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校園祕密日記》作者李宛澍、編輯鄭之雅的訪談，地點約在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平日午後，加上颱風外圍環流影響，天氣時陰時雨，園區裡的人寥寥可數，天空灰濛一片。

即使天候不佳，李宛澍和鄭之雅仍拖著小行李箱到場，裡面裝的是她們為《校園祕密日記》各地活動整理好的資料。訪談中兩人雖常開玩笑，說像這樣的人權議題繪本「不會賣」（或更婉轉的說法「不討喜」），但她們仍然四處走訪，除了新書宣傳，也希望經由這樣的活動，接觸到更多對這議題有興趣的讀者。

《校園祕密日記》描述解嚴前後大學校園裡監控者與被監控者的故事，來自李宛澍學生時期的親身經歷。考入臺大社會系、剛成為大學新鮮人時，李宛澍就加入校園裡所謂「異議性社團／基進社團」，也就是政府眼中「偏激、不妥、偏臺獨」的社團。加入社團沒多久，就遇上野百合學運，有段時間她每個週末都在遊行。後來因為人際間的不愉快，她離開社團，也離開社運圈子，很少再和社團成員聯絡。

一轉眼30年過去，2018年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成立，2019年7月24日《政治檔案條例》通過，散落各單位的政治檔案陸續歸檔，促轉會也通知許多政府監控對象閱讀自身的檔案。2020年底，當年的社團學長看完自己的監控檔案後，約了當時的成員吃飯，席間提及他在檔案中發現社團裡竟有政府安插的線民，監視社團活動，還主動挑撥離間成員間的關係。李宛澍在社團裡曾感到的不快，很可能就是這名線民造成的。

離開聚會後，李宛澍心底湧現著創傷般的反應。那時她剛接觸圖像創作，隔天恰好是報名課程的師生聯展，負責顧展的她，在展場一幅供人塗鴉的畫布上，不自覺地用黑色蠟筆一直塗一直塗。看著畫面，她才驚覺這件事帶給她的傷害。

2024年，李宛澍參加國家人權博物館舉辦的第五屆「人權教育繪本徵選計畫」，幾經思考，決定把這段個人經驗當作創作主題。最初取名為《校園監視日記》，拿下優選，並由人權館與木水月合作出版，改名為《校園祕密日記》。那幅黑色蠟筆塗抹的畫面，隨著創作過程不斷打磨，成為書中檔案墜落黑色心形裡的人像。

➤相反的作者與編輯

在出版《校園祕密日記》之前，李宛澍和木水月的鄭之雅並不認識，透過人權館的媒合才有機會合作。兩人屬於不同世代，成長和工作經驗不同，個性不太一樣，但人生又有許多遙相呼應的地方。

1971年出生的李宛澍，從小在臺南新營長大，唸的是以升學為目標的私立學校，直到18歲考上大學才離開家鄉。性格極度理性的她，不擅長與人來往，但在升學主義掛帥的年代，只要考試成績不錯，就是沒什麼問題的「好學生」。小鎮封閉的環境，讓她感到窒息，「在17歲之前，我都覺得我的人生會無聊到死。」少數值得一提的童年事蹟，就是偷偷翻閱爸爸的黨外雜誌。和同世代多數人一樣，李宛澍成長過程中不曾接觸過繪本，只有林良的《看圖說話》，勉強算是和圖像有關的讀物。

她的升學之路一路順遂，大學考上臺大，之後繼續在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攻讀碩士。然而，只會好好唸書並不足以應付大學生活，不知如何融入人群的李宛澍面臨許多挑戰。這也是她參加異議社團的原因，讀書會、辦刊物，為理念抗爭，符合她用理性保護自己的習慣。畢業後做過雜誌社的文字記者、新聞公關、專案管理，同樣靠著理性的文字謀生。

約莫40歲時，因為工作的機緣，李宛澍才發現自己有著明顯亞斯伯格症候群的特質，從小到大的格格不入豁然開朗，讓她如釋重負。也就在差不多時間，她離開了原本的工作，成為自由接案者，開始接觸圖像創作。畫畫對她而言就像是替自己鬆綁理性的「復健」，「比較自由、隨機的圖像創作，可以讓我把心底沒有辦法用理性或文字處理的東西釋放出來。」

