢。

《蔥仔開花》的傳主張聰明女士有幾件很值得一提的事:她應該是台灣第一位環遊世界的人,不僅是指女性喔,林獻堂是在1927年,她在1880年跟著馬偕博士回加拿大溫哥華的母會報告台灣的現況,當時就繞了世界一圈。

回顧台灣歷史時,經常會提到蔣宋美齡在美國國會用英文向全世界發表演說。其實張聰明比蔣宋美齡還要早約50年,就以英文向加拿大的教會發聲。張聰明女士是一位噶瑪蘭族的台灣平民,沒有綁小腳的童養媳,卻一路跟著馬偕博士,改變了很多台灣文化,包括女子受教育等等,她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楊忠衡:鄧雨賢當時為什麼寫這些歌?我們以前都說這些是「民謠」,彷彿在說這些音樂是自然流傳的,但情況不是這樣的。鄧雨賢從日本留學回來,有了現代的作曲技術,他思考為什麼台灣沒有屬於我們自己的近代歌曲,因而用心寫出現在所謂的「民謠」。《四月望雨》希望藉音樂劇將歷史人物,尤其音樂家的樣貌,重新賦予血肉。

文史作家、編劇、作曲家的接力賽

李哲藝:傳記通常都是硬梆梆的,應該如何讓作品在舞台上被感動呢?要經過很多思考,找到真正能夠觸動人心的點。當然不會是生活中的柴米油鹽,要在一個人幾十年的生命中找到最動人的時刻,可能是將一些生活中的蛛絲馬跡放大,或者影響後世最重要的作為或思想,用故事將這些點舖陳出來。

楊忠衡:哲藝兄雖然是作曲,但他剛剛描述的很清楚,「找到一個感人的點」是很關鍵的。第一棒當然是文史學者,對學者來說,他心目中的美是「資料的完整」,收集完全部的資料,找到答案時,心中會有所昇華。第二棒是編劇,編劇並不需要將資料與歷程交代清楚,而是要從海量的資料中找到感人之處,組織它,化為故事的條理。我也曾遇過文史學者說:「我研究了半天,你拿去做戲的不是我的重點」、「我明明覺得這邊是他的豐功偉業,結果你只寫羅曼史。」

第三棒則是作曲家。有個名詞叫「詩化」,詩是抽象的;如果作曲家只把編劇的故事重述一次,那也沒有做到轉換。作曲家應該將故事轉換成一種無法言喻的感情,像《貝多芬九號交響曲》該怎麼形容呢?貝多芬說了什麼嗎?沒有,但聽眾每次聽都彷彿精神被往上拋了一次,那個就是作曲家的偉大。像接力賽,資料轉成故事,再將故事詩化,詩化的東西才能轉入人心。

以鄧雨賢為例,在資料中,他的生活沒有大風大浪,他比較飄撇,雖有很多浪漫史,但也不是那麼具體。我找到的一個有趣點是他對於音樂的投入,這點很打動我。他一回台灣就感覺到:「世界音樂潮流那麼進步,那我們台灣人怎麼沒有?」他首先將台灣的歌謠、歌仔戲的元素寫進歌中;其次,他也抱怨音樂研究者太眼高手低,沒有跟民眾在一起,這也是我們沒辦法創造自己文化的原因……


張聰明(左)與鄧雨賢(圖片取自:wiki)

➤超市採購清單也能變成一首歌嗎?

主持人:相較作曲家鄧雨賢,《蔥仔開花》的張聰明並沒有音樂素材留世,如同一張白紙,該如何重新建構、刻劃她的音樂性格呢?

李哲藝:《蔥仔開花》是我的第29部音樂作品,很多題材都觸碰過了,對作曲家而言,創意絕對是有限的,不可能是無限的,而我之所以喜歡做各式各樣的題材,是因為這些文字、素材,都對我的創作有很大的刺激。

首先,必須熟讀文本,除了提供畫面之外,其實也給我聲音。這可能是非音樂工作者比較難想像的,比如我們看一幅畫,也能聽見聲音。用比較科學的說法,稱為「聯覺」,音樂家多多少少會有這樣的能力。

主持人:義大利作曲家羅西尼曾說,就算一張洗衣單,他也能寫成音樂,你也能將超市採購的清單變成一首歌曲嗎?

李:對我們來說,這都不是難事,只是音樂做出來之後,是否make sense,能否觸動聽眾?還是只是好玩呢?創作仰賴經驗的累積與作曲家的想法和創意,綜合之後,更需要市場的測試,慢慢累積久了,對於素材的掌握也會越來越熟悉,作曲家的成果才能更達到自己的期望。


《蔥仔開花》整排,照片取自:台北市立國樂團

➤一位角色的高興,和另部作品的另一角色的高興,如何打造不同音樂性格?

主持人:在你諸多作品中,角色的區別性大嗎?雖然可以根據高興寫高興的音樂,但這個角色的高興和另外作品中另一位角色的高興,會不會有所差異呢?

李哲藝:這是很整體的考量。多數人喜歡用「主題旋律」處理,這是眾多作曲手法的一種,能在聽覺的熟悉感中,作為故事線的引導,當然這也是很好的方法。但對我來說,大部分是以當時、當下發生的情感做音樂的發展。

不管是開心或什麼樣的情感,我想每個人的定義是差異很大的,在戲劇作品或故事中,我們也不會百分之百使用情緒做定義。音樂有它抽象的性格,比較容易傳達文字寫不出來的東西,若我們希望每件作品在表層、中層、底層,各個層面都能觸動觀眾,一定會是很全面性的思考,不可能只是片面性的思考。這也是為何很多作品值得一直研究下去,因為聽眾慢慢能從作品中感受到各式各樣不同層面的東西。如果聽眾每次聽、每次看,感受都一樣,這樣的作品久了就不會有人看了,因為沒必要再看一次。

貝多芬寫交響曲時,有沒有考慮中國市場?

李哲藝:這麼多的台灣題材,該如何運用呢?這跟閱聽大眾和未來發展的想像有很大的關係。所有的IP在設定時,一定都希望獲得最廣的受眾。以《蔥仔開花》為例,魏德聖導演認為台灣是全亞洲男女平權最進步的國家之一,張聰明女士是歷史中的重要關鍵,這個題材的延伸話題非常多,再加上教會的力量,不只在台灣,甚至未來在國際市場的發展都是有潛力的,這樣的題材,值得好好投入資源跟心力。

每個製作團隊的觀點都不相同,但我相信大家都會同時思考這些問題,這跟當下的社會環境背景是有連結性的。很多故事的題材可能都非常好,但在當下並不適合做,要等到過了5年、10年,或者社會議題轉變後,某些特定的想法與素材才適合重新被發展。

我認為這些都是集眾人之志,集思廣益,才能做出一件好作品。即使不是很簡單,未來台灣必然會更強調「在地化就是國際化」,也是大家都共同努力的地方。

楊忠衡:我很同意「在地化就是國際化」。有人不太理解它的意思,我都舉例說,當年貝多芬寫他的交響曲時,有沒有考慮中國市場?沒有嘛,他只是好好地把他認為好的音樂寫下來……


主持人:吳家恆,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畢業,英國愛丁堡大學音樂碩士,遊走媒體、出版、表演藝術多年,曾任職天下雜誌、時報出版、音樂時代、遠流出版、雲門舞集、臺中國家歌劇院。除了在大學授課,在臺中古典音樂台擔任主持人之外,也從事翻譯,譯有《心動之處》、《舒伯特的冬之旅》、《馬基維利》、《光影交舞石頭記》等書。


片頭、片尾音樂:微光古樂集The Gleam Ensemble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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