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人生.林蔚昀》薇若妮卡忘不掉

總有那麼一本或數本書,一位或多位文人作家,曾在我們的閱讀行旅中,留下難以遺忘的足跡。「書.人生」專欄邀請各界方家隨筆描摹,記述一段未曾與外人道的書與人的故事。期以閱讀的饗宴,勾動讀者的共鳴。

對孩子來說是人生的第一個世界末日。
對貓來說是新男主人。
對狗來說是新女主人。
對家具來說是樓梯,乒砰響,卡車和搬運。
對牆來說是畫被取下後留下的淺色方塊。

——辛波絲卡,〈離婚〉

和前任見面,再次一起度過一段日子是什麼感覺?我不知道。若這句話裡的前任是國家,那我知道。這感覺不好過,像是來到一場別人的生日宴會(或葬禮),所有人卻誤以為你是壽星(或死者)。如果奇士勞斯基電影《雙面薇若妮卡》裡的法國薇若妮卡跑到克拉科夫,遇見波蘭薇若妮卡的家人、朋友、戀人,也會有同樣的感覺吧。

我不是薇若妮卡,但我在離開波蘭兩年後,短暫回到克拉科夫(真巧,《雙面薇若妮卡》那場關鍵的、兩個薇若妮卡相遇的戲就在克拉科夫廣場取景),有一種回來遇見另一個(死去的)自己的魔幻感。

同時遇見前任與前世,三人行處處尷尬,不知要共同緬懷往日美好還是對彼此說「節哀順變」,或甚至「我們不要再見了」。分隔兩年,克拉科夫變了不少。馬車變貴了,食物變鹹了,喜歡的書店裡書變少了,雨後城市瀰漫尿騷味(朋友說:「你現在才聞到啊?」)。抽菸喝酒的人也變多了。當我忍不住想:「大家都這麼焦慮嗎?」才發現,兩年沒抽菸的我,也忍不住抽了幾根,因為從前的絕望感又回來了。

是我變了還是克拉科夫變了?也許,我剛來的時候,它也有這些缺點,只是還在熱戀的我只看到玫瑰色的部分。或者,我正在經歷波蘭版的《回家好難》。離開台灣半輩子的我,在剛回台灣時,不是也很不適應,覺得自己來錯了嗎?有沒有可能是——我害怕想念那些我放棄的東西,所以必須詆毀它們,才過得下去,才能相信現在的人生是對的?

我想念克拉科夫嗎?當然。克拉科夫的綠地和公園是無敵的,夏日的莓果、光影的變化也是無敵的。每當我和孩子在廚房貪婪地吃著覆盆子、黑莓、藍莓、桃子、李子,我總會想起布魯諾.舒茲小說集《鱷魚街》中的〈八月〉:「她從籃子裡倒出陽光絢麗多彩的美——晶瑩剔透、閃閃發光的野櫻桃,新鮮多汁、聞起來比吃起來還要香甜可口的神祕黑櫻桃,以及包裹著夏天悠長午後精華的金黃色杏子。」而當午後的陽光穿過木窗戶進入房間,房裡的光景則像是這段文字描述的:「巨大的夏季從我們陰暗的公寓穿過——它是顫抖空氣的寂靜,是一塊塊在地板上作著燃燒白日夢的陽光;它是手搖風琴的旋律,從夏日金黃色靜脈的深處流出。」

這是我讀過不知多少遍、花費心思推敲、翻譯的文字。我是《鱷魚街》的譯者,也是它的信徒,是它把我帶到波蘭來的。生活在克拉科夫,就像每天都可以看到、翻開舒茲筆下的世界。然而我卻離開了它,像是《沙漏下的療養院》中遺失了童年那本魔幻之書的約瑟夫,也像是被自己的鳥類王國放逐的父親。

我不和波蘭的朋友們說我想念克拉科夫。雖然,他們一直問:「你們會不會想念這裡?你們已經適應那裡了嗎?波蘭和台灣,哪邊比較好?你們已經在地化了吧?以後就只會來觀光了吧?我們不知道下次什麼時候會見面了吧?」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這些問題,它們令我尷尬,就像我剛回台灣時,一直聽到「為什麼要回來?」一樣尷尬。有時我覺得厭煩,忍不住想:如果我是和某個人分手了,大家應該會小心翼翼避免提到那個人的名字吧,更別說「你想不想前任?前任和現任哪個比較好?」這一類的問題了。

我已經多年沒有聽見「哪邊比較好」了。常常聽到,是我剛來的時候,那時,我還是個異鄉人,就像現在。

面對種種複雜的情緒,總會想要找文學來武裝自己。離開波蘭時走得匆忙,還有許多書和物品沒帶走。本來打著如意算盤,想在書中尋找人生困境的答案,我甚至想好要來讀買了一直沒讀的吳明益《單車失竊記》。來到波蘭我才發現,那本書我早就和許多其他的書,一起匆促地捐給雅捷隆大學的漢學系了。

剩下的書,就像那本《有附軼事的機運地形學》中的物件一樣偶然。本書作者之一丹尼爾‧史波利(Daniel Spoerri)有一天把自己桌上的東西畫下來,還詳細描述了每一樣物件,並且邀請他的朋友羅蘭.托普(Roland Topor)、羅伯特.費里歐(Robert Fillio)一起加入來評論他寫的東西。我要如何在偶然留下的書中,尋找人生的答案?我有故事可說嗎?

