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媒介上締造新傳說

如果問起：「你知不知道廖添丁」，我想多數人或許不會有太多反應，也許有人隱約能回想起在民間故事集看過這個名字，或許更明確地想到幾齣廖添丁的電影或電視劇──例如我腦海中的廖添丁和紅龜，完全是演員翁家明跟周明增的樣子，那是1999年由台視製播的《台灣廖添丁》，開場大有模仿《蒙面俠蘇洛》電影海報的感覺，同樣蒙面的廖添丁拿著刀，帥氣地在畫面上砍出三筆帶火的「丁」字。

繼續問下去，我們一定會問到那些從小聽一代廣播人吳樂天講廖添丁長大的粉絲，連帶重溫吳樂天風靡一時的地下電台興盛史。然而又經歷了一段時間的現在，我們將會聽到不一樣的答案：

「廖添丁？是那個Flash神作嗎？」

「小學電腦課都上史萊姆遊戲區偷玩！」

2004年，時為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研究生的林秉舒，製作出Flash遊戲《神影無蹤廖添丁》作為畢業論文的一部分，後來因畢業時程縮減內容，第二章之後的章節沒有完成，因而成為許多玩家童年未完的經典回憶。

作為一款橫向捲軸動作遊戲，《神影無蹤廖添丁》在當時的軟硬體條件下，成功創造出流暢優異的遊戲體驗，並衍繹出台灣鄉野傳奇的氛圍，以及義賊廖添丁的英雄氣質，令許多玩家印象深刻，就連新聞媒體也爭相報導。

但是對這群玩家而言，歷史上的「廖添丁」是誰？是殺人犯還是義賊？抗不抗日？這些或許都不是很重要的問題──因為更重要的是，它首先必須是一款好玩的闖關遊戲，主角的動作身姿、跳躍的殘影和打擊的爽快感，配合簡單的故事脈絡，才有建構玩家認識這位「俠盜」，從而貼近台灣「真史」的機會。

退一步說，廖添丁的傳奇透過遊戲再度流傳轉生，或許只是作者生命與歷史的某種偶然。但回顧近20年來是否有其他廖添丁傳奇的改編作品，我們似乎不得不承認：風靡一時的廖添丁故事（以現代術語來說，一個超級重要又雄厚的本土IP），竟然出現一道很深的斷層與失落（當然，這可能也與歷史研究的推展與不同時期的題材流行有關），而《神影無蹤廖添丁》與近期完全重製的《廖添丁—稀代兇賊の最期》（以下簡稱《稀代兇賊》），則是透過遊戲的媒介，巧妙補上了這十多年的廖添丁空白，重新提醒我們曾經有位快意俠盜，在人們的口傳與改編中翱翔於市。

或許在那個時候，《神影無蹤廖添丁》所預示的，其實更是某種本土經驗和語言斷層的危機，而在它被製作出來的瞬間，也已經註定這不只是一份畢業論文而已。隨著時間醞釀，隨著台灣社會對歷史記憶與認同的追求，它在新一代（解嚴前後世代）的台灣人心中悄悄萌芽，偶然地讓「廖添丁」這個本土IP，成為如今台灣文史出版轉譯的「必然」。

▇重啟廖添丁傳說的鎖匙：「台語」之需要與必要

在《稀代兇賊》的消息釋出之後，許多七、八年級玩家引頸期盼這款新瓶裝舊酒的本土作品，要如何在劇烈又艱難的本土遊戲市場中，重新攫住自己的回憶與目光。另一方面，對台灣文史以及台語推廣有興趣的玩家或路人，也很難不來跟跟這波熱潮，因為遊戲中大量的文史彩蛋，以及製作團隊宣告推出「全台文」的遊戲界面及對話，成為第一款使用台語文呈現遊戲界面、對白和語音的遊戲，這不但是台灣遊戲產業的一大創舉，更是以往推廣台語難以想像的新局。（註）

但如果從《稀代兇賊》回顧《神影無蹤廖添丁》的原點，我反而對遊戲的「全台文」並不是很意外，因為在那個台語尚未完全標準化、本土語文意識不如今日的時代，製作人林秉舒為了還原時代語境和氛圍，就用上目前俗稱的「台語火星文」來表現台語了。

長期以來，民間使用「台語火星文」固然有長期積習、教育不全等不得不的理由，但時間來到2021年的今日，《稀代兇賊》以教育部規範用字呈現全台文界面，甚至粉專編輯能以台文回台文，從這些細節都可以感受到，「台語」作為遊戲底蘊和實踐精神的重大意義。

事實上，要談廖添丁傳奇，本來就不能不討論「台語」在這個故事形成的過程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因為從歷史觀之，廖添丁死後至今的百年之間，其生平、靈異或各種傳說事蹟，迅速且不斷地被各種媒體改編、衍生，在戰前到戰後的社會變遷及語言環境中，大量地透過台語被表現、流傳下來。

也因此，遊戲中也非常精巧地設計了一些道具、人物和體驗，把廖添丁文本的時代軌跡勾勒出來，從日本時代的文本，到戰後1955年廖漢臣（毓文）《台北城下的義賊》、梁松林《台灣義賊──新歌廖添丁》等文本，《台日大辭典》、《廈門音新字典》等台語辭書，一路到遊戲一開始作為玩家引路人與回顧關卡入口的講古大師吳祿天（吳樂天），在遊戲中為玩家獻唱一段的國寶藝師楊秀卿，以及關卡串場時由吳樂天入門弟子（也是唯一弟子）、現為台語歌謠工作者吳國禎的旁白。