做事一向認真的李宛澍，分別報名了劉旭恭、馬尼尼為的創作課程，從「繪本新手村」出發。像是趕著要彌補什麼一樣，李宛澍以慣用的「理性腦」，積極經營著她的感性創作。2023年她以描述母女關係的臺語文繪本《共汝攬牢牢》獲新北文學獎繪本故事優選，接著就是《校園祕密日記》。

七年級生的編輯鄭之雅，剛好和李宛澍由文字走向圖像的路徑相反。她高中唸的是美術班，會選擇美術並不是出於喜愛，「或許只是為了在原生家庭的不快樂吧。」鄭之雅小時候也不曾接觸過繪本，高中親人去世，班上老師送了她一本《好好哭吧！》，但她坦言看完後並沒有太多的共鳴。

傳統美術教育帶給鄭之雅的是更多的壓抑，逃離美術班成為人生下一階段的目標。考大學、出社會，她都努力避開和藝術有關的選項。大學唸的是政大民族系，練習從創作的感性思考轉換成民族學、人類學式的思考。投身出版編輯時，也儘量選擇人文社科領域。早婚的她，是在陪伴小孩時，才逐漸體會到繪本的趣味，加上工作的機緣，繞了一圈，成為了繪本的編輯。

鄭之雅的家人是高功能自閉症患者，有很嚴重的文字閱讀障礙，但對圖像卻十分敏銳。因此她經手每一本繪本時都會思考，家人「看得懂嗎？喜歡嗎？」希望能以圖像，填補文字無法傳遞的情感。

➤人權故事拿捏距離與力量

李宛澍和鄭之雅第一次見面聊的不是繪本，兩個小時的時間裡，幾乎都在聊自閉症。李宛澍坦言首次和木水月接觸，內心難免忐忑，但知道鄭之雅在出版與人權繪本的經驗，相信她對校園監控這類議題會有興趣。而鄭之雅閱讀初稿時，對校園線民的主題並不陌生。她最擔心的是，這則故事是作者的親身經歷，在討論修改時，編輯需要更謹慎拿捏距離，既要保有親身經驗具有的力量，又不能讓創作者的傷痛遭到消費。

很多創作者談起作品多半感性先行，但面對習於理性的李宛澍，鄭之雅反而要透過對作品畫面的討論，去挖掘作品想表達的情緒：「（《校園祕密日記》）先前的版本，會覺得宛澍好像非常平穩的在敘述一件事情。所以我們要處理的是：怎麼讓她真正透過創作，把自己的情緒也說出來。」一旁的李宛澍深表贊同，她口中創作圖像的「復健」作用，正是要練習在理性之外傳達出「不容易說出來的部分」，鄭之雅的編輯工作，很大的程度也是幫她一起把這部分找回來。

李宛澍是很容易有定見的人，但她相信「如果編輯對這部作品是有愛的，她的意見會幫助這個敘事的輪廓更清楚。」鄭之雅豐富的編輯經驗，讓她在釐清故事上獲益良多。一是讓她意識到需要更清楚的故事線，讓衝突更加明確，讀者才能更了解情節。其次則是結尾，「之雅提醒我，一本書最後停在哪裡，會決定讀者離開這本書時帶走什麼情緒。」兩人花了很多時間討論，這本書究竟要在哪裡停下來？

李宛澍一開始構思《校園祕密日記》時，就設定為雙視角的敘述，以一正一反不同立場來談監控。她很明確表明，不希望判定誰對誰錯，不是只有「這個人監視那個人」，而是要看到「體制」本身的邪惡，為什麼可以肆無忌憚的掌控人們的生活。

幾經討論後，決定了現在的雙開形式，讓裝幀成為敘事的一部分。監視者和被監視者的故事同時存在，讀者既可以讀完一邊的故事再讀另一邊，也可以左右交互閱讀。創傷是《校園祕密日記》的核心，李宛澍選擇以灰階的色調去處理，呼應著主題的調性。結尾也慢慢形成，以茫茫人海的全景畫面，象徵著不知道曾經有多少威權的受害者或協力者，在生活中彼此擦身而過。

