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世界不是在我之外,而是在我之內:詩人吳俞萱讀《柯札克猶太隔離區日記》

非得伸出更長的手,抱住每一個孩子。非得撐起更大的頭顱,裝進每一個孩子的恐懼和夢。位於耶路撒冷「猶太大屠殺紀念館」的這座雕像,紀念猶太裔醫生、波蘭兒童人權之父雅努什.柯札克(Janusz Korczak)終生捍衛孩子的自由與尊嚴,直到死亡的最後一刻,依然伸長了手,抱住每一個孩子的眼淚和顫抖。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柯札克與他的孤兒院將近200個孩子一起遷入猶太隔離區。為了孩子的溫飽,他敲響街邊的每一扇門,乞求食物、衣服和藥品,請求神父通融孩子能去教堂的花園玩耍。他在爭取各種資源來照護孩子的同時,飽嚐人情尖酸和冷漠、承受死期將至的絕望和孤獨。

猶太大屠殺紀念館將柯札克的雕像鑲嵌於一個方形內凹的石磚牆中,凸顯柯札克在具體的監禁和無形的囚困裡,從未放棄突圍。他在生命盡頭1942年5月到8月的掙扎求存和無數次挽救孩子的行動,收錄於《柯札克猶太隔離區日記》。


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的柯札克雕像(吳俞萱提供) 

凌晨五點,孩子們都睡了。柯札克握著鉛筆,桌上有一塊黑麵包和一瓶水。鉛筆在他手指上留下一道道的凹痕,他想起父親說他是個「心不在焉的笨蛋」,外婆給他葡萄乾,叫他「哲學家」。想起他死去的金絲雀、哭泣也是一種罪、猶太人、死亡……。

日記的第一句,柯札克寫下:「回憶錄是一種陰沉、憂鬱的文學。」而後他說:「當你挖井的時候,你不會從深處開始挖,而是從最上層開始,大刀闊斧地把土一鏟一鏟地挖出去,不知道下面有什麼……你下定決心,你有足夠的力氣開始行動。」

筆鋒一轉,出現了戲劇性的對話。有人問:「老頭,你在幹嘛?」柯札克回答:「你自己也看得出來,我在找地底的泉源,我會找出乾淨、涼爽的泉水,讓回憶四處流淌。」那人繼續問:「要我幫你嗎?」柯札克說:「喔,不用了,親愛的,每個人都得自己來。讓別人幫忙不會讓工作變快,也沒有人能為別人代勞。其他的事還可以讓你幫忙,但如果你還信得過我,也不會輕視我,這最後的工作就讓我自己來吧。」

「這最後的工作」是在死亡的底線上,縱身躍入那曾流動著生命的時刻。柯札克「從最上層開始挖掘」、「不知道下面有什麼」,即是從已知的此時此地出發,回探過往的未知。未知來自於終局未定,過往的一切細節因而像是任意擺盪的伏流,無須追溯源頭、流向和意義。當柯札克被判定為將死之人,於是浮現一雙「陰沉、憂鬱」的將死之眼,得以穿透那混雜交纏了童年、現實、理想和夢境的碎片,找出一生的跡象。

5歲的時候,柯札克想知道「要怎麼做,才能讓世界上不會有髒兮兮、衣服破破爛爛、飢餓的孩子?」他在7歲的時候感受到:「我在。我有重量。我有意義。」14歲時第一次想到教育改革。柯札克說:「世界不再是在我之外,而是在我之內。我活著的目的不是讓別人愛我、讚嘆我,而是為了行動、為了去愛。不是我周遭的環境有義務要幫助我,而是我有義務去照顧這個世界,去照顧人。」


傑依·瓦伊達導演的電影《Korczak》,是根據柯札克真實經歷改編(取自IMDb

後來,他經常夢想去中國旅行。此刻置身於猶太隔離區,他認出了這個夢想的意義:「不是我到中國去,而是中國來找我。中國的飢餓,中國孤兒的悲慘,中國孩子的高死亡率。」

解決孩子的飢餓、受凍、疾病和創傷,成了柯札克走向他自己的命運。即使遷入猶太隔離區,他仍情願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和快樂而日夜奔走,但他自己的痠痛、瘦弱、肺積水、焦慮和無望,沒有一刻不在兇猛吞噬著他。他在日記寫他的夢:「今天晚上又死了幾個人。死去孩子的屍體。一個在桶子裡,另一個則躺在停屍間的床板上,被剝了皮,很明顯還在呼吸。新的夢:我在爬一個很容易倒的梯子,爬得很高,而父親一次又一次把一大塊淋了糖霜、裡面還有葡萄乾的蛋糕塞到我嘴裡,塞不進去的,他就把它弄碎塞進口袋。」

陰影滲透每一吋現實和夢境,柯札克面對殘破的生存條件和碎裂的內在狀態,隨身把氯化汞和嗎啡藥錠放在口袋,生命一旦被戰火、槍管或其他暴力摧殘,他將會服毒自殺,在自由意志底下,尊嚴地告別生命。

在猶太隔離區的柯札克就像美國華盛頓「大屠殺紀念博物館」收藏的那張翻拍浮雕作品的照片。浮雕內容雖是常見的「擁抱孩子的柯札克」,但塑像是以幾何圖形的切割和重組構成立面,如同斷頭的柯札克以斷掉的一隻手抱著一顆男孩的頭,另一隻斷掉的手捧著一顆女孩的頭。雕像的拼貼形式與石材本身的剛烈質地和線條,深刻呈現出柯札克以自身碎裂來撐起孩子的完整性。


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的收藏品(吳俞萱提供) 

