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繪本大師》用創作寫自傳的圖畫書作家艾倫.賽伊

圖畫書作家艾倫.賽伊(取自wiki

書店裡有琳琅滿目的兒童圖畫書,那些深受小朋友歡迎的經典作品,都是怎麼創作出來的呢?來自不同國家和文化的知名圖畫書創作者,他們的作品為何具有吹笛人般的魔力,讓一代代孩童著迷?他們在童書的發展上有什麼貢獻,又為童書世界注入了什麼樣的新活水?

Openbook為喜愛圖畫書的大小讀者,隆重推出「兒童繪本大師」系列報導,每個月將為大家介紹一位當月出生的世界級童書大師。邀請讀者一起來逛遊多采多姿的兒童圖畫書世界,也為大師熱鬧慶生。

隨身帶著艾倫.賽伊(Allen Say)的《Drawing from Memory》和《The Inker’s Shadow》兩本圖文傳記,在德國旅次間閱讀。第一站來到柏林,柏林是個背負著深沉歷史記憶的城市,創傷和重生交織成今日的風貌。班雅明曾在手書的《柏林童年》中,深情回眸幼時片段,那屬於個人生命中的靈光,標誌出這座城市無可挽回的過往,和時代終將消逝的隱喻。

個人的生命史和時代的變動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由班雅明,我想到賽伊於1994年獲得凱迪克大獎的作品《Grandfather’s Journey》,這本書是我認識這位創作者的起點。全書以27幅相同大小的圖畫組成,一張張類似人像照片的寫實水彩畫,閃動著流利淡雅的光影,組合成一本家族相簿,述說著賽伊家祖孫三代流離變遷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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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father’s Journey》書封及內頁(取自exodusbooks.com

圖畫中的人物表情大多若有所思,眼神幾乎沒有交集,像是被相機拍攝下來的停格靜態畫面。簡約的文字默默地連貫起這些「決定的瞬間」,反而使得讀者對圖像縫隙之間的弦外之音更加好奇。這本看似極端安靜的書,帶著強大的後座力,讓我一本、一本追隨賽伊創作的腳步,也因而發現:賽伊的每一本書,都像一塊心靈拼圖,記錄了他生命中的某一個片段。

賽伊原本的姓氏是清井(Seii),日文名浩一(Koichi),父親是個韓國孤兒,由居住上海的英國家庭扶養長大,母親則是出生在美國舊金山的日裔美人。在他1999年出版的《Tea with Milk》中,細述父母親的身世和兩人相識相戀的過程,深刻描繪這兩個擺盪在異文化之間的年輕人,身處於祖國卻好似異鄉人的困頓心情,和他們相濡以沫的情感。

賽伊於1937年8月28日出生在日本橫濱海邊的一個小漁村,童年玩伴大多是漁夫的小孩。媽媽害怕他會掉到海裡,總是把他留在家中禁止外出。在正式入學前,親自教他讀書識字,這使得賽伊在孩子群中特別受歡迎,就像他2005年的作品《紙戲人》(Kamishibai Man)一樣,可以讀漫畫書、說故事給小朋友們聽。

媽媽的策略成功了,他整天在家看漫畫書,於是就畫了起來,才四、五歲,心中已暗自決定:長大之後要成為漫畫家。心思敏感、善於觀察的賽伊,畫著眼前所見到的,以及想像中的一切,還不斷複製漫畫書中的圖畫。畫畫的時候他總是特別開心,完全不需要玩具、朋友或父母親的陪伴。他的父親為此很不高興,他期待賽伊成為「有用的人」,將來要自己賺錢營生。在父親的觀念裡,藝術家大多懶惰、邋遢,而且不值得尊敬。

每天只要父親出門去東京工作,賽伊就開始畫畫,然後在父親回家前把畫藏起來。1941年二戰轉劇,炸彈開始空投在賽伊居住的城市,母親帶著他和妹妹早苗(Sanae),疏散到廣島附近的鄉下,寄居在母親的伯父家。老宅中獨居的嚴厲老人讓賽伊又害怕又好奇,也成了他1974年出版的《Once Under Blossom Tree》的靈感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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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e Under Blossom Tree》書封及內頁(取自books.google

4年之後,戰爭結束,然而一切也都毀滅了,橫濱的家已經毀於戰火,就在1945年8月他8歲生日時,美軍進駐日本。父親在九州佐世保找到工作,全家移居過去。小學六年賽伊唸了7間學校,常常得適應新的學校和老師,自然成為被同學欺侮的對象。只有小學一年級的導師森田稱讚他有畫畫的天分,在此之前從來沒有人這麼說。森田還把他的畫送去參加比賽,得到了第一名。

日美和平了,但賽伊的父母親卻離婚了,家庭的破碎讓他經歷了無限的痛苦。父親帶著他和妹妹離開母親,很快有了繼母。他想念在橫濱工作的媽媽,11歲時,媽媽將他接過來,安置在東京的外婆家,但長久獨居的外婆不喜歡和賽伊同住,總是說:「你又在畫畫了!」口吻就像他父親一樣,認為藝術家不值得信賴。

