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態相關論述中，精神分析家瓜達希（Félix Guattari）曾提出「三生態」（three ecologies）的概念，他認為，生態問題並非只是少數自然愛好者與動物保護者的問題，生態學的考察必須包含人類主體、社會關係以及環境生態等面向。

生態的考察不僅只是關懷外在的自然環境而已，也與我們身處社會中的政治、文化與經濟活動相關，更涉及與他人、物質，以及與其他物種之間的倫理關係。這個觀點擴大了我們對於生態的一般認知，也與2020台北雙年展的策展概念「你我住在不同的星球上」，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繫。

事實上，此類對於周遭社會環境的生態學關懷，我們也可在當代台灣文學作品中找到共通的旋律。晚近台灣的自然書寫作品，標示了一幅當代社會另類的「倫理」與「政治」典範。這些生態作家的書寫，從對周遭的植物、昆蟲與其他動物的觀察開始，擴展至其棲居的環境，乃至自然整體。

吳明益在其蝴蝶書寫的創作中，細膩地描寫了人類與昆蟲，以及與其他動物之間彼此共構的環境，因而繪製一幅人類與蝴蝶共同交織的生命圖像。劉克襄經常以擬人化的技法及寓言方式，描寫鳥類與其他各種不同動物，讓人類與動植物直接接觸、彼此對話。作為討海人以及鯨豚研究、保護與寫作者，廖鴻基的生活與魚群及鯨豚密不可分。原住民作家夏曼．藍波安則以樸實的筆觸，描寫與眾多魚群及各種動物直接廣泛的接觸，繪製了一幅屬於達悟部族原始社會的環境和文明的生態地圖。

這些在文學作品中關於植物、昆蟲與動物的描寫，標誌了作家對其他物種及自然生態環境的深刻關懷，同時也展露了對於周遭環境的不同理解——面對動物，人類必須重新反省自身作為中心的主客觀認知結構，並重新思考人與動物，乃至與環境之間的關係。在為數可觀的生態文學作品中，作家們捐棄以人為中心的環境與世界觀，進而繪製一幅不再基於主客觀認知結構下的自然與環境。

不僅如此，作家們的自然寫作使他們走得更遠。作家面對動物，同時也面對動物棲居的原野、荒原、山丘、湖泊、天空與海洋等環境。例如吳明益的水文書寫行走到溪水之源、海水之濱與湖水之側，尋找不同的自然環境。劉克襄則是為了尋找鳥類的原鄉，拜訪了信天翁的誕生之地，甚至駕著滑翔翼，翱翔於鳥群們飛行的天空。同樣地，廖鴻基也航行至更寬廣的海洋，追尋鯨豚藏匿的蹤跡；而夏曼則回到古老的海域，與眾多不同種類的魚群在達悟海水中泅游。

作家們不約而同轉向非人類棲居環境的書寫，銘刻的正是一個不以人類視角為中心的社會與環境。

然而，這一自然書寫的傾向，同時披露了某種政治姿態，並形成某種特定的政治模式。例如吳明益書寫「行書」（行走之書，收錄於《蝶道》），堅持以步行的方式介入自然，並宣揚某種以步行作為依據的革命與思考。這是作家藉由自然書寫展露的政治姿態。

劉克襄的動物小說中，不論是描寫南遷的侯鳥不再北返而成為留鳥，信天翁不再回返出生之地而持續遷徙，或刻畫徘徊在城市公園街道中遭人遺棄的野狗，以及許多不同的動物與遭遇，都同樣展示了類似的政治姿態。凡此種種，不只在喚起對那些被人類社會忽略或排除的弱勢物種的關注，這些創作更標示了挑戰社會秩序與群體價值的政治姿態。

其中夏曼生態寫作的政治性尤其值得關注，其文學展露了一種對於語言、社會、文化，乃至歷史的戰鬥。這場戰鬥不僅止於個人的生活，更擴及整個達悟族，甚至原始的文化傳統。夏曼不斷重複述說達悟過去的文化與文明，不只是緬懷即將消逝的文明，而是努力尋找一個可以讓部落民族存續的歷史大計，更積極地擘劃未來的生活環境與文明圖景。

從這個角度來看，夏曼筆下的眾多人物，例如孩童、浪人、海人等，並非只是作者個人的比擬，或部族生活的片段回憶，更非只是社會邊緣人或弱勢族群的形象再現。在不同故事中不斷出現的同樣人物，例如安洛米恩（《安洛米恩之死》）、達卡安（〈飛魚的呼喚〉）、洛馬比克（《老海人洛馬比克》）等人，他們實則超越了個人的名字與個別的憂傷，而銘刻了一個屬於未來人民的感性。這正是夏曼的生態書寫潛藏的政治意涵，攸關達悟人民未來社群的想像與創造。

當前的國際政治與各式各樣的環境災難，迫使我們進一步反思人類生存的社會與環境，以及我們與其他物質、物種（包括病毒與微生物）之間的關係。而當代台灣的自然文學已為我們展示了攸關生態的倫理、政治與美學典範。

這一典範意味著，人類不應只是作為認知主體，去理解周遭動物的生活、感情及其棲居的環境。相反地，生態的問題帶來人類對自身問題的重新理解，也讓人類重新思考自身與動物及自然的關係。值得關注的即是這個生態的典範進一步尋求社會變革的可能。

文學家透過創作，想像了一個新地球，一個另類的可能環境。而我們從生態文學範例中學習的，則是將自身與社會的限制打開，並朝向其他物種與社會開放，以期尋求未來的宜居社會與永續的生活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