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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概要 離開台北、回到花蓮支亞干部落之後,程廷重新學習部落的語言、勞動、關係與生活方式,也開始從自身經驗寫作。從《我長在打開的樹洞》、《大腿山》等作品出發,談「返鄉」並不是回到一個固定不變的傳統,而是在生活裡重新建立自己與部落、土地及族群文化的關係,也談一位原住民、同志創作者如何書寫自己的位置。 |
在紐西蘭飛地溫暖愜意的空間裏,黃色柔和的光落在人群中的程廷身上,「我的族名叫Apyang Imiq,來自支亞干部落。」講座開始,花蓮太魯閣族作家程廷先與大家分享自己的族名,一個、又一個名字往上背誦,往父親、祖父,朝著古老的祖先血脈追溯。在太魯閣族的命名系統裡,名字是家族血緣強而有力且隱密的連結,順著往上爬梳,名字,其實就是指向回家的道路,每個人站在家族歷史編織綿延的長線面前,身後連結的是一代人的歷史。
「創作對原住民作家來講,是一件既個人又集體的事。」創作路上必然孤獨,一字一句提煉,筆下所書寫的往往不只屬於自己的記憶,是串起家族、部落,以及族群曾經面對的處境,跟隨提起的筆桿進入作品。程廷坦言在書寫時,會感受到無由來的壓力,亦可謂是滲透著喜悅的包袱。集體本質就是難以明喻的事情,但這之於程廷來說,讓他理解到「現身」具其意義,所指的「現身」,是指只要有站上舞台或公開發言的機會,他會感受到一種隱隱的責任:既然身為原住民,是不是應該說些什麼?如果沒有說,又是否辜負了自己的族群?

➤文化來自歷史與生活
在太魯閣族文化裡,有名為Gaya的概念,程廷認為,這是很難用單一中文詞彙完整翻譯的概念,「如果要用比較簡單的方式解讀它的話,它像一種傳染病。」既涉及文化、規範與禁忌,也連結人與祖靈之間的關係,在傳統的家族觀念裡,一個人犯下禁忌,後果不只落在自己身上,牽連的是同一個家族。因此Gaya 形成了集體的約束:行為並非純粹的個人選擇,因為每一個人都存在於家族與祖靈的關係網絡之中。
若有人在過去若觸犯某些禁忌,家族可能透過殺豬、共同分食來處理,小時候程廷並不知道殺豬的意義,長大後才知道那是一種羈絆關係的形成,亦將它理解成一種「共罪」的概念,原本集中在一個人身上的罪,由家族共同承擔,在這個過程中緩緩化解,「原來只要我們把豬切一切,分一分,罪就會變小了。」不過,壞事殺豬,喜事也可以殺豬,有人結婚、孩子滿月、長者百歲,甚至家族中有人考上公職,都能作為殺豬的考量,同一個行動既能分擔禁忌與罪,也能分享喜悅與好運。
即使從小浸潤在太魯閣族文的文化裏,但在大學時期離開部落後,程廷才初次意識到自己與它的距離。與班上其他的原住民同學交談,當大家偶爾詢問彼此族語的某句話怎樣說時,程廷卻無法回答,理應熟悉的文化,在他遠離故鄉後,突然變得陌生,這讓他生出了強烈的疏離感。「在家裡自在的生活,不會特別思考文化是怎麼一回事,我們與跟其他人的差異是什麼。」也因為如此,促成了他返鄉的動機。
➤寫作的靈感:返鄉
在都市生活的經驗裡,他曾直接遭遇以「番仔」等詞彙加諸於原住民身上的歧視,「我當下非常生氣,但我的確知道,在現代社會,台灣原住民在他人目光裡,還是折射了某些陌生與不平等的對待,背後當然顯示主流社會對於我們族群,依然非常不熟悉。」寫作因而成為他呈現部落生活、族群處境乃至公共議題的一種方法,「所以我在某種程度上,想透過寫作表達部落狀況和政治議題。」
程廷寫作的習慣,很早就埋下了種子。童年無聊時,他讀遍家裡能找到的書,父母是虔誠的基督徒,連《聖經》都能成為他的閱讀故事來源。國小老師發給學生厚厚的筆記本,必須記錄每天發生的事情,許多同學沒有寫完,程廷卻天天寫個不停。在大學期間,程廷開始投稿原住民文學獎,持續創作,因緣際會之下,他開始撰寫專欄和申請創作補助,後來獲得出版社的注意。