最後外婆提出交換條件:如果他能考上知名的私立中學,會另租一間公寓讓他自己住。入學考試非常困難,但想到可以一個人盡情畫畫,這個提議對賽伊非常有吸引力。就在13歲生日前,他搬進被他視為「藝術工作室」的簡陋住所,狂喜地投入人生另一個階段,《Drawing from Memory》書封上,那個凌空漂浮的少年,正是他當時心情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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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為賽伊於1979年出版的文字書《The Ink-Keeper’s Apprentice》及2011年又重新繪寫的圖文書《Drawing from Memory》

在賽伊的心裡沒有「讀書」這件事,他經常自己寫假單翹課,沒日沒夜地躲在斗室裡不停畫著。直到有一則新聞觸動了他:有個大阪少年為了學習漫畫逃家,走了16天到東京,被漫畫家野呂新平收入門下。賽伊從小最喜愛的漫畫家正是野呂,小學一年級開始就看他的連環漫畫。偷偷收藏的漫畫書是不能讓父母發現的祕密寶藏,從書中他看到人生的第一隻恐龍,還有許多超自然的生物,都深深震撼了童稚的心靈。

於是賽伊登門請野呂大師收他為學徒,除了上學,13到15歲這段青春歲月,他都在老師的工作室度過。對這個失去家庭溫暖的少年來說,野呂既是教導他畫畫的老師,也是他心靈上的父親,形塑了他日後對藝術的態度和人生理念。賽伊於1979年出版了文字書《The Ink-Keeper’s Apprentice》,在2011年又重新繪寫為圖文書《Drawing from Memory》向老師致敬,也記誌這一段持續終生的師生情誼。

好不容易生活略為安定,父親突然要求賽伊和他的新家庭一起移民美國,猶如生命中的海嘯席捲而來,不覺步上了家族輪迴的宿命。賽伊為此非常猶豫和恐懼,老師卻鼓勵他:「旅行是最偉大的老師。」

帶著老師的教誨「每一次的畫畫不只是練習,而是發現的過程。」16歲的少年決定勇敢跨出探索的腳步。離開日本的前一晚,他燒毀了累積數年的素描和畫作,準備好做一個自由人,到新世界去追尋夢想。

1953年的夏天,賽伊剛在加州上岸,父親給了他10元美金,丟下一句「別讓我丟臉!」就把他送去一所朋友開設的軍事訓練學校。賽伊是唯一的非白種人,年紀比同學都大,英文程度只能看懂童書,口語表達也不流利,自然受到同儕的排擠。他必需兼做雜役,好負擔食宿,他住在儲藏室裡,卻想像那是梵谷作畫的房間。在那段孤絕的日子裡,他只能偷偷畫畫。他不知道自己是誰,有時他化身成野呂筆下連載漫畫的角色Kyusuke,自己和自己對話、爭辯、逃避痛苦的情緒……

賽伊越來越嚮往見到「真正的」美國,一年之後,他帶著簡單的行李和野呂送他的畫具箱逃離了軍校,終此一生,賽伊對暴力和戰爭深痛惡絕。這時,無情的父親和他斷絕了父子關係,走投無路的賽伊決定放手一搏,他走進小鎮裡的高中,要求校長讓他入學。素昧平生的校長傾聽了他的請求,讓他跳級4年讀高中,還安排他到印刷廠打工。賽伊後來回想起來,都覺得這是不可思議的美國夢。

高中藝術課老師非常欣賞賽伊繪畫的才華,特別為他申請了週末到洛杉磯進修藝術課程的獎學金,他因此結識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也開拓了藝術的視野。賽伊的人生行路或許顛簸坎坷,但若沒有這些貴人的無私相助,他能絕處逢生,成為世人所知的藝術家嗎?

高中畢業後,賽伊迫不急待向舊金山出發,那是母親珍愛,卻再也回不去的出生地。從藝術設計學院畢業後,賽伊曾返回日本,還發誓再也不回美國,但日本已不同往昔,再度回到美國後,他當一名看板畫家的助手,後又進入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修習建築。2000年出版的《The Sign Painter》,就是當年賽伊在現實和理想之間擺盪的寫照。他在這本書中援引了美國當代藝術家喬治亞.歐姬芙(Georgia Totto O'Keeffe)、諾曼.洛克威爾(Norman Rockwell)和愛德華.霍普(Edward Hopper)的圖像和風格,顯示出他對美國文化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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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賽伊被徵召入伍,到德國服兵役。兩年役期間,他對攝影產生了莫大的興趣,退伍回到加州後,從事商業攝影的工作。朋友們一直鼓勵他畫插畫,於是在1972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圖畫書《Dr. Smith’s Safari》。1974年出版的《Under the Cherry Blossom Tree》是一則日本民間故事,插圖充滿了日本文化的元素,受限於當時的印刷條件,賽伊只用墨色作畫,但生動的線條非常引人入勝。