每一個角色，每一個聲音，都是廖添丁在台語文化脈絡當中飛天遁地、仗義濟貧的證據跟姿態。甚至於在遊戲中，讓吳樂天能與他口中生龍活虎的俠盜面對面相識相逢，在後設樂趣和功能性的設計之餘，不無一種安慰或感嘆的情緒油然而生。

遊戲中另一位趣味的角色「阿牛」在他撐船時喃喃自語的台詞，「台北發的早幫車」、「天字第一號」、「地獄新娘」、「悲情城市」，每一個都是源自經典台語電影的台詞哏。他於遊戲末段挺身而出，對抗日警大喊「我是大俠梅花鹿」被殺之後，接替的新船夫啞口無聲。我們彷彿失去真的一個會說台語、理解台語文化的人，也失去了一段歷史記憶。

或許可以說，廖添丁不但是台語文學和講古藝術的重要文本，跟台語文化之間，更完全是互相依存的關係──沒有台語，我們無法召喚廖添丁，沒有廖添丁，台語也會失去一部極度重要的百年文本。

▇讓俠盜翱翔虛實之間：文史出版與轉譯的累積和能量

無論是史料的收集、故事的改編、遊戲場景的細節刻劃、美術風格的設定、NPC和關卡情節設計所參照的真人實事，或是地圖、建築、畫作、廣告，乃至於遊戲當中各種增強角色能力的各類古早味收集品和文獻，每一個細節，都可以看出《稀代兇賊》為了還原時代感，針對文學、語言、美術、音樂、建築、庶民史等方方面面進行的深入考察，宛如博物館的「廖添丁與他的時代」特展，充滿太多讓對台灣文史有興趣的玩家感到無比親切的「哏」。在網路上，也不乏熱心玩家陸續把相關資料或典故逐步整理出來。

然而，這些成果的展示和資料的運用，絕非一蹴可幾、專案專結的成果。在製作團隊如此細心的工程背後，絕對需要國家乃至民間社會對於本土文史的重視與投資才有可能做到。甚至隨著網路社群、自媒體的發展，我們也看得出「知識轉譯」出現更細緻、專業化的分工趨勢。

例如遊戲中的主要舞台「大稻埕」，不但是歷史上廖添丁曾經活躍出沒的區域，在現實中也本就是一塊相當完整的老街區，為《稀代兇賊》搭建遊戲舞台提供直接而完整的實體細節。如果我們留下更多重要古蹟，必定能孕育更多時代劇或歷史創作，減少各種還原時代和場景的成本與門檻，轉化為文化觀光財。

至於還原時代感所必須的大量參考資料和文本，也勢必經過「保存、研究、轉譯、推廣」的程序，亦即必須有學術或研究典藏單位保存相關史料文物，經過縝密的考證研究，再將相關內容整理、轉化成能被其他領域理解進而應用的觀點或素材，才有可能產生出更多有血有肉的本土時代作品。

這個轉譯的循環，在遊戲推出之後表現得非常明顯：製作團隊透過臉書粉專，不斷幫玩家解開遊戲中的各種文史彩蛋，補充各類資料來源、近期相關展覽消息，其中也包括知識型Youtuber、Podcaster的介紹或解說。各種不同層次知識的輸入打造了遊戲，再經由遊戲的擴散輸出相關知識，《稀代兇賊》確實以電玩遊戲的形式和效益，達到社群運作和寓教於樂的目標。

從出版的角度來看，我最具體有感的，除了遊戲標題介面以懷舊復古風格的「尪仔冊」（ang-á-tsheh，漫畫書）來呈現，讓「紙本」作為時代重要的歷史見證以外，就是收集品當中的《台灣文化志》、《台灣風俗志》，這兩部分別由日人學者伊能嘉矩與片岡巖完成的重要經典。

《臺灣文化志》曾由大家出版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攜手重出全新審定版，《台灣風俗志》則曾出過內容不全的中譯版，後來有南天書局於1994年照本復刻，目前尚未有全譯審定本。當然前文提到的部份文獻，除了電子資料庫外，如《廈門音新字典》也仍持續出版中。

作為遊戲中的道具，它們不只是增強廖添丁的技能和攻擊力，作為文獻，它們經過學術單位與博物館的努力被保留、研究，猶待更多審定和重出，進而成為每個新時代對過去歷史的理解基礎，一次又一次連結並深化不同世代的台灣讀者。

這個過程，除了再次突顯或提醒我們學術研究與出版的社會位置與功能以外，實質上也是1980年代解嚴前後，伴隨台灣民主化而啟動的「本土化運動」、「台灣學」進入體制，以及相關的博物館成立以來，累積約三、四十年基礎之延續。這時間雖然不算短，但和許多國家相比，台灣仍有一大段路要走。而這樣實際的差距和欠缺，作為台灣歷史發展的特殊背景和作用，則具體表現在台灣社會對文化歷史乃至於認同的焦慮當中。

也正因如此，《稀代兇賊》目前極高的水準和口碑，更顯得堅強而珍貴。在台灣本土創作進入嶄新蓬勃的新時代當中，製作團隊不但找到一條表現台灣本土遊戲底氣的堅韌之路，也為學術研究、人文出版、轉譯近用或本土知識的未來注入一記強心針。

放下手扞仔，心肝頭萬千感慨。相信台語不死，文史不絕，聽倌，咱繼續耍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