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英國歌手大衛．鮑伊（David Bowie）離開洛杉磯前往德國柏林。當時的鮑伊深陷毒癮漩渦，來到柏林這個被圍牆一分為二的城市，盼望能擺脫被毒品控制的生活，同時也為尋找創作靈感。事後證明，鮑伊的這一決定，對全世界來說意義非凡。

柏林經驗讓鮑伊製作出《Heroes》這張經典專輯，包括後來被屢次翻唱、反覆致敬的同名歌曲。除了整張專輯在全球音樂史上的非凡性之外，〈Heroes〉這首歌長久以來更被傳頌為是「推倒柏林圍牆之歌」。

《Heroes》專輯全程在距離柏林圍牆僅460公尺的漢莎錄音室（Hansa Studio）錄製，據說從錄音室的窗口便可看到柏林圍牆、波茲坦廣場與東德瞭望塔。當時鮑伊的聯合製作人維斯康蒂（Tony Visconti）曾表示：「東德衛兵可以用望遠鏡看到我們的控制室。」

在錄製該專輯的1977年，有報導指出兩名東德人因擅自穿越柏林圍牆而遭到瞭望塔上的東德衛兵槍殺。可以說鮑伊正是在冷戰最前線創作出《Heroes》，因而這張專輯不可避免地反映出柏林這座分裂的城市所代表的冷戰時代精神。

《Heroes》發行10周年的1987年6月6月，鮑伊重返柏林，在國會大廈前的國會廣場展開為期3天的露天演唱會。柏林圍牆可以隔絕人的往來，但隔絕不了音樂的穿透，即便當時的東德把搖滾樂視為可能引起民間動蕩和反叛的威脅，卻也無法阻止上千東德人湧進布蘭登堡門，擠在圍牆下聆聽這場演出。東德警方後來進行暴力鎮壓，拘捕了兩百多人，而統治東德的蘇聯也因此引發各界不滿，鮑伊的演唱會隨之上升成一種政治行為。

演唱會上，深知這種情況的鮑伊在高歌〈Heroes〉前，明確地朝著東柏林方向，用德語向圍牆後的歌迷喊話：「我們向牆另一邊的朋友表示祝福。」兩德的鮑伊歌迷就在這種激動卻又禁忌的情境下，隔著柏林圍牆，合唱鮑伊的歌，也因此〈Heroes〉這首歌被認為是冷戰時代下東西德的地下國歌。

鮑伊演唱會上出現的那幅冷戰時代下的奇妙景觀，活脫脫像是一個預言。因為一周後的6月12日，當時的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Wilson Reagan）就站在柏林人聽演出的布蘭登堡門下，發表〈推倒這堵牆！〉（Tear down this wall!）宣言，兩年後的1989年11月6日，佇立了近30年的柏林圍牆倒塌，兩德統一。

浪漫地說，早在柏林圍牆倒塌前，兩德人早已用音樂與鮑伊推倒高牆，完成了他們第一次的混聲合唱。基於此，2016年鮑伊去世時，當時的柏林市長米勒（Michael Müller）表示：「他的〈Heroes〉一曲是對冷戰分裂下的柏林的讚歌，表達了人們對自由的嚮往。」甚至連德國外交部都發推特（Twitter）表達感謝：「再見了大衛．鮑伊，你現在也成了hero，謝謝你幫助扳倒柏林圍牆。」

➤《怪奇物語》：被獻祭的小11、大衛．鮑伊與大boss威可那

對後冷戰世代來說，不少人是透過Netflix的影集《怪奇物語》（Stranger Things），認識鮑伊這首帶有冷戰印記的歌曲。自2016年7月首播到2025年11月開播最終第五季以來，《怪奇物語》成為近10年來全球性的文化現象，亦是這個時代重要的潮流文化符號之一。不管是充斥在劇中濃厚的1980年代亞文化元素，或是多首因影集而再次進入大眾視野的上世紀流行文化金曲，都讓我們無法忽視這部制霸江湖10年的影集。

《怪奇物語》的故事並不複雜。它發生在80年代一個名叫霍金斯的美國內陸小鎮，透過主人公威爾的失踪、超能女孩小11的出現，以及接連發生的異常事件，逐漸撕開了小鎮的生活常軌，捲入一場超出正常人理解範圍的「顛倒世界」危機。把這個無名小鎮拖進這場生存之戰的，正是左右世界政治局勢近半個世紀的美蘇冷戰。