賽伊曾說,他常常分不清楚事實和夢境,記憶中每件事似乎都是真的,但沒有一件事是準確的。最精彩的例子就是:1982年他出版《The Bicycle Man》時,帶著新書回日本參加小學同學會,當他提起書中寫到的那兩個美國士兵,曾向校長借腳踏車,在學校的運動會場表演特技的往事時,竟然沒有一個人記得這件事。同學們笑他好似去龍宮復返的浦島太郎,記不清前塵往事。只有賽伊心裡明白,身處於一個已經失去過往的世界,他的童年只存在他的腦海裡。

在賽伊的記憶寶庫裡,儲存著各種知覺的影像,藉著放大、縮小和拼貼各種手法,加以改變之後,將它們穩妥地安置在他的作品中。於是賽伊不斷挖掘深層的內在,享受反覆述說它們的樂趣,那些帶有夢境及潛意識色彩的情節,混合了傳記元素和幻想,加上他對視覺精確的掌握和經營,呈現似真似幻的圖畫故事,創造了一個介於虛實之間的閱讀世界。

1984年由Ina R. Friedman執筆,賽伊負責插畫的《How My Parents Learned to Eat》出版,談的是東西文化的交融。這是他首部全彩的作品,卻因為不滿意印刷出來的顏色效果,讓他失望挫折到決定要放棄插畫,繼續從事商業攝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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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My Parents Learned to Eat》書封及內頁(取自pinterest

若沒有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Houghton Mifflin)的編輯羅倫(Walter Lorraine)慧眼識英才,就沒有賽伊以圖畫書展開的第二人生。羅倫鼓勵賽伊重拾畫筆,由Dianne Snydere改寫日本鄉土傳說,1988年出版的《The Boy of the Three-Year Nap》得到了凱迪克銀牌獎和波士頓環球號角書獎的肯定,這時賽伊已經51歲了。在這份殊榮的鼓舞下,賽伊完全退出攝影界,全心投入兒童圖畫書的創作。

除了探索自己的生活和記憶之外,賽伊還寫繪過廣泛的主題,《A River Dream》和《失落之湖》(The Lost Lake)尋找失落的天堂;《中國鬥牛士王邦維》(El Chino)藉著華裔鬥牛士王邦維的自傳,探觸如何克服文化和身體的刻板印象;《Stranger in the Mirror》關心年齡歧視和老齡化的議題;《艾瑪的毯子》(Emma’s Rug)探索藝術創造的源頭;《艾莉森的家》(Allison)是一個跨文化家庭收養的故事,傳遞了賽伊對「家」何以組成的信念;《紙戲人》(Kamishibai Man)則是他對已然消逝的傳統文化,無限的緬懷和敬重。

洛杉磯日裔美國人國家博物館(Japanese American National Museum)曾於2000年為賽伊舉辦插畫展,當時館內正展出二戰期間日裔集中營的照片。自珍珠港事件後,美國對日本人有深深的敵意,即使已經是美籍的日人,也被視為敵方,許多日本移民都被送進愛達荷州、奧瑞岡州的集中營。同樣身為離鄉背井的移民,賽伊被這段歷史深深撼動,因此創作了《Home of the Brave》和《Music for Alice》二書,他對往事的回顧不再侷限於小我,更擴及國族的集體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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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日裔美國人國家博物館所收藏的二戰期間日裔集中營資料照(取自jan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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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of the Brave》和《Music for Alice》

《追憶似水年華》作者普魯斯特認爲:人的生活只有在回憶中才形成「真實的生活」,回顧是和遺忘的抗爭。賽伊為了力抗記憶的如煙消逝,將自己的經驗化為故事,並從中梳理出脈絡,組合進自己的世界觀,因此他稱自己的作品為「真人實境的虛構故事」。這些故事連結了他的想像力和夢想,激發了他追求生存的力量,讓他漂流在異文化中不致滅頂,在反覆提問「我是誰?」時,尋得自己的主體認同。

賽伊在創作一本新作品時,並非事先安排故事大綱,而是不停地塗鴉,先畫上百張草圖,再從其中產生構想。他早年的畫風常運用漫畫手法,在接受學院的訓練後,他純熟掌握西洋畫的技巧,但無論在構圖或設色上,都仍可見到來自日本畫的傳統。1994年他獲得凱迪克獎的殊榮,他是唯一得到這個獎項的日本人,並不是因為他的作品帶有異國風,而是他創作的圖畫書,真正搭起了文化溝通的橋樑。

導演費里尼曾說:「一切藝術都是自傳,珍珠,是牡蠣的自傳。」牡蠣因為傷口的刺激,拚盡全部的力量療傷,成就了晶瑩璀璨的珍珠,對賽伊而言,他用畫畫寫日記,他的書是他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經由創作的淬鍊,這個曾經受傷的靈魂,得到了療癒和昇華。他創作的每一本圖畫書都是他的自傳,都是生命中無價的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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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倫.賽伊(取自ncci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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