書堆中有伊坂幸太郎的《Lush Life》。那種不上不下、無路可出的人生,可以和現在的我起共鳴,不過,我的人生還沒那麼慘。珍奈.溫特森的《正常就好,何必快樂?》和艾利森.貝克德爾的《歡樂之家》呢?這兩本書也是關於回家、人和家之間的糾葛,只是對現在的我沒什麼幫助——克拉科夫已不是我的家了。

偶然地,大兒子拿起蜜雪兒.庫瓦斯的《樺樹與鴿子》,說:「媽媽,這是什麼書呀?好有趣喔,有一個男孩站在大象背上!」那是台灣畫家楊允城的插畫,他畫這些畫時只有10歲。「我可以看這本書嗎?」當然可以,只是我沒空讀給你聽。「沒關係,我可以自己讀。」

於是,他就自己讀了,這是第一次,我們分別一起讀一本書(以前都是我讀給他聽)。我為了了解他在讀什麼,為了能和他對話,也開始讀這本關於鴿子.瓊斯——被愛畫畫大象養大的男孩——的故事書。我喜歡這本書嗎?其實還好,它對我來說有點太可愛了,但兒子很喜歡。我在書中找到了人生的解方或安慰嗎?好像沒有,除了一段話:

……當情勢晦暗不明的時候,有時反倒能把事情看得最透徹。當他還是個年輕的豆罐時,有人打開他、吃光他,然後把他隨手扔進水溝。他跟我說,那是他這輩子頭一次這麼接近空無,得以一窺世界那種無遮無掩、帶著鯷魚般銀鋁閃光的真正面貌;他可以看見理想主義離開之後剩下的東西。他說這個世界看起來還是相當美麗,即使從那條水溝看出來也是……

很美的一段文字,很療癒,很熟悉,讓我想起我在倫敦看過的王爾德雕像,和上面的那段話:「我們都在陰溝裡,但仍有人仰望星空。」所以,這還是可能的吧。世界還是美麗的,只是我要轉個方向,才能看到星空。於是,我換了個心情,帶著孩子去探訪那些我們一起去過的地方、住過的小區、玩耍過的公園。

有一瞬間,我真的開始相信,也許幾年後,當我不再傷心憤怒,我可以再次和前任、前世當朋友,並且看見「理想主義離開之後剩下的東西」。但是,就在快要離開時,我發現,因為某些陰錯陽差,我的孩子們被捲入了我已故婆婆的債務官司。

說是債務,其實那根本不是我婆婆去欠的。共產時代,市政府接管了私人房產,勞工階級的公婆和市政府以低廉的價錢租房子,資本主義來了後,房子被歸還給私人房東,然後又被賣給另一個房東,公婆成了新房東眼中的釘子戶,是讓她不能把公寓租給辦公室、商店,賺取更多房租的阻礙。於是她開始漲房租,想把他們趕走,公公拒繳後,被告上法院(聽起來很像都更的故事吧)。

官司持續了多年,公公過世後,婆婆成為被告,最後被迫搬家,還被判要償還一大筆房租欠款。她過世後,家裡所有人為了避免債務,都得去拋棄繼承。我先生在幫孩子們拋棄時,忽略了一個程序,於是,這橫跨三代的荒謬劇,這現實生活的卡夫卡,就落到了他們——也就是我們的肩上。

這不是什麼新鮮事。多年來,我們在波蘭的生活就像是卡夫卡的《審判》(許多人覺得它很抽象,但對另一些人來說超寫實啊),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莫名其妙的不幸從天而降,必須繃緊神經地活。也許,這是為什麼我一直沒讀這本經典,只有看奧森.威爾斯的電影。現實已經夠沉重、夠荒謬了,而且在書中也找不到答案和安慰,幹嘛去看然後讓自己更難過呢?

如果債務的事順利解決,如果時間的距離拉開,或許我能再次心平氣和地看待這個地方,甚至帶著理解、欣賞和懷念。但現在,我只希望我們的關係能像英國詩人羅納德.鄧肯(Ronald Duncan)在〈給M.〉一詩中說的:「我們之間/沒有邏輯上的矛盾;/只是,完全缺乏/任何連結。」

但要走到那一步,也要花上不少時間吧。


林蔚昀
1982年生,台北人。多年來致力在華語界推廣波蘭文學,於2013年獲得波蘭文化部頒發波蘭文化功勳獎章,是首位獲得此項殊榮的台灣人。著有《我媽媽的寄生蟲》、《易鄉人》、《回家好難》,譯有《鱷魚街》、《給我的詩:辛波絲卡詩選1957–2012》、《黑色的歌》、《向日葵的季節》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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