美蘇冷戰一直是《怪奇物語》的重要背景。威爾的失蹤與小11的存在，都與位於小鎮裡的霍金斯國家實驗室的超能實驗有關。這個實驗室服務於美國對蘇政策，實驗室裡對超能小孩的實驗與培育，出於美國軍方想以超能力破壞蘇聯勢力蔓延與威嚇之故。然而，一切最後都超出實驗室負責人Papa與美國軍方的掌控與設想。

從第二季與第三季，我們得知霍金斯小鎮的地底早已被蘇聯滲透，他們企圖重新打開此前被封閉的「顛倒世界」入口。到了第四季，打怪戰線被拉到蘇聯的堪察加半島。說穿了，蘇聯軍方與美國一樣，同樣想藉助「顛倒世界」的威力與超能力，來瓦解美國的武力恫嚇與稱霸世界的野心。

不過，這個從第一季貫串到第四季的宏大冷戰敘事，卻在第五季裡被收束在「保持純真，忠於自我」這個個人成長的敘事概念中，錨定在威爾等人於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前幾個月的高中畢業典禮。

劇中的打怪天團經歷打倒「顛倒世界」裡的大boss威可那，救回自己的親人、摯友，這段艱苦卓絕的冒險後，各自找到了心的去向——威爾、麥克、麥克絲等人從高中畢業，堅定地朝未知的未來走去；他們兄長輩的南西、強納森等人各自奔向自己的築夢之路；甚至連父母輩的喬絲與哈普也互許終身，決定共度下半輩子。

至於那個拯救了眾人的超能小11，則成了這份厚重的成長禮中永遠無法治癒卻又不知該如何提起的傷痕。無論她最終是生是死，她都將隨著這場成長試煉的結束而慢慢淡出，最終被模糊成一段忽明忽滅的記憶，甚至消失在記憶的地表，以至於她敏感的男友麥克很快便發現得用書寫來留下記憶，阻止遺忘。

以小11作為主軸的美蘇冷戰敘事主線，後設地被消解在以畢業典禮作為勵志成長敘事的象徵中，淪為個人成長的一場獻祭。而與小11一同被獻祭的，還有鮑伊的〈Heroes〉。在系列影集中，導演杜夫兄弟（The Duffer Brothers）共讓〈Heroes〉登場三次，分別是在第一季找到威爾的假屍體時，以及第三季末尾，眾人誤以為哈普已在霍金斯實驗室的爆炸中犧牲時，使用的是彼得．蓋布瑞爾（Peter Gabrial）的翻唱版。

第三次出現則是在第五季的片尾，這次改用了鮑伊原唱版。雖說是接受劇中扮演史蒂夫的喬．奇瑞（Joe Keery）的建議，但杜夫兄弟或許也察覺到敘事主線被擱置的問題，因而試圖以鮑伊原唱版的〈Heroes〉，來完整故事的宏大視野，給劇中的冷戰敘事一個力挽狂瀾的搶救。

《怪奇物語》為什麼爛尾，核心問題正在於冷戰這條敘事主線，被以草率的獻祭式手法處理。然而這個後果，卻也反過來說明了在21世紀重探冷戰的艱難。

不可忘記的是，被獻祭的其實還有威可那。威可那之所以成為「顛倒世界」的大boss，正在於他是霍金斯實驗室超能實驗的起源——超能小孩實驗品的001。這個角色象徵著冷戰犧牲品，而他的成魔與反攻，可說是對冷戰世界的巨大反撲。

001為什麼會變成邪惡的威可那？除了歸咎於那顆讓人禁不住聯想起核爆的奇怪發光石之外，更在於人性之惡對他所造成的傷害——不管是幼年時第一次讓他看到人性之惡的叛逃科學家，或是實驗室裡對他做盡無情實驗的Papa，都是威可那內心最大的恐懼來源。

發光石與超能實驗象徵冷戰時代的科學競賽與武器競備，以此把威可那視作這波美蘇冷戰軍備競賽下的犧牲品應不為過。可惜的是，這條原本應該很能有所發揮的情節線索，卻在杜夫兄弟放棄冷戰敘事的情況下，被轉換成是威可那自身無法掙脫心魔的個人性失敗，這再次證明當下重探冷戰之艱難。