程廷坦承一開始並不太懂什麼是寫作,只是單純喜歡,而真正讓創作大量湧現靈感的一刻——是「返鄉」,約在2015年,程廷重新回到部落,「剛返鄉的時候,我做了許多文史調查,也包含訪問老人家、傳統料理相關的研究活動。以老葉為例,一般都用作包檳榔,但在原住民的文化裡,它屬於胡椒科、是可食用的,有種淡淡的辛辣味。我的靈感就是從那時湧現爆發,我想讓大家知道老人家在過去建造的事蹟,將它們記錄下來,透過轉譯的方式,變成文學。」
➤書寫圍繞土地、部落與家族
《我長在打開的樹洞》書名連結著部落古老地名Rangah Qhuni,部落旁的溪流上游細窄,流到下游逐漸綿延開展,而部落正位於寬敞之處。老人從山上觀看溪流的形狀,看見它像一棵倒過來的樹,由細細的源頭一路向外長出枝椏。程廷返鄉之後才知道家鄉美麗的意象,於是他將自己想像成一顆種子,曾經隨風遠離故土,又順著風落回原生的地方,重新扎根於土壤,長出枝葉。
回鄉後,程廷到田裏工作、打獵、養雞,回到部落生活的節奏,「我很喜歡奈波爾的《米格爾大街》,裡面所寫的就是小人物的故事,我很想將在日常裡與我產生關係的人,寫成故事。」《我長在打開的樹洞》書中寫田地、山林,寫部落中的人們,細微日常構成程廷理解故鄉的方法,讓身體重新學習與山林共處,重溯與土地、家族及文化之間的關係。
將與族人打獵的經驗寫成〈打獵,第一晚〉,這是程廷第一次打獵,結束後他發現有許多即時的情緒想要表達,於是馬上記錄,在文字裡可見即時的血肉感:
「下山的時候兩點多,我們開始處理獵獲,才剛剛感受到活生生的Pada和Rapit,緊貼背後留下的溫度,下一刻,我們用火槍燒毛,用烤肉夾把毛刮開,再用開山刀支解身體。Watan的媽媽盛了一大碗雞肉湯給我喝,我咬著鮮嫩的放山雞,胃開始轉圈圈,浮現想吐的感覺,努力隱忍下來,我不想在獵人前示弱自己無法見血光,更不希望觸犯Gaya,在辛苦得來的獵物前不能有不禮貌的舉動。」
——《我長在打開的樹洞》
當時與程廷同行的是一對父子,小孩雖然只是國中生,跟著父親進山的經驗卻比程廷豐富。「狩獵有不同方式,一種是設置陷阱、定期巡查;也有所謂的假日獵人,沿著山路尋找動物蹤跡。那次我們去的是一條我很熟悉的溪流,但晚上的觀感會變得完全不一樣,渡溪時,我需要把五感完全放開,怎麼過水,怎麼踏出每一步,都是身體經驗所累積的。」判斷水流的方向、身體如何保持平衡,都必須依靠智慧與經驗判斷,獵人所擁有的知識,是一整套透過身體累積、與山林共同生活的能力。
程廷緊接著分享〈你那填滿Bhring的槍射向我〉,在太魯閣族文化裡,風帶著靈力,「上山打到獵物,就代表一個人的Bhring很好,你的風、你的靈力很好。」太魯閣族相信Bhring是會互相感染的,就像Gaya一樣,打獵是團體行動,假設其中一位獵人做了不好的事,運氣就會受到影響。回到自己的經驗身上,在2019年同婚公投的時候,部落的老人家與長輩們都大力反對,當時程廷都會假裝附和。但反對同婚的結果公佈以後,程廷當下感到非常難過,「因為那時候在部落生活,無法表達自己真正的立場⋯⋯但我實在太生氣了,所以就在社交媒體上直接坦承自己的性向。」
在出櫃以前,程廷不時跟親近且富有打獵經驗的舅舅上山,舅舅甚至跟曾經還是初學者的程廷說,以後將一條獵徑歸給他管理,但在出櫃以後,舅舅就與他疏遠了。
「我的Bhring沒問題,我們一起走過溪流,走過高山,一百公尺到一千兩百公尺,我們打過很多獵物,有飛鼠、黃鼠狼、白鼻心、猴子、山羌、山羊和水鹿。我們沒有一次受傷,如果Bhring有問題,我們早就跌落懸崖,斷一隻腿變成地名。我喜歡男生沒問題,我騎車載你沒問題,我拉你的手一起過河沒問題,你的Bhring不會讓我勃起,不會有亂七八糟的想法,因為我跟你一樣,真的很喜歡山啊。」
——《我長在打開的樹洞》
「文章就是你在現實生活當中,你沒有辦法去達到、或者去談論的事情,也許在這個空間,我們能有機會討論和延伸,在這篇文章的結尾,我寫了一段始終沒有向舅舅說出來的話,但我寫在文學裡,對我來說,是一種更坦誠的面對自己的需求和釋懷。」程廷這樣說。