➤超越兒童觀點的假設

李宛澍謙虛地說她是「素人創作者」，不是「可以一筆畫下去很漂亮的人」，她更喜歡用「玩」的方式去創作。她很喜歡運用油墨和拼貼，將油墨顏料弄在很薄的紙上，任憑色彩自行散開，產生事先無法預期的效果。她也喜歡把不同色彩和質感的小紙片，剪下來重新黏貼，拼成畫面：「通常我只是大概知道這個畫面想做什麼，接著就把各種紙張放上去試，看看顏色適不適合、位置是不是我要的感覺，一邊拼、一邊玩，讓畫面長出來。」

因為成果是在「無法預期」之下「玩」出來的，李宛澍就曾「警告」鄭之雅，她的「草圖很草」。鄭之雅一開始不太懂，「草圖很草」不是很正常嗎？真的收到才理解，李宛澍不是那種學院派循序的作畫，以草圖為底漸漸增加線條、色彩，打磨成為精稿。她的草圖確實只有簡略的勾勒，再依直覺的把作品「玩」出來。

鄭之雅形容李宛澍由草圖到完稿，「是從0直接跳到100」。但意外的，做出來的圖像，充滿著獨特的個人風格，幾乎都不用再修改。不只是畫面，李宛澍運用圖像述說故事的能力，在鄭之雅看來一點都不「素人」。

《校園祕密日記》描述威權透過監視，傷害了人與人之間最根本的信任和隱私，對被監視者和線民都帶來創傷。李宛澍認為現今的臺灣社會，很多觀念都在進步，但對於威權統治的歷史仍缺乏足夠的對話，未能形成集體的共識和價值。

當艱難議題只剩下文字的論述或辯論，很可能會把很多沒有閱讀習慣的大眾排除在外。面對這類艱難議題，繪本有著不同於文字的優勢——圖像更為直覺，能讓「身體去經歷，才能把那些情緒、經驗找到」。所以她選擇以繪本為載體，嘗試她所謂的「虛構的修復式轉型正義」。

鄭之雅眼中的繪本，充滿各種潛力，並不侷限於刻板印象的「兒童觀點」。所謂的兒童觀點，很多時候只是大人擅自替小孩做的假設，而關於人權與正義，孩子有時候比大人更敏銳。反過來說，成年人更需要這類繪本，「如果一個人對轉型正義、對這段歷史完全不知道，那不管幾歲，在這個題目面前其實都像孩子一樣。」

➤讓人權走到讀者身邊

李宛澍和鄭之雅兩人都很推崇國家人權博物館推動繪本創作，討論轉型正義的努力。李宛澍相信唯有公部門的支持，才能讓很多重要的議題，不受商業市場的雜音干擾，獲得創作的機會。她說，出版這本書並不是因為自己的人生有多麼了不起，她是受作家陳柔縉的名言「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啟發，希望能有更多讀者經由圖像和故事，去感受並不久遠前的臺灣處境。

鄭之雅則由文化多樣性的角度回應，如果出版社只考慮賣錢與否，那麼市場就只會剩下很單一的商品。博物館或公部門輔助的不只是金錢，更是他們長期在專業領域所累積的知識和論述，那才是最珍貴的資源：「臺灣出版市場裡這麼多不同的書，某種程度上一直都在回答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我們是誰？我們為什麼會成為今天的臺灣人？」創作或出版輔助，不只是讓市面上多一本書、一件作品，而是「讓人們持續保有回答這些問題的空間。」

李宛澍最後補充了另一個想法：這些人權館支持的繪本，等於也是它的展品。只是這些展品不是在固定的空間展示，而是和出版社合作，透過另一種形式流通出去：「讓一個可能從來沒有走進人權館的人，接觸到這個博物館想談的事情。」一本繪本就像是一場可以走到讀者身邊的展覽。

訪談結束時，已遠超過閉館的時間，負責接洽的館員們，仍親切協助著後續照片的拍攝。離去前，李宛澍、鄭之雅和館員們抓著空檔，確認接下來幾週的活動安排。看著他們熱烈的討論，真確感受到，這不只關乎一本書，陪伴兩人的那只行李箱，裝的是一場展覽，展示著臺灣所有人都必須正視的歷史傷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