➤米克．赫倫的「Slow Horses系列」：後冷戰時代中的冷戰遺緒

說起冷戰敘事，有什麼比間諜故事更具代表性呢？在《怪奇物語》第五季開播前兩個月，《外放特務組》（Slow Horses）第五季在Apple TV+上線。該影集改編自英國間諜小說家米克．赫倫（Mick Herron）的同名系列作品，該系列目前已有13部作品。故事主要講述英國軍情五處裡的一個邊緣部門——斯勞部門（Slough House，又譯「絕望屋」），在真假難辨的「倫敦規則」下，努力保衛英國免受邪惡勢力侵害之餘，還得在遭到軍情五處總部設計陷害時奮力自救的故事。換言之，這是一個後冷戰時代的特務故事。

斯勞部門的成員沒有一個是無所不能、風流倜儻的007式菁英特務，是一群在工作上發生過嚴重失誤而被下放的「魯蛇」。他們的上司傑克森．藍柏，則是個不修邊幅、行動顢頇的老頭。透過這個「魯蛇聯盟」，米克．赫倫在反映後冷戰時代間諜文學與間諜形象演變的同時，也在摸索與試探如何重新講述間諜的故事，勾勒後冷戰的圖景。

斯勞部門及其成員就是這幅圖景的具體化呈現。該部門對後冷戰時代的特務來說，是一個絕望之所。因為當你拉開斯勞部門大門的那一瞬間，就已成為一顆被主流拋棄的棄子。更加絕望的是，這群棄子被總部設定的作用是背鍋。當總部急需替罪羊時，他們便會無情地將這群棄子推回權力鬥爭的絞刑台上，讓其自生自滅。

換句話說，Slow Horses系列討論的問題之一，是充斥於冷戰時代的「忠誠與背叛」。而赫倫的高明之處，是在此問題上，進一步追問：在後冷戰時代，國家機器以什麼作為忠誠度審查的標準？當特務淪為平常社畜時，他們該怎麼忠誠，又會被誰背叛？

就《外放特務組》第一季和第四季來說，斯勞部門所面臨的殘酷背叛，並非來自某個具體的反派人物或特定的恐怖組織，而是來自於自身服務的國家建構出的一整套系統性背叛機制，也就是小說裡屢次出現的「倫敦規則」。

所謂「倫敦規則」，簡言之即明哲保身。進一步說，其實就是沒有規則。在後冷戰時代，威嚇斯勞部門成員的不再是外部的蘇聯間諜，而是總部的權力鬥爭與失控。在這種腐敗卻又精密的背叛機制作用下，思想與信仰不再是檢視忠誠度的標準，民族／國族身分也不是，利益互惠與權力互換才是忠誠的信條。而為國家出生入死的間諜或特工就在這種機制下，淪為可能隨時被國家機器拋棄、甚至鏟除的棄子。

如何延續冷戰記憶，則是赫倫在Slow Horses系列中要討論的第二個問題。藍柏手下之一的瑞佛．卡特萊特承擔起這個重責大任，因為他是傳奇間諜大衛．卡特萊特的外孫。

瑞佛從小聽老卡特萊特講冷戰時代的間諜故事，被教導如何觀察人的細微表情、如何徒手拆卸手槍、如何進行跟蹤與反跟蹤等。這些幼年時讓瑞佛沉迷其中的「童年遊戲」，殊不知卻是老卡特萊特給外孫進行的間諜技能訓練。不具冷戰經驗的瑞佛在老卡特萊特的訓練與調教下，成為冷戰記憶的繼承者與延續者。而這項職能在老卡特萊特罹患阿茲海默症後，越顯重要。

在後冷戰時代，冷戰時期間諜的記憶涉及國家的利益與安全，宛如一把雙面刃。在國家看來，當冷戰的記憶惠及國家時，便是需要保護的珍寶；反之危及國家時，便成為必須盡速銷毀之物，包括擁有這份記憶的間諜本人。作為老卡特萊特冷戰記憶的繼承者與延續者、卻又屬後冷戰世代的瑞佛，不僅陷入雙面刃的尷尬處境，同時具有重新講述冷戰記憶的能力，甚至得以再次占有。