碎裂是柯札克真實的生命成象,碎裂於是也自然地融入《柯札克猶太隔離區日記》的書寫脈動。鬆散破碎的行文結構,夾雜各種時空和場景,他在回憶和省思的段落之間,時常標記寫作的那一個時間點,像是強硬地將自己從過往的無限拉回現實,畢竟,在死亡迫近之前,一如夾縫生存,再也沒有耽溺的餘地,再也沒有夢了。他非得理性強制自己的心,一次次重回現實,解決當下的困局。因此,他的情感強度支撐著每一個故事的浮現以及戛然停止,而思緒難以綿長縝密地發展和鋪排。沒時間了,柯札克不再幻想可能的未來,而是務實地拓開當下的可能性。

然而,無法不思及死亡,無法抗拒在死亡的腳邊,偷渡心願。柯札克在日記裡自問:

「我剩下最後一年、一個月還是一小時?我想要有意識、清醒地死。我不知道我會說什麼話和孩子們道別。我渴望和他們說,也只想說這些:他們有完全的自由去選擇自己要走的路。十點。槍聲:兩聲,幾聲,兩聲,一聲,幾聲。也許我的窗戶剛好沒有遮好?」

「孩子有完全的自由去選擇自己要走的路」像是柯札克的遺言,也像是他留給這個世界的深情祝福。即使他最後的日記和隨筆遍佈了破碎、中斷、混濁的話語,但是他「賦權兒童」的理念始終完整明晰地貫徹在他一生的作為和著述之中:作為大人的我們不能因為害怕孩子被死亡帶走,就把孩子從生命的身邊帶開。我們給予孩子許多重擔,讓他在明天可以成為一個人,但是我們卻沒有給他作為一個人,今天就該擁有的權利。

柯札克在《如何愛孩子》告訴我們:孩子有權要求別人重視他的憂傷,雖然那只是一顆遺失的小石頭。孩子有權要求別人重視他的願望,即使那是在冷天出門散步時不穿外套。孩子有權要求別人重視他看似荒謬的問題。柯札克在《當我再次是個孩子》也要我們尊重孩子的無知、尊重孩子的失敗和淚水、尊重孩子的秘密和遲疑、尊重孩子認識世界的過程。尊重,其實就是祝福孩子走向他們自身的自由,將「活著的權利」還給孩子。


電影《Korczak》呈現出納粹德國對兒童的迫害(取自IMDb

1942年8月,押解猶太人的德軍打開孤兒院大門。柯札克囑咐孩子們穿上潔淨美好的衣服,像去參加一場盛大的遊行。拘捕的路上,目擊的詩人茲倫格爾說:「他們穿著乾淨的衣服,彷彿在花園裡漫步,享受安息日。」

柯札克竭盡所能,移除孩子心上的恐懼,為他們帶來平靜和歡樂。柯札克與孩子們一起步出猶太隔離區,坐上灑滿生石灰、悶熱擁擠的家畜貨車,被送到納粹死亡集中營。沿途,柯札克多次獲得庇護,但他一再拒絕單獨獲救的機會,他說:「不能放棄自己的孩子。」最後,他與孩子們在毒氣室一起喪生。

華沙猶太公墓的柯札克紀念碑,留存了柯札克和孩子們走向死亡的那一刻:柯札克逆風向前,一手抱住胸前的孩子,一手牽起後頭的孩子。柯札克面無懼色,除了風掀起的微細波瀾,他的衣著平整地撐起了他的坦然和正氣。而團塊相連的刻工造形,恍若柯札克與孩子們的衣袍相連,共享同一座身體,就像柯札克說過:「世界不是在我之外,而是在我之內」,他將自己的命運連結孩子的命運、世界的命運,於是有了一種承擔共同體的責任和勇氣。他不能放棄孩子,因為放棄孩子就是放棄他自己。如果盡頭是絕路,就讓相連的手,為死亡撒上香氣。


華沙猶太墓園的柯札克雕像(吳俞萱提供) 

quan_qiu_hua_de_shi_dai_w300.jpg 柯札克猶太隔離區日記:兒童人權之父最後的回憶錄與隨筆
Pamiętnik i inne pisma z getta
作者:雅努什.柯札克(Anusz Korczak)
譯者:林蔚昀
出版:網路與書出版 
定價:48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雅努什.柯札克(Anusz Korczak)​
本名亨利.哥德施密特(Henryk Goldszmit),1878(或1879)年出生於波蘭華沙環境優渥的猶太家庭,是知名兒科醫生、作家、教育家、社會運動者,為兒童人權與教育奉獻畢生,被譽為波蘭兒童人權之父。

幼時所見貧民窟兒童困境,使柯札克很早便關注兒童權益;少年因家道中落,他以家教工作養家,此時期也開始發表教育類文章;自華沙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即被徵召到日俄戰爭前線爲軍醫,令他體會戰亂給孩童帶來的痛苦。1912年,柯札克就任猶太孤兒院「孤兒之家」(Dom Sierot)院長,經營孤兒院期間,他推行以兒童為主體的教育,還開設「同伴法庭」讓孩子學習自治。二戰時,他婉拒外界救援,於1942年陪同收容的猶太兒童前往集中營,和孩子一起遇難。

柯札克之教育觀點被視為當代兒童教育潮流先鋒。1979年適逢其百歲冥誕,聯合國將該年定為「國際兒童年」。1989年通過的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有逾兩百個國家簽署,其精神即源於柯札克的理念。柯札克年少便投入寫作,著作甚豐,本書以外的代表作品有《如何愛孩子》、《麥提國王執政記》、《當我再次是個孩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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