另一部作品《大腿山》,同樣與山有關,但探索的是部落裡更私密、更難以訴說的歷史。在1950-1970年代,部落的經濟狀況相當困難,許多家庭都面臨貧窮的處境。當時,城市裡有不少性服務相關產業,業者甚至會直接深入部落,尋找年輕女性到都市工作。
歷史牽涉到的並不只是外來產業對原住民女性的剝削,有時候,部落裡的人甚至是自己的家人,可能參與其中。部份家庭生活艱難,只能讓女兒到城市裡工作。在部落裡,這些女性會被稱為「外銷」,族人會直接用太魯閣語稱呼她們。這個稱呼往往帶有負面的評價,認為她們生活不檢點,或是在性關係上比較開放。
「這段歷史其實非常難談,但我覺得,如果只是用這樣的眼光去看待這些女性,其實就忽略了她們背後非常沉重的歷史處境。這不只是某幾個人的特殊遭遇,而是與當時台灣的經濟發展、城鄉差距,以及原住民族所面臨的結構性貧困緊密相關。類似的事情在那個年代反覆發生,並不是單一的個案。所以,我一直很想把這段歷史寫下來。但真正困難的問題是:我究竟應該怎麼寫?如何在書寫這些女性的生命時,不只是重複她們曾經承受的污名與苦難,而是讓讀者看見那些處境背後更複雜的歷史與社會關係?這也是我在創作《大腿山》時,不斷思考的問題。」
➤紀錄沒有被充分說出的故事
講座進入最後問答環節,主持人提出,在長期書寫部落的歷史、文化與自身經驗之後,程廷如何想像自己與部落接下來的生活?
「我應該會死在部落吧。」程廷笑著回答。至少在目前這個階段,他無法想像長期住在其他地方,他仍然喜歡家鄉,希望繼續在這裡工作與寫作。他目前經營的「阿改玩生活」,將多年田野調查累積的知識轉化成部落深度旅遊。從走讀、農事體驗、溯溪,到考古與編織,這些原本存在於部落日常的文化與生活經驗,成為外地人得以接近地方的不同途徑。
一位在廣州長大、後來移居奧克蘭的觀眾,分享了自己離鄉後的感受。當他再次回到熟悉的家鄉,街道與景物依然存在,自己觀看它們的方式卻已經不同。他好奇程廷回到部落多年之後,是否也經歷了類似的轉變?
程廷認為部落的房屋、道路與地景沒有太大變化,改變最多的反而是人與生活方式,像他記得小時候,每逢暑假,孩子們幾乎天天結伴走到溪邊玩水,光是來回就要花上兩個小時,卻不覺得辛苦。如今,他偶爾到部落小學代課,問學生有沒有去過附近的清水溪,有些孩子竟然回答沒有。「我嚇一跳,因為我小時候是很自由的。」
隨著教養方式改變,家長更擔心孩子獨自前往溪流的安全。孩子仍然生活在山林旁邊,卻未必像上一代那樣熟悉自然環境。程廷感受到,世代之間的文化經驗正在改變;但另一方面,政府投入民族教育與文化傳承的資源,能讓部落有機會重新整理、傳遞這些知識。
剛返鄉時,程廷不自覺地接下許多社區工作。因為年輕、讀過研究所,又會使用電腦,長輩便找他協助收發公文、核銷經費、撰寫計畫。當時他覺得,這是自己作為返鄉青年理所當然應該承擔的角色。「但時間久了,我開始意識到:如果我總是把自己放在集體之中的話,我會過得很痛苦。」
程廷越來越感覺到,怎麼樣跟大家舒適地共處,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他看過不少返鄉青年,因為家人無法接受自己的性傾向,最後不得不再次離開。這使他逐漸明白,返鄉不應只是承擔某種龐大的文化責任,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在自己喜愛的地方,找到一種自在的生活方式。
「我不覺得自己必須替所有太魯閣族人的生命經驗說話,也不認為每一本作品都需要替文化與歷史提出一個確定的答案。我想做的,是繼續生活在自己喜歡的地方,認識身邊的人,記錄那些還沒有被充分說出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