包括瑞佛在內的斯勞部門的種種自救行為，則解構了冷戰記憶，使之獲得重新被檢視、被理解、被分析的可能。在此情況下，被以總部作為代表的國家機器判定無用的記憶與棄子，最終成為一把利刃，刺穿了國家機器製造出的謊言。

冷戰之傷可否痊癒，則是貫穿Slow Horses系列的核心問題。這體現在藍柏這個縱橫全系列的核心人物上。作為冷戰時代活躍於諜報第一線的前間諜，藍柏在後冷戰時代「放棄治療」式的工作與生活態度，緣於他在冷戰時代，特別是柏林圍牆倒塌前後受到的一連串傷害——殘酷的追捕與刑求、轉瞬即逝的忠誠與背叛、關乎存亡的死亡遊戲，涵蓋各種失去以及未盡責保護的愧疚。藍柏日後有多喪，就意味著冷戰對他有多傷，這個角色正象徵著冷戰時代遺留下的難以痊癒卻又緊緊相隨的創傷。

在藍柏的冷戰創傷裡，無法保全同僚的愧疚占比不小，這可從《外放特務組》第二季看出。柏林圍牆倒塌後，被軍情五處懷疑變節而遭到開除的前間諜迪基，心臟衰竭猝死在公車上。對此有所懷疑的藍柏展開調查，並很快確定迪基的死跟「蟬」有關。

經過奔走，藍柏釐清了前因後果：在冷戰結束20多年後，依然蟄伏在英國的「蟬」——傳說中的「波波夫」發現自己罹癌將不久於人世後，決心為他昔日的英國情報下線之死進行復仇。由此可見，第二季講的便是蘇聯的冷戰遺緒對英國進行復仇的故事。

波波夫的復仇與藍柏的調查同樣出於對同僚的愧疚，以及想徹底弄清楚冷戰遺留下的謎題的動力。在後冷戰時代，不管哪一個陣營的冷戰間諜，對冷戰時代都又愛又恨。愛的是那個時代曾讓他們光彩奪目，恨的是那個時代更讓他們滿身瘡痍。

至關重要的是，在後冷戰時代，他們不僅被抹除了過去，連同未來也一併被送葬了。這道冷戰之傷，連昔日的硬漢間諜藍柏都難以承受，他只能以廢來鎮定心靈，以老練的前線諜報經驗來保護「魯蛇」們少被「倫敦規則」吞噬。

出於不同藝術形式之間的表現差異與受眾需求，《外放特務組》每一季都會對原著進行改編，但故事主軸的改動不大，除了第五季。第五季的原著《倫敦規則》（London Rules）中，在英國發動去穩定化恐怖襲擊的是北韓安全部門，但影集改成了利比亞，以暗示北約在2011年對利比亞的干涉。可見比起相對遙遠的冷戰，影集欲更加貼近進入21世紀後的全球政治現實。

在「干涉主義」的政策主導下，英國為了自身的長期利益，干預他國政權，失敗後又求全身而退，利比亞正是曾被英國犧牲掉的祭品之一。改成利比亞其實挺貼合小說名「倫敦規則」所指涉的「明哲保身」，如此當然也就只能擱置「老卡爾萊特—藍柏—瑞佛」這條冷戰敘事。

這類較大的改動，應該是經過米克．赫倫同意的。作為出生於後冷戰時代的反英雄敘事、反傳統間諜敘事的小說家，赫倫的目光自始至終都緊緊鎖定在英國官僚體系、干涉主義、脫歐後的政治極化，尤其是知識菁英對這種狀況的無能為力，或說有志難伸。赫倫以此探問的，不僅僅是冷戰遺產在後冷戰時代的繼承與延續，還有對西方文明墮落的深層焦慮。

➤《烈愛對決》：Ilya的「俄羅斯性」與美國老大哥

相較於赫倫的反類型，加拿大小說家瑞秋．里德（Rachel Reid）的男男羅曼史小說「遊戲改變者」（Game Changers）系列，則非常尊重傳統類型。當這個傳統類型的男男羅曼史被雅各．提爾尼（Jacob Tierney）改編成影集《烈愛對決》（Heated Rivalry）後，一舉在2025年底讓加拿大成為世界的焦點，盡吐川普上台後對加拿大施加諸種羞辱的怨氣，展現出加拿大驚人的文化想像力與藝術創造力。

影集《烈愛對決》主要以「遊戲改變者」系列的第二部《烈愛對決》（Heated Rivalry）為主線進行改編。故事講述來自俄羅斯的天才球員Ilya與加拿大的亞裔勁敵Shane從2007年起，將近10年的祕密戀情。來自不同地緣政治背景與家庭環境的兩人，在冰球場上是旗鼓相當的競爭宿敵，但在私下，兩人卻在赤裸裸恐同（且厭女）的冰球運動圈中，逐漸卸下恐懼與心防，從一開始的調教式肉體性愛關係，變成互許終身的同性伴侶。

這部前期幾乎沒有太多宣傳的影集，由加拿大本土Crave平台出品，經HBO同步上線後，異軍突起，橫掃全球社交媒體。包括加拿大前總理杜魯多（Justin Trudeau）、萬眾矚目的當紅紐約市長曼達尼（Zohran Mamdani）在內的公眾人物們，都不吝傾情推薦，更不用說傾巢而出的各種「磕學家」、腐女、LGBTQ+社群、順性戀者等。

撇開橫掃社交媒體的「磕學」，《烈愛對決》是一個具有眾多分析角度與可能的豐富文本，只單純把它框定在亞文化的耽美文本來接受，著實小看了雅各．提爾尼的敘事能力與創作力，更削弱了該文本的言說力量與藝術價值。特別是還忽視了彌漫在影集中的濃厚「俄羅斯性」（Russianness）與「漫長的後冷戰」，而這主要體現在Ilya這個人物。

Ilya身上的「俄羅斯性」可說是一把雙面刃，「俄羅斯性」所帶出的異域風情，是他對Shane具有强烈吸引力的因素之一，卻也是造成他與Shane的情感在內心變成一場巨大的撕裂與拉扯的深層原因。比起冰球運動圈的恐同，內建的「俄羅斯性」對Ilya具有更强烈的作用，而且是深層內化的、無法抵抗的，且不知不覺的影響。

俄羅斯並未在法律上直接禁止同性戀行為，且從1993年起，同性性行為也已合法化。但俄羅斯透過一系列立法和社會政策，嚴格限制LGBT群體的公開表達、宣傳與權利。這種壓制性政策的形成，自然與俄羅斯的歷史傳統、宗教、政治策略，乃至社會結構密切相關。

劇中Ilya與警察高層父親的關係，以及他從不離身的東正教十字架項鍊，都明確表現出這種「俄羅斯性」裡的規訓結構如影隨形。禁錮Ilya這頭俄羅斯猛獸的，從來不是Shane所面臨的性向認同，而是來自於從小接受的家族、國族乃至國家機器的規訓。

在Ilya與Shane進行「肉體搏擊」時，頻繁地在鏡頭前晃動的那條東正教十字架項鍊，是Ilya自殺母親的遺物。強大的父權規訓讓他的母親悲傷到決定了結自己的生命，拋下年僅12歲的Ilya。這條項鍊可說是規訓與禁錮的具象，無時無刻不在提醒著Ilya必須要服從，如此才不會被家族、國族的規訓所傷，才能有家可回，即便俄羅斯從來沒有給予他歸屬感。

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對LGBT的壓制性政策，出自冷戰以來與西方的緊張關係。俄羅斯將LGBT權利定義為「西方文化殖民工具」，進而透過抵制其「强加價值觀」來彰顯主權獨立。

2023年，俄羅斯禁止歐洲法院關於LGBT權利的判決在俄執行。面對西方的制裁，俄羅斯非但沒有低頭，反而進一步加速「去西方化」，將反LGBT政策作為「抵抗文化滲透」的象徵，並將歐美國家的跨性別者權益法案形容成是「精神錯亂」。由此可知，規訓Ilya的除了俄羅斯自身的規訓結構之外，更含括了「漫長的後冷戰」對俄羅斯的影響。

此外，「漫長的後冷戰」也顯示在Ilya對美國的接受上。根據小說裡的表述，美國生活似乎不那麼符合Ilya的脾性，在影集裡，他也屢屢批評在美國喝不到好的伏特加，在美唯一聲氣相通的好友還是從小一起長大的俄羅斯朋友，最後一集更傳達出Ilya打算離開美國，前往加拿大打球的訊息。當然，這個選擇除了是因為他與Shane確定了關係，亦可看成是「漫長的後冷戰」與他身上的「俄羅斯性」相牴觸的必然結果。

即便如此，Ilya和Shane要想修成正果，沒有美國的助力是不行的，畢竟以冷戰邏輯來說，只有美國老大哥能有效對「俄羅斯性」進行壓制。影集裡喜劇收場的這個「喜」除了來自情感的雙向奔赴之外，更來自兩個重要的前提：一是Ilya因父親過世終得以斷開與俄羅斯的聯結，二是勇敢的美國紐約隊隊長Scott身先士卒，在球場上公開出櫃。

換言之，當Ilya透過父親離世完成了「弑俄羅斯性」（或說「弑父」）後，還得有美國隊長的助力，才能更加弱化「俄羅斯性」對他進行的制約。可以說，是美國老大哥出手，才讓Ilya與Shane得以成為第二批的「遊戲改變者」。

美國隊長出櫃的情節，其實是來自既導又編的雅各．提爾尼對這個系列作品的獨特理解。影集中關於美國隊長的橋段，來自系列第一部《遊戲改變者》，提爾尼將此故事，拿來當作影集《烈愛對決》的副線，並讓這條副線有效地支撑主線的發展。

副線的導入不僅為Ilya與Shane的愛情完成提供了合理性，更讓影集《烈愛對決》進入經典之林。雖然無法確認雅各．提爾尼這個處理是否有敘事之外的考量，但這樣的安排隱約讓人感覺到，即便在後冷戰時代，冷戰邏輯在明裡暗裡還是起著作用，更不用說這部被稱為「加拿大奇蹟」的影集，最終還是得靠美國串流影音平台才能出口全世界，享受到站在世界中心的滋味。

不難想見，在冷戰邏輯彌漫的情況下，提爾尼要面對的下一道難題，應該就是如何處理在Ilya的「俄羅斯性」被連根拔起，植入Shane所象徵的加拿大中產白人亞裔社會這顆隱雷。小說《烈愛對決》的續集，即系列作品的第六部《漫長的遊戲》（The Long Game）中，「弑父」的後座力讓Ilya破碎了，出現了憂鬱傾向，而Shane也因和Ilya的關係外洩而被蒙特婁球團釋出。

此時已經沒有美國老大哥在場助力了，問題該當何解？畢竟，原著作者里德可以從尊重傳統類型的出發點，用「愛可以解決一切」來化解，但提爾尼不能。因為他在第一季中已經把這個問題放上檯面，他只能去思考如何在不改變「喜劇」結局的前提下，在「漫長的後冷戰」氛圍中，妥善且合理的完成他的敘事。

➤亞文化中的後冷戰餘波

本文標題的「漫長的後冷戰」，借鑒自日裔美籍社會學者橋本明子在《漫長的戰敗》（The Long Defaet）一書中，提出的「漫長的戰敗」這個概念。橋本明子的說法，或有再行商榷的空間，因為若以時間概念來說，「戰敗」指的是政府宣告敗戰的那個當下，而自那個時間點以後，就應該稱之為「戰後」。如此，以「漫長的戰後」稱之或許更加適切。不過，若以一種戰敗那一個時間點當下的氛圍去理解的話，也許就不會那麼難以接受這個表述。

以此來考慮冷戰與後冷戰。眾所周知，冷戰結束普遍指蘇聯解體的那一天，此後便是後冷戰的開始。至於後冷戰何時結束，目前誰也說不準，即便結束了，後冷戰還是會以一種氛圍的形式，漫長的彌漫在我們周邊，包括在我們都熱愛的亞文化作品裡。

我們該如何在找出瀰漫著「漫長的後冷戰」的亞文化作品後，對它做出有效的分析與拆解，從而對「漫長的後冷戰」進行批判與繼承，乃至反省與提醒？這就是我們這些同時對戰爭、歷史與亞文化有所關心的人的工作了，特別是在現在這個需要擁有歷史感覺與歷史想像力的當下。●